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宗教信仰

我很想获得一些中国的知识阶层信仰宗教的统计数字，但似乎没有人在详细做这个调查工作。知识与宗仰信仰之间是什么复杂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的《知识阶层对世界诸宗教的影响》一节中谈过这个问题，在此我不再展开论述。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感觉到中国的知识阶层正在不断地投入宗教信仰的“黑洞”之中。
　　 2003到2004年间，我居住于贵阳市，于2004年底离开贵阳，并日渐与贵阳的知识份子群体拉开距离。除了一些生活的变故之外，最主要原因在于，贵阳的知识份子们正在陆续地投入了佛宗密宗的怀抱之中。每一次聚会，所谈的不外是“活佛”、“放生”、“神通”这些话题，很难再进行纯正的学术对话。贵阳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缩影，在成都、广州、深圳等地，我的知识阶层的朋友圈中，信仰佛教（尤其是密宗）的人不在少数。
　　 这只是中国南方的个人视眼中的知识阶层的信仰情况，在中国北方呢？我的一位北漂朋友前一段时间向我倾诉了在北京的虚无：他身边的绝大部份的知识份子们都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让他感觉到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因为他也是从将要信仰的边缘撤退了回来。
　　 因为中国南北政治与文化气候的不同，所以中国南方的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带有巫术色彩的佛教密宗，而北方的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天主教。
　　 中国的知识阶层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为何逐步地迈入宗教信仰的世界？每个知识份子有自己的选择一种宗教去信仰的个人原因，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会相同，但是，作为同一个阶层中的一分子，他们无法摆脱自己这个阶层的一些“共同背景”，换言之，因为这个阶层碰到了一些转折性的问题，在这种转折的背景中，阶层中的个人宗教选择将不全然是个人原因，这“个人原因”不过是阶层原因的症状表征罢了。在西方世界的眼中，知识与幸福相反（知道得越多就越不会幸福）；而从常识上来说，知识也与宗教相反，也就是说知识懂得越多越不可有信仰宗教，因为宗仰信仰有明显的反智反理性倾向，而知识则会阻碍你去信仰宗教，所以，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关于宗教的知识和宗教信仰。
　　 但中国的知识阶层似乎正努力将“知识”之鱼与“信仰”之熊掌左拥右抱，这“贪婪”的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韦伯认真考察过宗教的发生学，他发现，在所有宗教的起源中，都与身份、阶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最低层的农民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成为“一种宗教的担纲者”，“只有在受到奴隶化或赤贫化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军事贵族呢？“军事贵族——特别是封建势力的——通常并不容易转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官僚更不可能诞生宗教，“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商人也不太可能成为宗教的担纲者，因为“他们生活之强烈的现世取向，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倾向先知型或伦理性宗教”。在层层的分析与剥离之后，韦伯发现，许多宗教基本都是从“职工”中诞生的，他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个独具特色的职工的宗教。它的救世主耶酥是个小镇职工，而他的使徒则是流浪的职工，其中最伟大的保罗是个帐篷制造匠，他对农业事务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在其书简中错误地应用了一个有关接枝过程的比喻。”所以，“与农民阶级相较之下，职工阶级显然更倾向教团宗教、救赎宗教以及（最终）理性伦理的宗教。”韦伯发现，除了“职工”这个阶级之外，“小市民阶层”也是“较易倾向一个理性伦理的宗教，只要存在着有利于此种宗教之出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宗教的发生，除了群体是“职工”之外，居住于城市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宗教的发生学往往也会成为“个人的宗教发生学”，后来者信仰宗教的历史中，什么阶层什么身份的人更容易信仰宗教，仍然可以验证韦伯的理论的正确性。如果我们似乎有些古板地从韦伯的视角审视今天中国知识阶层的宗教信仰现象，大致可以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自从八九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地变急剧地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份子是社会与文化的启蒙者、是精英，有意识地充当了中国的“文化祭司”——一种虚幻的宗教感在支撑着他们。但八九之后，中国社会大转型，一切都市场经济化，知识份子被从社会的核心旋转着甩出来，体制的离心力让这昔日的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祭司”阶层失重，最后，被定型为“职工”，专业化的分工让知识阶层不再高于农民，不再比商人更感觉良好，甚至比不上官僚阶层，知识与学术被变形为一种与教育或传媒有关的“技术”，从形而上的层而跌入了形而下的实用，再没有比这种“变形记”更让中国的知识阶层啼笑皆非的历史大变革了，犹如一场恶梦。知识份子成了“职工”，大学职工、媒体职工、文化产业职工……而这些“职工”的生活环境不再是以前的权力高层沙龙，也不是可以被大自然分散注意力的乡村，他们离开“工作场所”之后，即是“小市民”。
