探索解放思想的应有路径

探索解放思想的应有路径

    解放思想历来是共产党人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法宝。广东前段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备受关注。毫无疑问,讨论对于最大程度地凝聚党内乃至全省人民的共识,对于破解制约广东实现科学发展的难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理论性命题,全面科学地把握其意义,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思考。

    必须重视对解放思想价值维度的思考     

    提出重视解放思想的价值维度的思考,就是要求能够明确究竟为什么而解放思想。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发生于全党全国人民努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的。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发展观念的转变,破解制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题,促使广东更好地担当起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角色。根据这一理解,把握解放思想的价值维度,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重铸发展观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对国家尽早摆脱贫困的迫切期待和对国际政治经济激烈竞争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念,并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的引进,为我国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但是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以及国家管理的滞后,也造成了许多发展上的困境。广东社会发展出现了像汪洋书记所说的五大突出问题:经济发展较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优化,资助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有待改善；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有待提升。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们发展观念的转变。围绕着科学发展而展开的解放思想,必须切实关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第二,矫正物化取向。科学发展观传递给人们最为温馨的信息是强调“以人为本”为这个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对于市场所固有的物化和非人化倾向的合理矫正。物化和“非人化”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市场的逻辑中,人是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的。人是什么?是资源(人力资源),是要素(生产过程中的诸种要素之一),是具有某种功能的“人手”(缺乏创造力输出的体力拥有者)或者“人才”(拥有某种创造力或特殊技能者)等等,这都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对象。尽管买主可以为购买它而付出较高的价钱,但这仅仅是买主用于创造利润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种投入。一旦这种要素不能为买主带来利润,它们也会像其他应当淘汰的生产工具一样,被弃之不用。这是人在市场逻辑中极为无奈的表现。另外,在市场的空间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互为手段的关系。毫无疑问,人们在市场中的活动,总是以自己作为目的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又不得不把自己贬为满足他人需要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演绎为互为手段的关系。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寻找到人们之间这种关系模式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人是目的”这一伦理学上的重要命题相冲突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定为它的核心,这是对发展目的的人性化揭示,更是对人的极大尊重。当然,由于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物化的,是非人化的,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是无法在市场的逻辑中得到满足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人们既要看到市场这种物化与非人化的倾向,更要努力寻找平衡、制约以至矫正市场这种倾向的有力措施。这一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当然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

    第三,平衡竞争逻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同质性社会,而是多样性统一的社会,用古人的话说即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多样性社会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从同质性走向多样性,凭借的重要手段就是竞争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引入。随着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也在社会生活中被全面引进。竞争机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最为突出的就是创造出一个多元发展的繁荣社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具现代性特征。社会“多元”的具备是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但是,竞争毕竟就是竞争,竞争机制会导致人们通常说的“马太效应”、两极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等等。这种关系如果失去必要的调节与控制,社会就会由此而出现严重的不和谐甚至是动荡的局面。因此,作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当然要面对这种社会建设要求,既要努力防止社会加剧出现不和谐的局面,更要寻找使社会发展不断走向高质量和谐发展的道路。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规定了这次解放思想必须走向以更科学、更人性、更和谐为基本内容的价值维度。

    不应屏蔽对“洋教条”倾向的检讨     

    讨论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束缚中解放出来?检索时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可谓十分广泛。但是,人们批评“左教条”、“土经验”,却屏蔽了对“洋教条”的检讨。而事实上,时下社会发展出现许多严重不和谐现象,都与“洋教条”的影响密切相关。

    所谓“洋教条”,是一种把西方的某些学说、理论与观点教条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变化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资源,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人们的思考能力,促进了学术上的多元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正如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样,也有人把某些来自西方的学说、理论和观点教条化。而且通过各种学术的与非学术的方式,如公共论坛、时事评论,以及大众媒体的其他方式,进入社会的实践领域,扮演着强势的公共理论角色,直至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当然前提和评价实践的流行性标准。

    从内容上看,中国时下流行的“洋教条”倾向并非具有明显的一以贯之的逻辑,但总体上属于一种较为原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有关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上,这种“洋教条”倾向表现为把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政治自由化当作应有范本,并以之去评价和规划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把“去社会主义化”作为其基本的立场与主张。例如,它主张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热衷于民主政治,但反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方向。它拥护改革开放,但反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甚至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读为实质上是国外的某种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一句话,它基本上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持观点相左。当然,社会有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的言论存在,能够提供人们进行思考的多元化信息,这既是社会的福音,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不是停留于关注是否为官方的,而是着眼于寻求对中国社会发展真正有益的思想,那么,我是赞成邓小平关于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的。

