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对于经济学的意义

发布时间：2006-12-08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刘峰
自经济学说产生以来，经由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A. Smith）、大卫•李嘉图（D. Ricardo）、马尔萨斯、约翰•穆勒（John S. Mill）、以及马克思（K. Marx）等，经济理论孕育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这一传统到19世纪70年代，一时勃然兴起的边际主义使之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大致说来，所谓政治，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合；而经济，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所谓“政治经济学”传统，是指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合不可避免地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实际后果，影响人们利用自然的方式和效率。因此，具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学者，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和国民财富的来源和性质、以及社会生产的分工和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合作；他们的著作中无不充溢着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充满着对饥饿、贫困、战争和物的异化加诸人自身的压迫等社会缺失的悲悯和道德关怀。
边际主义的兴起，或者说是集其大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使这一传统发生了根本转向。这一变化或可称之为经济理论和学说的“自然转向”。他们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专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或只关注所谓“稀缺资源的配置”。据说这是经济学迈向科学的需要。这一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经济理论从此堂而皇之地以“经济学”的形象示人；人们相信：抛弃“政治”以后，经济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自然转向”是从两个理论假设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暗含了，或预设了这样两个前提：交易费用为零假设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前一假设的意义我们稍后再说；而所谓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是一种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制度问题的假设。该假设把某个特定的制度作为当然的前提，因而在事实上把“政治”的发生过程及其对经济的意义悬置了起来。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对几乎所有最新最深奥数学工具的应用，经济学建立了足可与理论物理学相媲美的形式化理论。于是“政治”作为“外生变量”被存而不论；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现在成功进化为经济学了。人们宣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了——因为经济学已经像其它“成熟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形式化和数学化的理论构造。
如何看待和评价一个事物，可选取的标准是很多的，这全看评价者本身关注些什么了。评价者如果关注某人的身体状况，评价的标准可能就是身高、体重、肌肉发达程度、内脏是否健康等。考察某人是否适合某种职业，评价标准就应该是其学历、职业经历、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应变能力，如此等等。如果仅从一个人的衣着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和教养，其准确性就大可怀疑——君子虽必正其衣冠，但骗子却无不衣冠楚楚。以貌取人，孔圣人就曾失之子羽，更遑论一般常人了，因而古来以此上当者不知凡几；经济学家似乎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的看法，在意人家是否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联想到物理学家从不在意人们是否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物理学，这种心理本身就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某种异样。关注经济理论是否做到了数学化和形式化，是否“像”物理学，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多少有点儿以貌取人的意思。例如国内有些“国家级”专业经济刊物，“用数学表述”已经成为其第一道门坎。
康德（I. Kant）曾谓：“在关于自然的特定学说中，哪里有多少数学，哪里才有多少真正的科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之评价说：这段话被广泛引用，但很少得到正确理解。但无论如何，经济学数学化的努力总应该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经济学已经由于其数学化和形式化的显著特点而为人们接受为一门科学了。要保持科学性就必须保持数学化，这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要全面理解经济学，这不能不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科学、如何看待科学理论－真理问题。
传统上，真理被理解为知识与事物的符合一致。但事物必须先要能显现出自身，舍此便无从谈论符合。如果连对象（事实）是什么都还不清楚，任何符合就都是空话。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真理首先是事物处于无蔽状态：“真理意指那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而要搞清楚认识对象是什么，这本身又涉及一种关于这个对象的在先的理解；但这样获得的对事物的理解或知识是否是“真的＂，人们却又用这个事物来对照，这实际使得真理问题似乎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成为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难题。海氏指出：“一个事实只是在说明理由的概念的关照下才成其为事实，并且总是取决于这样一种说明所达到的程度。”[1]在此情况下，事实与该事实的相关知识天然就是相互符合的。海氏因而深刻批判了任何真理的符合论观点。
传统上存在两种符合论观点：一种是事情的符合，另一种是命题的符合。就前一种符合而言，真理是物对知的符合（事情真理）；就后一种符合而言，真理是知对物的符合（命题真理）。
事情真理的显著例证是基督教神学的信仰。他们把世间万物都视为上帝的“造物”；世间一切事物都必须符合上帝之精神所预先设定的观念，因而真理在观念上是正当的（正确的），并且在此意义上看来是真实的。改造现实，使之符合和贴近这类神启观念，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有着充分的正当性。近代科学把神学从其理论中清除了出去，但这种思维模式还牢固留存了下来。例如，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帕累托最优态就属于这样的事情真理。
