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化到和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重要思想，理解异化劳动理论是理解《手稿》的前提。同时，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理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及其本源。因此，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启示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概念，这是整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发展过程中的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他通过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深入考察这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轨迹，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引言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利用古典经济学的已有成就，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阶级。在最后部分，马克思运用了德国哲学的异化概念来分析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状况和工人阶级的基本处境，对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并运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发生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分析了社会的基本阶级关系，试图以此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论证私有制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异化(alienation)，源自拉丁文alienatio，含有转让、边远、脱离等意思。异化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异化的概念早已存在，但是一直到费尔巴哈为止，人们对异化概念的使用都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的。

费尔巴哈直接否定了黑格尔对象化和异化中的唯心主义颠倒，认为物质不是绝对理念的道具，并认为对象化不是异化，对象化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指出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都是人的感性类本质的异化，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类本质，所以他肯定对象化而反对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对宗教的批判已由费尔巴哈完成了，进一步的批判必须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即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在吸收了费尔巴哈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的一种批判。

2、《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思想。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r），亦译为劳动异化，用来表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由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物不受人支配,反而转过来成为支配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从生产结果看，工人同劳动产品发生异化。劳动产品本来应该是劳动的物化或对象化，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不仅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反而在产品中丧失自己，即：“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P53】由此产生了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工人阶级“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地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受到他的产品的即资本的统治。”【P5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享受相分离。也就是说，异化劳动造成的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之间关系的异化，工人创造的价值越大，他们自身的价值就越小，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同时相伴出现的。

因此，“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伴随着这种自我折磨的外化的劳动,而出现的劳动产品异化,必然带来工人阶级的贫困。这就是《手稿》揭示的深刻含义之一。[2]

（2）从生产过程看，工人同劳动本身发生异化。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的内在本性，人应当在劳动中肯定自我，在劳动中感到幸福自由和愉悦。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使得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东西，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P54】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亦吃、喝、生殖,至有居住、修饰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只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P55】

(3) 三是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只是单纯谋生手段，异化劳动把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P57】这样，“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P58】

(4) 从人际方面看，人与人的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就同他人相对立”【P59】而实际上，人同类的异化也只有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但是私有制使得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出和自身对立的产品，而且生产出有权支配自己的人（资本家），“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P61】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和资本家在利益上是直接冲突的，资本家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而是一种物——人格化的资本。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4]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形式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国民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经济组织的事实描述犯了一个根本错误：他们只看到了劳动而没有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一种非人的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P54】，即没有把劳动看作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为资本提供了一切，而劳动者(工人)作为人只得到维持其肉体(动物性)所必须的东西。

马克思通过阐明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关系，同时指出异化产生的根源——资本的私有制。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当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P61】最后，马克思指出扬弃异化的手段，“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产，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P81】虽然在具体怎样扬弃上，马克思并未直接给出他的方案，但已经为异化的扬弃途径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剖析异化劳动，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四个表现，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最终根源——资本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提出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3、浅议异化劳动理论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的概念，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但就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而言，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目标离我们还相当遥远，马克思虽没有直接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但“现实世界对于人而言，永远是不完满的，而有待于改善和提升的，人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5]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当前社会发展的主题。梳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历史的启迪作用。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颈瓶问题，相关学者认为，在对待中国“三农”问题的态度上，难以否认“三农”浓厚的异化色彩。[6]主要表现为：

（1）、经济上的异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的逻辑的起点，是中国“三农”在经济上异化的根源，也是中国“三农”异化的根本。建国以来，农村一直都处在城市化的边缘，加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指导，造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三农”仍然位于社会边缘，默默地为城市的劳动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住房、福利保障等方方面面贡献力量,以满足城市日益攀升的发展需求。

另外，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收入用于积累的分额增大，用于消费的分额下降，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便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会增加对其它产业产品的消费，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远远落后于其它产业。农业还因产业结构转换，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越来越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将越来越低，因此，农业在起基础作用的同时异化了自身。[7]

在社会保障上，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制度。在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农村公共产品相当缺失，并且费用由农民自己负担。

（2）、政治上的异化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农民对政治上的事无暇顾及，他们将权力赋予人民代表后，农民没有多少实际支配的权利，没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没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正如《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8]指出“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民代表比例低，制约了农民的政治表达，使农民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民意反映中居于弱势地位，由此导致‘三农’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

另外，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民采取歧视政策，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种由公权力导致的城乡隔离束缚人们迁徙自由，使得农民这一职业身份化了。【王芳：《三农问题反思》P68】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束缚着农民工，使他们不可能真正融入城镇群体，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处于异化状态。

（3）、文化上的异化

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落后，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还相当欠缺，农村文化教育仍远落后于城市，严重束缚了农民观念更新和素质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农村的下一代孩子在起点上就埋下了异化的种子，异化在代际中繁衍。

（4）、心理上的异化

农民因先天劣势身份导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加上生活水平与城里人形成的巨大反差，自身利益长期受忽视的农民难免不产生被剥夺的不满心理和怨恨情绪，甚至有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农民当初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主义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主体地位失落了，异化了。

（5）、人与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人同类的异化也只有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的最终结果是人对人的统治与奴役，即人与人的全面异化。“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P60】农民得到的待遇实际上与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得到的待遇是不相符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民与他的类本质异化了，农民在类意识和主体性上得到的只是歧视和偏见。而农民类本质的异化外在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保障制度等因素的合力，造就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劳动状况、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人际交往、社会心理、思维模式等方面壁垒分明。这些壁垒无不是农民和市民关系隔阂异化的表现。

总之，中国“三农”的异化反映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反映在贡献与代价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扬弃异化的理论指导。【王芳：《三农问题反思》P69】

那么，该如何解决中国现实的“三农”问题的异化现象呢？马克思的扬弃异化劳动的理论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在《手稿》中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P81】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解决中国“三农”异化的问题，就是要对“三农”积极的扬弃，其关键就是减少农民数量，即通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广泛地开展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减少城乡差别，使“三农”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从根本上摆脱农村落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拖后腿的状态。

另外，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投入，提高农民待遇，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保障农民向城市正常的社会流动，政府应该尊重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改变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恢复农民作为公民应有的待遇，这是对农民国民类本质的复归，也是农民主体性的复归。

要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就必须深化城乡体制改革，既要增量改革更要存量改革，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国家在政策上多向“三农”弱势群体倾斜，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国家发挥宏观调控功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持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立法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平衡各方面收益，均衡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一旦某一方面的突出发展，则可能抑制和延续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出现社会发展了，但人的发展却走向了片面化，孤立化，产生异化现象，这是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

异化从本质上是一种非正义，而异化的扬弃就是一个追求正义的过程。【王芳：《三农问题反思》P70】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三农”异化的问题。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是写在160多年前，但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依然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　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野下的中国“三农”问题反思》，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3月第2期（总第174期）

2、           杨　豹：《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启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总第152期）

3、           宇海金、刘付春：《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新诠释：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总第153期）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P52，以下皆引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2]宇海金、刘付春：《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新诠释：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96

[4]《马恩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5] 吕洋：《人的全面发展是对异化的扬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P67

[6] 参见王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野下的中国“三农”问题反思》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3月第2期（总第174期）P67－70

[7]王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野下的中国“三农”问题反思》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3月第2期（总第174期）P68

[8]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