　　 “职工”加“小市民”就是现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真实处境，这种处境，自然谙合了韦伯所讨论的“宗教发生学”，只不过现在的中国知识阶层不用“重新发明宗教”，已有许多种宗教供他们现成地挑选。但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按照韦伯的说法是“伦理宗教”，这种救赎宗教会给信仰者预设“拯救”，所以也就要求信仰者无限服从人格神与神在地上的代理“祭师”、教团。信仰者必然清空自己的心灵，以便于使它可以被神灵或冥想所充满。当中国的知识阶层失却了指导、批判社会的“特权”之后，心灵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逃避进宗教“黑洞”的第二个理要原因：心灵的不够强大。强大的心灵是无所依恃的，它不用依恃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特权、爱情、性……尤其不用依恃宗教，只有将这些潜在的依恃完全排除掉的而自足的心灵才是强大的心灵。但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灵则不是这样的，它们需要有所依恃，当“政治”不需要它的依恃，并且这种依恃变得不可能之后，它自然会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宗教。
　　 关于这一种“政治替代”，我们可以反推雷蒙·阿隆的理论以证明。雷蒙·阿隆在其《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中指出：“上帝之死在人的灵魂中留下了一片空白，但是内心需要依旧存在，需要一种新的基督教来满足它。只有知识份子能够发明甚至宣传一种为学者所接受的旧信条的替代物。”这种“新的基督教”在雷蒙·阿隆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西方社会的知识份子们从宗教失落退到了共产主义，而今天的中国恰恰相反，从共产主义的失落退到了宗教，为何这种相隔不到一个世界的相互运动会在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之间转换，答案是：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习惯了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阶层（不管是习惯于依恃还是反抗）在被共产主义扫地出门之后，自然，因为“灵魂中留下一片空白”，于是选择了宗教。
　　 至此，我们讨论了两点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选择宗教信仰的原因：成为职工与心灵不够强大。但有一点我们尚未讨论：为何选择的偏偏是天主教、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其实很好解释：中国知识阶层更多是东方式地从仪式的角度来接受宗教，然后才是宗教精神，而这三种宗教，正好完美地提供了各种巫术性的仪式。在韦伯看来，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各教派的弥撒或者告解，或者藏佛教的各种仪式，本质上都是巫术的残留或者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大多数的信众而加放的巫术成份。尤其是藏传佛教，在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家眼里，更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原始巫术。因为中国儒家的精灵崇拜的影响，中国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带有巫术性质的宗教。事实上，中国的知识阶层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理解，更多还是从巫术的角度进行，比如参与各种仪式，着迷于各种活佛们制造的心理暗示的幻想……在知识阶层的宗教情结中，本质上还是巫术信仰。
　　 为什么我会反对中国知识阶层这种宗教信仰，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雷蒙·阿隆在《知识份子的鸦片》中不无讽刺地说：“一些为自己的无神论而欣慰并敌视宗教生活的左派知识份子，希望像传教士传播宗教信仰一样来传播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并确信通过消灭神和推倒祭坛就能解放人类。”我不是左派知识份子，更不曾象雷蒙·阿隆所讽刺的这样天真，但是，我仍然要反对中国的知识阶层堕入宗教的“黑洞”。理由是：这种宗教信仰是对社会问题的个人化偷换。
　　 当一个知识份子在对社会问题进行解决与判断的“外向”过程中，转而成为一个“向内型”的宗教信仰者时，社会问题被缩小、偷换成了个人问题。这是知识阶层信仰宗教最大的危害之处。也许个人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快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它并不能绝对地让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知识阶层将社会问题内化为自己人格、修养、救赎的神学问题，正是逃避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以缺乏知识阶层的声音与力量，但是，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声音与力量的历史转型期，知识阶层居然缺席，堕入了宗教的“黑洞”之中去。只要信仰者认为自己存在着原罪，自己需要被神所拯救，只要自己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自我的“灵魂救赎的事业”，社会问题绝不会自动被消除，政治的力量因此而将会“压倒一切”。韦伯指出：“由某一民族之社会特权阶层所支持的救赎宗教通常在下述情况里有最好的发展机会：即当此一阶层已被解除武装，并且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或对政治活动已无兴趣时。”曾经的知识阶层如今已被“解除武装”，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了救赎型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韦伯引述当时的德国现状：“实际上，今日我们德国知识份子之多少有点罗嗦的‘宗教’兴趣，与政治上的挫折有密切关系，因为政治上的挫折导致他们对政治的不关心”。这种“不关心”正是将社会问题的自由宗教化。
　　 我虽然不是一个国家阴谋论者，但我仍然认为基督教与佛教是得到国家大力推扬的两种宗教，具体论据我不想举出，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两种宗教正好可以消耗掉知识阶层的注意力与精力，社会问题因而可以政治性地、行政性地解决，而不用顾及知识阶层开出的药方或他们的批判。这种政治将知识阶层“消毒”，知识阶层自动“去政治化”的现实，等于是告诉人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救赎问题与内心的幸福，于是，社会和政治的承诺被弱化与遗忘，转移了造成当下中国社会痛苦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消除了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多元化的解决之道。
　　 实际上，中国知识阶层的“天路”选择正意味着它堕入了宗教的“黑洞”，本质是安于现状并支持现状，正因为如此，这种集体的堕落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