帕累托最优态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状态：这种资源配置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为增进一个人的福利，无法不以损害另一个人的福利为条件。帕累托最优态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用一些人的话说，它是处在天上的。这是某种纯粹的观念－数学的构造。经济学把这个构造本身视为真理，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努力使现实的经济过程达到帕累托最优；最不济，每种现实的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要以帕累托改进为旨归。如果现实的经济过程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态，那是因为现实是有缺陷的——存在着市场失败；为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弥补现实缺陷的现实需要上，是必需的和无可替代的。
一般地，事情真理被称为“规范科学”，从而与“实证科学”（命题真理）相区别。“规范科学”的困难在于：你提出的“规范”，其正当性是充分的吗？在基督教神学那里，上帝的意愿，其正当性是自明的。帕累托最优态是正当的、而社会经济现实则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理论在来源上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吗？
当我们在谈论某物的不完善和有缺陷时，这意味着什么呢？“缺陷”一词的用法是在同某种完美无缺的标本对照时才有意义，上述命题本身因而预设了某种完善的、可供照鉴的标本的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的规范可能是完美的，但它是正当──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吗？如果我们的“规范”没有资格成为这样的标本，那么现实就既不完善，也谈不上什么缺陷。现实就是现实，仅此而已。我们虽然也谈论某地“生存环境恶劣”，那通常是因为那儿本就不是我们的“家”；即便在繁华热闹之地，不也有“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感慨么？退一步说，如果现实真是有缺陷的，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帕累托最优态的正当性来源。
命题真理的本质在于陈述的正确性，在于陈述对事情的符合一致。但是首先要引起注意的是，陈述与事情之间相符合，这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先把问题缩小到词语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上。按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观点：任何语言中的词语，本身只是一种符号，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概念或词语的意义，就是在正确使用概念的具体语境中所界定的那个东西。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你如果对概念的意义不了解，你根本就无法正确地使用概念，因为维氏完全否定了（在符合的意义上）词语的意义这样的事情；对任何词语，你都只能在使用中学会它的具体用法——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学会了语法（使用词语的规则），并按这样的语法规则谈论所关心的事物。在这样的特定使用中，词语才通过语句表述出特定的意义。因此，是语言规定了认识的方式和边界；人们对实在的错误认识大都产生于对词语的错误使用。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我们使用语言来谈论事物、交流思想和经验、谈论感受，这构成了被称之为“语言游戏”的一种活动。在语言游戏中，有些词语在具体的语境中常常用来指称某些物体，例如太阳、树木、牛马等，这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词语本身具有某种确定的本质或内在意义。当这种误解是如此之深，并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可以不假思索的、因而自明的关系时，人们便理所当然地开始绞尽脑汁地去寻求词语或概念背后的本质、共相或意义。这种寻求当然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你根本不能找到这样的“意义”。例如，你不能找到一个“高尚”并指着它说“这就是高尚”；你也不能砸碎一块石头并期望从中找出石头的本质。当你把石头无穷解析到原子或“夸克”的时候，你仍然无法解释夸克的本质或意义。你如一定要向学生解释“高尚”的意义，你唯有向他演绎一个故事，然后向他指出：故事主人公的行为是高尚的。如果学生们仍不能确切理解，你就可以再演绎另外一个关于高尚的故事，直到学生们完全理解了为止。这便是语言游戏的含义。实际上，即使那些诸如太阳、树木等实指定义也是通过这样的语言游戏掌握使用方法的。最初你指着太阳并对孩子说：“这是太阳”，你并不能保证孩子不把这理解为一个圆形、火红的颜色或别的什么，只有通过多次的游戏，太阳这个词的使用方法才明确起来。但是，当有人对着他的意中人喊出：“我的太阳”时，“太阳”一词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这样来理解词语的意义后就能理解，词语在不同语言之间其实是很难翻译的，诗甚至是不可译的。某些词语联系和搭配在一起所呈现出的意境，如果用词语对译的方式来“硬译”，原有的意境将荡然无存。不同的语言的孤立的单词之间不存在完全一一对应的词义；词语的意义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
因此，词语的意义和词语的用法（语法），两者是同义反复。困难似乎在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很多词都没有严格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词语有着很多种用法，其具体意义只能通过上下文——具体的用法——来确定。因此，当人们持着于某个概念的“内在意义＂、意图一以贯之地应用于一切场合，思维的混乱就在所难免。“一个在哲学上感到困惑的人在一个词的使用方式中看出一条规则，并力图彻底地加以运用，那他就会碰到那样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这条规则将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2]但维氏强调说：这并不是一种缺陷，一如我们并不因为台灯的光亮没有明确边界而否定这是真正的光亮。
与日常语言相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是对有关“学术词汇”规定用法或意义的一种架构。因此，建立一个理论，首先要对某些重要词语进行定义。“一个定义往往澄清一个词的用法”。[3]这与日常语言无需任何定义恰成对照。
根本说来，特定的理论只对世界提供一种特定的理解；或者反过来，理论用自己的陈述为这些学术概念进行定义，规定或澄清其某种特定的用法；对特定的定义的解释因而也可以展开一个理论。如果理论不能提供一种特定的理解，理论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如果说，词语的意义只能从语境中、或上下文中去寻找，那么，任何理论中的概念，其意义也同样不能从现实世界中去寻找。换句话说，具体理论的概念，其意义只能从该理论中去理解。如果说，理解一个语句就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那么同样，理解一个“学术概念”，就意味着理解一个理论。
既然如此，陈述与事情之间相符合，或理论与现实的符合，这样的观念就是很可笑的了，因为这根本就没有意义。理论用语言搭建，理论本身呈现出的就是世界本身，所以海德格尔会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由此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动物没有语言，因而动物没有世界；由于语言都是公共语言，同一种语言都为或大或小的同一人群所共有。因而拥有同一语言的人群所理解的世界，与拥有不同语言的另一群人所理解的世界相比，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信仰同一理论的人群与信仰其它理论的人群相比，世界对他们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但是，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其间的歧异性并不如可能想象的那么大。理由在于：任何语言都只能是公共语言；语言是在人们的语言游戏中形成的。换句话说，语言的用法为使用该语言的人们所共同遵守。从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根本否定了任何私人语言的可能性所具有的意义，因为私人语言本身已经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存在。