    其次,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主张一种“市场单轨道”的僵化思维。它不仅在经济上,神化市场的作用,甚至力图把市场原则引入许多不属于也不应属于经济范畴的领域,如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制造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而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着的市场失灵问题,则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努力粉饰,或者干脆指称为市场改革没有到位所致。尤其当政府出台一些平衡和矫正市场举措(典型的例子如广州市政府出台有关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政策)时,常常被扣上改革倒退的帽子。这种视野中的市场已经不仅被神化,而且被极端意识形态化。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单一地固守于市场这一僵化逻辑。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就曾经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显然,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的前提,是邓小平对于两者作出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所包含的经验内涵的丰富性和手段空间的广阔性,都是“洋教条”所持“市场单轨道”逻辑所难以达到的。

    再次,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固执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主张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式。如果不是满足于从书本中掏学问,而是面对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实际的话,就会看到固执于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时常需要担当有效组织者的角色,以推动国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战略。这次富有成效的抗震救灾,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小政府”体制,那是不可想象的。尤其中国是采用“非均衡化”的发展战略的,“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邓小平语)。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在善于借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有效地发挥政府的应有职能,包括“加强宏观调控与引导,有效解决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盲目性”(汪洋语),积极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协调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提高共同福利水平,促进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解放思想何以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 　　

    从事实判断的方面来看,解放思想历来都是共产党人推进工作的思想武器。然而,仔细审视历次解放思想运动的发生,其共同的特点是,往往发生于寻求重大历史难题的破解时期,自上而下地推进。这意味着或者政治或者经济等重大问题,面临着较大的困扰,也意味社会自身仍然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自主行为的必要活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仍然不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成熟社会。而且,由于解放思想是要靠自上而下来加以推动的,是否有一个清醒的领导人,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领导人尚未登场,历史就会出现另样。社会如果长期维系于这种状况,将会是十分悲哀和危险的。因此,着眼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的现实,人们需要深入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思想解放何以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我认为,当前导致解放思想无法成为社会常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微观角度看,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尚未完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活在当下并不意味着他就活在现代。现代人的重要特征,就在于经过现代性的陶冶,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的思维倾向和独立思考能力。从消极的方面看,这样的人是较少唯上唯书唯祖宗的。一旦社会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成员,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你要使人们的思想僵化起来,都会是十分困难的。第二从社会宏观体制看,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足以使社会真正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这些年来,学界许多人都在呼唤市民社会的成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希望社会与国家(政府)能成为各具相对独立的系统,各自遵循各自的逻辑,从而使社会具有“自己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这些年来,国家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用意之一也在于促使经济实体能够独立的面向和应对市场,摆脱企业成为政府附属物的状态,培养在规则的范围内独立决策和行动,并独立承担这种决策与行动后果的心理倾向。然而,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只要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常常运用自上而下的推进解放思想的方式,就表明我们的这个过程远未完成。

    因此,何以使解放思想成为常态的问题,就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需要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经济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已经确立,市场经济的根本制度系统也初步形成,当然,各种相关的配套制度远未达到完善,经济实体的独立法人地位,尤其在实际上如何使经济实体真正独立于政府,而不是以新的方式依附于政府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努力。在政治体制方面,应该致力于理顺中国社会条件下,人民与政府和党等诸多属于“政”的要素的关系,自觉坚持“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要致力于“民为官本”的文化培植,使我们的社会逐步告别“官为民师”的状况。同时,致力于中国条件下的“治”权系统的合理配置,促使中央向地方,上级向下级,政府向社会逐步合理放权的发展,使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有可能真正产生于民间和基层,而不是相反。

    其次,必须致力于公民意识与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公民与臣民的最大区别在于,公民对于政府来说,是授权者,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与官员的治权都是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因此,公民是独立自主的主体。臣民则是臣服于统治者的子民。服从与统治就是臣民时代基本的政治文化性格,相对于统治者来说,臣民仅仅是消极接受治理的客体。自从我国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在法律上已经结束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但是,要使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地位,强化公民的主权意识,消除旧社会旧的政治文化遗留下来的臣民意识十分重要。这也是构筑社会普遍思想解放的根本基础。

    思想解放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首先必须表现为一种能力。要使解放思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人们仅有解放思想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素质,特别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思考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但由于工具理性至上的实利主义倾向的影响,社会在出现崇尚知识的同时冷落了思想。忽视了看似空灵“无用”,而实际上对于提高人们思考能力至关重要的诸多学科,如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当前,应该提倡培植“爱智心性”,引导社会成员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建构自身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使思维具有足够多元的信息参与。这是思想永不停滞的不竭源泉。

    总之,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次地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的推动,而应该努力追求使解放思想成为一种常态。并通过诉诸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与思考力,培植起成熟社会应有的那种“自己发展”机制,为解放思想注入永不衰竭的动力。(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