据说某些动物——例如海豚——之间是存在语言的。可以设想，人如和海豚生活在一起，人也必将不能理解海豚的语言。“如果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但使用完全不同语言的两个人，一起劳动和生活，这将会促使他们互相懂得对方的语言。可见，共同的生活实践，这是产生公共语言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因此很强调实践对语言的作用，强调“生活形式”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人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取得意见一致。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4]“我想说的是，语言与生活方式相关联。＂[5]
因此，共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实践，这是在人们之间形成共同“世界观＂的基础和原因。人的行为的原因和行为的理由是有区别的，维特根斯坦提到过两者的区别。为了生存，这是人们许多主要行为的主要原因；但不同的行为规则，决定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规则成为人们这样行为而不是那样行为的理由。规则在这里决不能被错当成行为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来看，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又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理由。进言之，理论就是决定人们如何行为的理由。从语言游戏的角度去看，理论的真正意义只能由理论的实践来界定。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理论知识的引导，人们的理论知识也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实践。这里，“引导”意味着当人们必须选择时用以消除怀疑的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能有效引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就是所谓真理。因此，真理问题最终都归结为实践问题。人们的实践需要理论，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意义。
奥斯汀（J.L. Austin）曾提出一个与此貌似不同、但实质一致的真理观。奥斯汀的真理观是另一意义上的符合论。他的主张大致是：“真正的陈述（不是伪装的陈述）总是指向世界的，当我们作出一个陈述时，它依某种约定总是指示某个历史事态，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照的事态，但这个陈述是否为真还得考虑我们语言上的约定，我们用于作出陈述的语句的涵意是依约定而‘描述’那些标准的事态，只有在陈述所直示的事态足够像作出陈述的语句所描述的那些标准事态时，即我们在世界中实际找到的事态要足够像语句所约定的标准事态时，陈述才是真的。＂[6]奥氏的真理观有两个要点：其一，“真的陈述＂必须是指向世界的；其次，陈述所使用的词语必须符合语言的约定和规则。由于语言来自于生活实践或“生活形式”，奥氏实际强调的仍然是真理的实践性。
如果说，维氏是从语言游戏的实践中来理解词语的意义，那么海德格尔则强调从实践中理解事物的意义；笔者以为，两位哲人的思想都可以在实践的层面上取得互通。
按照海德格尔哲学的解释，人是被“抛入”世界中（存在）的，人本然地就是世界中的一分子和构成部分。人必须挣扎求存，这本身不需要理解，因而也没有特定的意义。人在生存过程中与世界必然发生碰撞，从而产生和形成了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孩子对世界的领会常常让大人发笑；有了这个领会，人才“成人”了。在海德格尔那里，“领会”从来不专指智力活动，而泛指亲处于事的能在。对人类理解而言，领会具有在先的含义。领会是经验的，但先于经验，因为经验本身天然就包含了某种理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同时也是语言的接受过程。人对世界的领会是语言地进行的；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天然地包含在语言的用法之中。
人对生存环境的领会使事物对人有了意义，这个意义被称为“因缘联系”。如果要问：桌子有什么意义？我们就会说：桌子对人有著作为桌子的用途并因此才有了意义，因此桌子的意义和桌子的用途是一回事；当我们把某件物品“权代桌子”一用时，该物品就把某种用途（意义）展现给了我们——除此之外物品谈不上任何意义。海氏举例说：锤子与锤打有缘，锤打又与修固有缘，修固又与房屋有缘，房屋又是为我们人的某种存在可能性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因缘联系”实际上就构成我们生存的“意义境域”。用具和事物是在作为“因缘联系”的世界境域中与我们照面的。世间一切其它事物只有在以因缘联系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义境域后，事物才获得了理解。凡进入我们意义境域中的事物因此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总是“相互指引”的。可见，人类的理解总根源于自身的生存体验，因此理解绝不是可以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割裂的某种纯智力活动。维特根斯坦也因此强调语言的实践过程。
在笔者看来，对真理的实践性理解，这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理论“必须指向世界＂。理论来自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理论自身只有处在实践中才有意义；其次，只有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理解理论的意义。理论与“读者＂实践经验的符合，才使理论的真理因素表现出来。
这后一层涵义,是笔者结合康德的有关论述引申出来的，康德曾说：“视之为真，是我们知性中的一件事情，它可以依据客观的根据，但也要求在此作判断的人心灵中的主观原因。如果它对每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那么，它的根据就是客观上充足的，而视之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叫做确信。＂康德进一步指出：“因为这种情况下至少就有一种猜测，即一切判断尽管主体相互之间的差异仍相一致的根据将依据共同的根据，即依据客体，因此这些判断将全都与客体一致，并由此证明判断的真理性。＂[7]因此，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其标准之一就是“对每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
海德格尔因此说：学的本质是“取得认识＂，“真正的学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取＂，而教“给出的只是对学生的指引，指引学生自己去取他已有的东西。如果学生只接受某种提供出来的东西，他就没有学。只有当他感受到他取得的东西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时，他才达到了学。＂[8]按笔者的理解，“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指人们的实践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仍然是某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理论，但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人们的实践经验的符合；而所谓绝对真理则是一种神学，对绝对真理的追求的实质是取消一切真理；另外，真理还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凡与人们的实践经验不相符合的理论都是伪真理，伪真理只具有“私人有效性＂。这样的伪真理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欺蒙所有的人，也可以长时间欺蒙一部份人，但不可能长时间欺蒙所有的人。
因此，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和正确语法来建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分析哲学的概念分析，就是通过探索和分析概念的用法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一般说来，概念分析是指，我们要把一个概念放到它所出现的一个命题或者判断之中来加以考察；分析或者是研究任何一个概念，都需要考证这个概念所出现的语言环境，或者是概念图式。这种方法还被称为“语义上行”或“语义上升”。这是一种研究策略，用蒯因的话说就是：从谈英里转到谈论“英里”这个词，从用某些词进行谈论转到谈论这些词本身。举例说，像正义、勇敢、崇高、价值、成本、利润这样的概念，如果不依赖这些概念的使用规则来确定其意义，而是采用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把握──寻找概念“背后”的本质、物自体、共相──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将会开始离我们远去。因此分析哲学所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一个词只有在语言实践中才有意义”。罗素在评论苏格拉底方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要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最后就能确定什么是正义。
维特根斯坦强调了在具体语境和“上下文”中理解词的意义，又把基点落实在生活实践上；海德格尔强调了此在“生存在世＂的意义境域，又把语言理解为存在之家，因此，两位哲人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同一个事实：事物是在人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在相互联系中显示出自身意义的。概念和定义本身不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也不存在与对象的符合问题。概念是拢聚物（由各种关系搭建起来）的；科学概念赋予各种物以关系，事物则在这个关系中相互指引、相互观照并显示出各自的意义。这个关系如果与我们对世界的领会和经验相互协调、不矛盾，我们就“正确”理解了该概念。
因此，事物（存在者）是向我们“涌来的”、“敞开的”、“澄明的”，意思是说：事物是在与它物的因缘联系和相互指引中得到理解的，并且这种理解以在先的领会为基础。因此，被理解了的事物总是“澄明一片”——一个敞开的世界。在相互联系中，事物成为了“存在者”，而“物自身”只是“存在”；对于前者，海氏将之称为“世界”，称后者为“大地”；当“大地”被赋予另外一种不同的关系时，它就以另外一种“存在者”（不同的世界）的面貌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完全是从“人”的层面上的理解──人的语言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和使用的，事物的意义也只在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联系中展开──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人类理解通常被称为“经验的理解”，无怪乎海氏特别强调从艺术作品中和诗中去领会“存在的真理”，因为这样的真理才是“人”的层面的真理。因此不难理解，有人据此评价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唯我论”哲学。但这个提法本身似乎蕴涵着一个判断：对世界从其它层面进行理解的可能性──某种超越经验的理解；从超生命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世界，这是可能的吗？
为了解释“人的层面的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且举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第60节所说一段话来做进一步说明：
“当我说‘我的扫帚在墙角那里’,──这真的是一个关于扫帚柄和扫帚头的陈述吗？是啊，不管怎么说，它都可以用一个给出了扫帚柄的位置和扫帚头的位置的陈述来代替。而这后一个陈述当然是第一个陈述经过进一步分析的形式。——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叫做‘经过进一步分析’呢？──那是因为，如果扫帚在那儿，这当然就是意指扫帚柄和扫帚头必定也在那儿，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之中；而这一点似乎隐藏在第一个语句的意思之中，而在经过分析的语句中便明显地表达了出来。这样说来，当某个人说扫帚在墙角那里，他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是：扫帚柄在墙脚里，扫帚头在墙脚里，并且扫帚柄是装在扫帚头之上？——如果我们去问随便甚么人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或许会说，他并没有特别地想到过扫帚柄或扫帚头。而这将是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有特别地去说到扫帚柄或扫帚头。假设你不说：‘给我把扫帚拿来’,而说‘ 给我把扫帚柄和装在扫帚柄上的扫帚头拿来！’人家岂不是要回答：“你是不是要扫帚？干甚么说得这么古怪？”——他会对经过进一步分析的语句理解得更好些吗？——人们会说，这个语句同普通的语句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只是多绕了个圈子。”
“给我把扫帚柄和装在扫帚柄上的扫帚头拿来”，这不是“人”的语言。由此我们说，一切与我们生活经验不一致的语言使用，都是超越“人的层次＂的理解。因此，如果我们不说吃饭，而说：我们在吸收维生素、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不说红旗，而说：波长若干微米的发光织物；不说哲学和艺术，而说信息，并且只将之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信息——我们大概不能说这些说法是错的，但这确实不是从“人的层面”所应有的理解。这些“科学语言＂表明了，近代科学是超越“经验的理解＂去理解世界所作努力的结果。这是可能的：科学虽然以对世界的某种在先的领会为基础，但科学却通过赋予事物以关系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的世界的。
如果说，经验层面对世界的理解以某种在先的领会（语言）为基础，那么，超越经验对世界的理解的在先的领会就是数学。可是，科学的认识仍然是“人”的认识，因为数学语言总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之上，并且是由人创造的。但用数学关系建构和理解的世界，却是人超越经验的层面对世界的理解；是数学使这种超越成为可能，数学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构成了科学的某种重要的基础——正如同日常语言构成了人的经验的基础。
从笛卡尔以来，近现代科学越来越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标志着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认识过程。这个独特性在于：现代科学是数学的。用普朗克的话就是：“现实的就是可测的。”海德格尔把现代科学表述为“关于现实之物的理论”，这种理论以数学的筹划为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定义只从数学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完备的科学理论都是超越了经验的。
为此，科学的概念是通过数学运算而贯串起来的，并且只从数学关系中获得意义，所以数学又是自然科学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甚至“可测的”根本就是科学判断现实之物的标准。但是，这样的科学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仍然是不可理解的（从“人”的层面的理解）。原因在于：数学是非经验的。
举例说，在中国大陆，人们用平方米来表示房子的面积。当习惯采用英尺的香港人告诉某个内地人，某座房子有若干平方英尺，后者就难以想象该房子究竟有多大。然而没问题，他可以计算一下两种计量方式的换算比例。但如果人们用微米来计量房屋面积，例如80万平方微米的房屋有多大？人们除了不能想象外，还会感觉到怪异。然而把这样计算的面积换算到符合人们经验习惯的计量单位，这也还是可以办到的。但对于一个用数学语言建构的理论大厦，将它“换算＂为某种经验形式，以便从经验或“人的层面＂来理解它，那就完全不可能了。
对于数学，爱因斯坦说：“就数学定理涉及真实的而言，那些定理是不正确的；就它们是正确的而言，它们不涉及真实。”[9]康德的观点是：数学源自纯粹直观，因而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数学是与经验事实无关的抽象，数学因而不涉及真实。而离开日常语言和经验，事物就“无法从人的经验层面得到理解；因此，现代科学由于完全数学化而开始超越人的经验、并进而不能被理解。陈嘉映援引诺贝尔物理奖（1965年）得主、著名量子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的话说：“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谁都不理解量子力学”，尽管我们知道怎样应用它。[10]在这里，“不理解”仅仅是指在“人”的理解的层面这样的意义上，在科学理论的自身系统内，科学概念仍然有着理论自身为之界定的（数学）意义。
既然科学构造的数学世界在经验上是不可理解的，我们为什么如此注重科学呢？原因在于：“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工具；“有用”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由于有用，科学在整体上对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以科学的目的为分类标准，全部科学其实可以分为两类：实验科学和经验科学。实验科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经验科学则以理解世界为目的。张五常强调：经济学只以解释世界而不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如果他把经济学限定在经验科学范围，他就是正确的。
实际上，其它科学，包括古代希腊和中世纪的（经验）科学在内，同样重视通过对事物和事件的特定排列来获取关于事物状态的信息的实验；因此真正的差异是如何实验，而不是是否有实验。现代科学实验的根本特点是：以数学筹划为基础。从这一角度看，科学除了可以区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就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全部科学还可以区分为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两类。陈嘉映强烈提议：要注重这两类科学之间的重大区别。经验科学注重对世界的、“人的层面＂的理解，而实验科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并以数学筹划为特征，因而后者又称为精密科学。现代实验科学已经超越经验世界，它不再提供对世界的（“人＂的层面的）理解和解释。或者一言以蔽之：现代实验科学不再追求世界“是什么＂，而只关心“怎么做＂这样的问题。
实验科学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其超越了经验世界以后，就必须求得某种可靠性提供的保证。
一般说来，物品如果是有用的，那就必须是可靠的；有用性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没有了可靠性，有用性便即刻消散无踪。为理解可靠性对实验科学的意义，我们可以看看海德格尔对“用具（器具）”的分析。一般地，用具与普通物的区别就在其“有用性”。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用具总有着一种在先的“信赖”，因为我们在使用用具之前总是已经“确信”，用具作为某种可用的东西随时可供我们使用了。这种“信赖”源自用具的“可靠性”。“有用性”本身是以“可靠性”为根基的。为什么我们脱鞋、穿鞋，毫不经意，从不思量？因为用具对我们具有“可靠性”。我们用某个用具前，总是已经依靠着它、信赖着它了。
实验科学是已经用具化了的科学（工具理性）。为了证明自身是有用的，实验科学就必须是可靠的；为了可靠，实验科学必须是精密的；为了精密，数学化是其必备前提。但是反过来，数学化本身只是人们超越经验的工具，却不必然具有经验上的可靠性；甚至数学化并不保证让实验科学达到某种精密。数学化为科学从超越的层次上对科学世界的理解提供在先的领会，为科学的超越提供支点。因此，不可理解并不是实验科学的缺陷，毋宁说，不可理解是为获得可靠性支付的代价。成本或代价当然不能被理解为物品的缺陷。
可靠性必须通过经验来获得──“可靠＂总是指经验上可靠。为了证明其可靠性，理论的验证成为实验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基础的一环。实验科学理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到验证。其一是实验。通过人的严格控制的实验，如果能够精确地生产出符合预期的人造事实，理论就具备了起码的可靠性；其次是预测。理论要提供给人一双新的眼睛，让人能够在确定的时点精确看到所希望看到的事物。我们以此可以说，通过可靠性验证，科学的双脚又站在了经验的地面上。
杰文斯曾说：如果太阳黑子的周期变化有助于解释地球上经济周期的变动并能提供预测，那么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必要的条件是：当且仅当这样的理论足够可靠的话。假设有了这样的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的每一步微小的变化就能通过太阳黑子变化这面镜子被人们实际观察或掌握。但理论并不提供解释，说明太阳黑子变动与经济周期是如何关联的。类似的事例是：数理经济学并不提供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经验解释，也不解释企业是如何形成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在物理学界流行着一种被称为“超弦”的理论。“超弦”是一种极其微小（小到无法想象：其与质子的体积比例和质子与太阳系的比例相若）的假设粒子的名称。这种理论认为，这种弦似的粒子蜷曲在十维超空间里面，产生宇宙的一切质和能，甚至时间和空间。许多世界顶尖物理学家认为，超弦理论可能就是众人苦苦寻觅的统一场理论，有人甚至称之为“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我们决不要试着用日常语言去解释这个“十维空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超弦”理论的创造者本人都不理解，但这并不是该理论的缺陷。真正成问题的是：该理论既不能指导实验室生产出符合预期的人造事实，也无法对经验世界提出可观测的准确预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出这种理论有任何可靠性，以致于只是一种无任何用处的数学游戏。
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 Hawking），他凭借其超凡的智慧，建立起了关于黑洞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数学模型。其结构的精致、复杂和完备，在数学上据说已经无可挑剔。但数学并不能提供我们经验所需要的可靠性，后者仅属于经验世界。霍氏理论的可靠性至今未能最终获得足够的支持。笔者猜想：诺贝尔物理学奖至今未授予他，欠缺可靠性大概算一个原因。
实验科学的全部正当性在于它的可靠和值得信赖，这是由实验科学的目的所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理论固然不错，却未免失于皮相。实验证实和预测是实验科学的基础性环节，可证伪性因而已经蕴涵其中了；但科学既不追求最终的证实，也不以证伪为目的；当且仅当其结论足够可靠时，理论才能获得接受。如果科学断言：天下乌鸦皆黑。此时，偶尔一只白乌鸦跑出来，理论被证伪了，但原命题如果仍有着极大的可靠性，被证伪本身并不能构成抛弃原有理论的充足理由，一如只要有足够的安全性，飞机仍然是人们愿意乘搭的交通工具，尽管飞机并非百分之百可靠。
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由于完善和富于解释力而被人们接受，也不是由于被证伪了才被人们诟病。说得刻薄一些，凯恩斯经济学是在人们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以聊胜于无的心态接受下来的，只是由于太不可靠而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赖。实际上，凯恩斯理论至今并未被完全抛弃，原因仅仅在于：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其可靠性显著高于凯恩斯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理所当然的和无可指责的追求：人们太需要一种可靠的工具，期望能够凭借着它像控制巡航导弹那样来控制现实的经济过程。但实际情况是，现存的一切经济学，在任何意义上都还够不上是一门实验科学，数理经济学也同样不是。唯一重要的理由是，经济学没有提供足够的可靠性。可靠性是唯一有效的“试金石”。由此观之，如今还算不上可靠的经济学却以其数学化和形式化骄人，多少有点自以为是和自欺欺人。
经济学一定不能以确实的可靠性而成为真正的实验科学吗？对问题的确切回答只能在这样的经济学产生以后。因此，向着实验科学的方向去努力，仍然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仅仅以数学化和形式化本身为目标，我们的努力将与我们的愿望南辕北辙。切不可“错把杭州作汴州”而自误误人。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属于实验科学的经济学，我们同样需要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因为我们的生活实践本身需要对经济现实的充分理解──经济领域的实践从来都是人生在世的重要而基础的方面。事实上，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还是性命攸关的，因为经验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的意义境域，经验科学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理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出：在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以前,人将无法“行为”。但在一个“湛深”以致于“深不可测＂的理论的引导下，人们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率的“行为”和实践的。当代主流经济学虽然未能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可靠性，但我们仍然期待从中获得对现实经济过程的理解。这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一边被人诅咒，一边又能大行其道的重要理由。
由于数学的全面使用以致于“数学化”了，经济理论开始超越经验世界，开始不再对社会经济过程提供“人的层面”的经验解释。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蓦地发现，不知起于何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置身于某种尴尬境地：它已经既不能由于起码的可靠性因而值得我们信赖，又不能为经济现实提供合理的、“人”的层面的解释，已经“里外不是人”了──作为实验科学它极不可靠；作为经验科学却又鄙视经验。
我国有个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现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应该是解释理论。如果笔者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的意思是，要对数理经济学进行诠释学意义上的解释——或者说是将它“换算”成经验的理解。但现在的问题是，数理经济学至今没有获得来自实验数据的支持，还不具备起码的可靠性，因而还是一个有待完善的理论──数理经济学已经完全数学化和形式化了，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已经完全可以和理论物理学相媲美了，但人们总感觉到缺少了点甚么因而底气不足。现在我们知道，数理经济学缺少的正是可靠性。数理经济学家是幸运的，对比霍金的量子宇宙学理论，后者由于缺乏可靠性而暂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而经济学家却免除了这样的烦恼。但数理经济学理论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是充分正当的──理论的可靠性仍然是唯一重要的标准。
在笔者看来，经验科学实际是实验科学的基础环节。理由是，如果你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不正确、甚或你还不曾有基本的理解，你如何能够建立起可靠因而适用的实验科学理论呢？数理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起码的可靠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数理经济学没有一个好的、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对于一种工具，我们不免要问：甚么是最好的工具？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类似的问题还有：甚么是正确的道路？答案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正确道路。明确了目的，才能有意义地谈论正确的道路；同样，明确了社会经济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才能设计和制作最适当的工具。
海德格尔说：“科学却绝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科学无非是一个已经敞开的真理领域的扩建，而且是用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当而且只要科学超出正确性之外而达到一种真理，也即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彻底揭示，它便成为哲学了。”[11]按笔者的理解，海氏所谓“已经敞开的真理领域”，就是从“人的层面”来理解世界现实的经验科学（包括哲学），实验科学则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扩建”。
由此可见，上述那位经济学家的想法恰好本末倒置、错得离谱了，但却也错得深刻。他的错误是双重的：其一，数理经济学必须以某种经验科学为基础──这种经验科学必须面向真实世界、以解释和引导人们的经济实践为自己的基本目的──而不是相反，以与经验无关的数学手段建立的完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理论来解释经验现实；其次，思想方法上的非科学和反科学。历史上，只有圣人之学和神学理论才被视为绝对真理，才有资格要求后代信徒从中爬罗剔抉，叩求微言大义。我们不直面经济现实并从中寻求理解，却要从现有数理经济学理论中做阐释学的求证，以获得对人的活生生经济现实的理解，这种“取法乎下＂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可取。但这种想法里面至少透露出一个已被广泛认知、却无人愿意直言道破的事实：当代主流经济学不解释或无能力解释经济现实。用科斯(R.H. Coase)的话来说就是：与世事无关的黑板经济学。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实验科学都是以某种严格的假定为前提而演绎出来的理论体系。如果这样的理论的可靠性已经为实验和实践所证明，我们能够反过来说，其对现实的解释一定是正当的吗？答案是：不能。由于实验科学的概念是用数学搭建的，我们甚至不再能把理论的出发点等同于对真实世界的正当——在“人的层面”──的理解。
例如，我们不能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相对时间和相对空间，来攻击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或者反过来用后者攻击前者。霍金指出：“我敢断定，爱因斯坦、海森伯和狄拉克对于他们是否为实在主义者或者工具主义者根本不在乎。他们只是关心现存的理论不能相互协调。在发展理论物理中，寻求逻辑自洽总比实验结果更重要。我想强调的是，至少对于一名理论物理学家而言，把理论视作一种模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是理解宇宙的仅有手段。”[12]这里以及其它多种场合，霍金都明确指出了实验科学对所谓“实在”的理解的相对性、任意性和不确定性。这表明，实验科学如果是可靠的，我们也不能由于这一点而无保留地接受其对实在的理解。
同理，假设数理经济学是可靠的，数理经济学的任何理论模型也都不能用来解释现实，这应该成为一项原则。
例如，数理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概念并不构成对现实的人的合适的理解或解释。“经济人”对数学处理而言，仅仅是一个合适的起点而已，它是为把现实的“人”纳入某种认识程序而作的、以符合数学筹划这一目的的加工物。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前提──交易费用为零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同样是某种加工物；把这两个假设当作完美的社会状态（例如帕累托最优），而社会现实反倒因而相对有了缺陷，昏悖的思想观念就在这种不恰当的解释中产生了。但反过来，仅用“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为理由来否定数理经济学，也不见得就有多大力量。既然牛顿力学体系需要上帝之手来推动，一般均衡的市场需要一个假想的拍卖者喊出第一个要价来启动，也就无可非议。
再举一个事例：数学应用的一个要求是：数学公式（不等式除外）两边的量必定是相等的──按维特根斯坦的解释，数学推理是用一个表达式替换另一个表达式的过程。如果不相等，例如产出量大于或小于投入量（其差额是利润），数学便无法处理。于是投入量（成本）被定义为包含了利润的机会成本，问题便解决了。实验科学的各个概念只在自身系统内有数学意义，如果你要现实地思索对成本和利润问题的理解并企图从数理经济学去寻求答案，你就算是走进死胡同了。从科斯正式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至今近70年了，人们对交易成本概念始终把捉不定，恐怕就是受到了数理经济学干扰的结果。
上述结论如果归纳为一个理论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实验科学的假说仅仅是假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它视为对真实世界的正当解释。
弗里德曼曾经举过两个假说的例子[13]。其一是，在给定位置的条件下，树叶能够有意识地选择某种生长姿势以“最大化＂地吸收阳光。第二个例子：台球高手在系球前的一霎那，似乎在心中闪电般地进行着力学运算，以确定最正确的系球角度和力度。弗氏指出，这类假说或许是不现实的，但却可以是合理的；于是有结论：“单个企业在行事时，就彷佛他们在理性地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并且知道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全部数据；也就是说，彷佛他们知道有关的成本和需求函数，能够计算他们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所带来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使他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恰好进行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程度。＂
到此为止，弗氏都是对的。我们的主张甚至比弗氏走得更远：科学的假说可以是任意的──只要你能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用的工具就行。造就一个可靠的工具，这是我们提出这个假说的目的。在这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但弗氏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他因此进而提出：“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特征的证据表明，我们有理由相信收益最大化假说。＂这个结论就失之草率了。
“相信＂意味着“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东西你如何能相信呢？──“你可以不相信，反正我相信是这样。＂弗氏的失误反映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失误：他们首先模仿“样板科学＂的方式，以某种假说为基础构建起一个个理论模型；由于无法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和提出预测，可他们的理论总不能没有任何用处吧，于是，他们开始陷入迷途──把理论的假说等同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
总括而言，数理经济学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某种实验科学，政治经济学则是从“人的层面”来理解世界的经验科学，其目的是解释世界。用数理经济学有关概念来解释经济现实，昏悖而可笑的结论势所难免。但令人忧心的是，如今的经济学，用数学推演来解释现实差不多是一种时髦，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学养。例如用博弈论或“囚徒困境”数学模型来“解释”现实，是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市场是博弈、战争是博弈、产权是博弈、政治是博弈，台海关系也还是博弈，这些判断本身不能算错，但都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废话。“囚徒困境”模型或其它博弈模型与人们的社会交往固然都是一些“游戏”，但此“游戏”非彼“游戏”，其间适用的“游戏规则”也有本质的不同，相互间充其量只有某些“家族相似”，对前者的研究结论绝不可以随便套向后者。当你持着于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现实时，社会经济现实已经把自己的真相向你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如果说，成为实验科学(达成某种确定性)是数理经济学的目标，但我们却在与这一目标相背离的方向上渐行渐远了。非但如此，当数理经济学家成为事实上的学阀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来自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直面真实世界的理解时，他们就会用蔑视对之予以打击。我们看到：当科斯在为他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致辞时，他竟然为自己未能用数学来表述他的理论而流露出情不自禁的惶恐。
根据以上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以下进一步的思考，以就正于各位读者：
1.“政治经济学”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因而天然就是一门经验科学──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也是这样的一种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以解释现实社会的经济现象为目的，它来自于人们的经济实践、又对人们的经济实践具有引导作用。因此，这种理论首先必须与广大读者的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相吻合。
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只对经济现实提供一种明确的理解或解释；理论的各主要基础性概念因此必须要有明确定义。这些基础性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价值、价格、货币、利润、利息、租或租金、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收入、工资、市场、企业、制度、产业结构、经济循环、经济发展和增长等等，这些概念构成了各种属于经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根本说来，这些概念的意义是由相应的理论界定的，理论也围绕这些概念而展开。很难设想，基本概念不清晰、甚或概念混乱的理论，可以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理论；
2.必须明确：数理经济学的理论目的是成为一种实验科学，并且只为人们的经济实践提供并锻造一种改造世界的工具。一切经济数学模型都应该围绕着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而设计，并且只以是否可靠和适用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理论的假设前提可以是任意的，可以是“经济人＂，也可以是完全的理性，甚或太阳黑子的变化。但要注意：无论这样的理论模型有用或无用，都不能用其假说本身来解释现实。
另外，数理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为现实世界提供的一切“证明＂都不可能有任何经验意义。上帝并不由于这样的证明而存在，雇佣工人也不因为这样的证明而成为资本的主人；
3.两类理论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为经济数学模型的设计和建立提供具体目标，数理经济学则为达成前者提出的经济目标提供合适的工具；两类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政治经济学必须是一种系统的知识，而数理经济学则只提供解决各种具体现实问题的工具，因而后者完全不必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它完全可以由一个个独立的数学模型所构成。
可以说，任何属于经验科学的理论，都必然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一般而言，脱离某种理论体系做出的任何判断或命题，都只能是某种意见，而不能成其为知识。一个没有专业理论知识的人，通常也能就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毕竟，社会的经济过程是人们全部现实生活的一个极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的意见因而可以是尖锐的、独到的和正确的，但却没有任何“根据＂，以致于人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意见是否真的是正确的──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任何有意义的怀疑都以某种确定性为基础。唯有在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内，各种概念相互观照、相互指引，概念的意义才可能是清晰的；惟其如此，在这样的理论引导下，人们的生活实践也才可能是有成效的。“一个可以自己转动而并无其它东西随之而动的轮子并不是机械装置的一部分。”[14]
据说，当代主流经济学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既是数学的，因而可以和理论物理学相媲美，但人们又常用来它解释世界，并常常跨越学科边界，颇有某种“帝国＂霸气。主流经济学因而兼而具有两类科学特色于一身。但这种角色混淆带来的却是这样两个后果：其一，某个理论模型或许言之成理，但各个理论模型之间却构成了某种逻辑冲突；其次，他们因此既不能对经济现实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又不能提供改造世界的高效率的工具。
举例说：新古典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把价值定义为或等同于均衡价格，这一定义构成了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在这个模型中应该能够产生一切价格：包括商品的价格、劳动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和资本的价格等等，但人们在具体谈论“资本价值”时──例如弗里德曼对资本价值和利率的论述，引用的却是费雪（I. Fisher）的理论和定义。费雪的资本价值概念是从他那对资本概念的绝无仅有的定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费雪所特有的“心理收入”概念，与凯恩斯谈论需求管理时所指涉的收入概念，相差又何能以道路计。费雪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确实是自己可以转动的“轮子”，但它不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这台机器的一部分。
有则民间笑话，谓某家有女，淑德姝丽，适有求婚者络绎于门。惟东西两邻家之子皆称其心，不能决，为东邻之子富而丑，西邻之子帅气、然惜乎穷困者也。遂决之于女。女思忖良久，答曰：“愿日间食于东家，夜则就宿于西邻”。
就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实，人们将永远无法就真实世界的本身来理解世界。当把这些解释捏合在一起时，“东食西就”的笑话也就出来了。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各个基础性概念因而有着各种不同的用法和意义，概念含意的模糊不清也就成为其一大理论特色。
以科斯、张五常、诺斯（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为主流经济学过去这种沉闷的学术氛围带来了一股青春活力，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宽了现实基础、并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方向。
然而，人们似乎并没有完全认清新制度经济学所具有的意义，而把它与数理经济学的界线仅仅界定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必须指出的是，经过近70年的发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内，似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是与数理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他们因而在理论方法上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后者的“数学建模”方法，然后把这些不同的模型并入主流经济学原有的各种模型中去；人们至今还看不出他们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打算或迹象。科斯就曾明确表示：他的理论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易言之，这是一种用交易成本、企业、制度、产权、契约等等全新的概念、掺合进新古典理论后并附属于后者的一个混合理论。为了适应这样一种混合理论，在整体上，同一理论的各个基础性概念就不得不具有过多的用法和涵义，这与概念框架的模糊和不清晰、以及理论结构的零散和不成体系相互表里。这无疑极大地损害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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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48页。
[2]維特根斯坦，“藍皮書”，《維特根斯坦全集》，卷六，涂紀亮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7页。
[3]同上書，第35页。
[4]《哲學研究》，241節。
[5]《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55页。
[6]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2002年，第136页。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1页。
[8]《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54页。
[9] 引自米塞斯，《人的行为(上)》，远流出版公司，第87页。
[10] 陈嘉映，《从认知发展看科学（提纲）》，中评网，学者社区。
[11]《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82页。
[12]《霍金讲演录》，杜欣欣、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13]参阅《弗里德曼文萃》，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年，第135-137页。
[14]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第271节。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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