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阅读难题

人们对于书籍、报纸和杂志越来越不感兴趣，宁可打电话而不写信，宁可看电视而不读书。----------《青年参考》
电视与阅读
这是一个媒体泛滥的时代，电视自它并不太久远的诞生开始，迅速的占领了人们的生活空间。1900年，电视--Television这个词首次出现，它的出现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确实，这是没有丝毫刻意的夸张。
这个被称为“神奇魔盒”的电视迅速崛起，此刻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一部分。除了娱乐，它还带给我们世界的万千咨讯---------今天的股市行情，正在大洋彼岸越演越烈的竞选，抑或是明天的天气与路面。
“很难想象，以前没有电视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每当祖父母向年轻一代回忆他们的生活时，那些年轻人总是显得万分的诧异，但这确实是真情的流露。“尽管，现代生活忙忙碌碌，但我们却能够花费4个小时甚至以上的时间在电视屏幕前。或许，将电视与阅读联系起来，那会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在中国，复制与仿造似乎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中央电视台首先推出了《读书时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地的电视台也开始了它们的运作。北京电视台有了《华夏书苑》，湖南电视台则取名《爱晚书亭》，凤凰卫视中文干脆用一个成语《开卷有益》概括它们的节目，青岛电视台似乎最是明智的他们找到一个颇为时尚并有着复古气息的《一味书屋》。
就如同这些节目的开播一样，最具戏剧色彩的是，它们似乎都难以逃脱惨淡经营的厄运，而被停播的结果则如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传染，而央视的《读书时间》似乎最能够说明这一切。
1996年5月12日，《读书时间》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播，在众多所谓明星式节目的步步排挤下，2001年7月，《读书时间》只能被迫转战央视科教频道，慢慢走出了全国民众的视野焦点。在短暂的挣扎后，2004年9月13日起，《读书时间》已近彻底告别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似乎只有那黯然的背影与我们深切的反思。
“人们对于书籍、报纸和杂志越来越不感兴趣，宁可打电话而不写信，宁可看电视而不读书。”早在1987年的《青年参考》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社会的变迁。2004年10月29日《中华读书报》哀叹道：“电视读书节目是电视媒体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象征和标志，连一个国家级电视台居然无法保留住这样一块读书时间！”。
但事实上，这种感情的宣泄总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的电视荧屏前总是拥挤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广告，还有就是无止无休的肥皂剧、清宫戏与教化气味十足的晚会，当然更少不了娱乐明星的秘史新闻。
从《读书时间》的失落讨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似乎是费力并愚蠢不堪的，不可否认《读书时间》自身的表达方式有些单调贫乏。事实上，它的失落更象征着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那就是，这个时代人们日益贫乏的阅读情趣与浮躁而功利的精神追求。
《读书时间》陨落的同时，《百家讲坛》却慢慢崛起，而此刻正是如火如荼。高达０．５％的收视率不仅让它成为央视科教的亚军节目，它更造就了许多的“学术明星”；阎崇年、刘心武等等，还有被冠以“学术超男”的易中天，他的火爆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做学术大师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打造自己的学术演讲明星——这是《百家讲坛》所追求的。”制片人方卫说到。除了打造自己的学术明星与事实上的收视率，所谓的学术精神却并没有多少的体现。
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百家讲坛》与曾经的天桥说书的茶馆并没有多少区别，几个口才不错的艺人，还有一些市井所殷切关注的权术阴谋与斗争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们不仅可以得到简单的娱悦并且总是能够学习生活中最实际而实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何况，这些故事的讲述多多少少有些时下流行的“大话”、“戏说”的性质。
“中央台的讲座是面对全国的，说不定有千百万人在看在听，因此无论写讲稿和审定讲稿都要细致一些，拿不准的要查书；演讲中，不要因为讲得兴起，就信口开河，学问是件严肃的事。”在《南方周末》王学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面对《百家讲坛》的谬误百出，对于这种“戏说”、“大话”历史的“学术讲座”也按耐不住，但他的话多少有些苍白，毕竟《百家讲坛》依旧如火如荼，而那些“学术明星”的著作更是一时间里洛阳纸贵。
“借势发挥是我们选题的一个重要标准。”万卫的话除去几分得意与自命不凡倒是说得诚实，这也就并不奇怪有了“红楼选秀”与“揭秘红楼梦”，在无止无休的清宫大辫戏后的“清十二帝”与“风流才子纪晓岚”等等所谓的学术演讲，可贵的独立性与高贵的学术气质在商业炒作下始终是低头弯腰。
诚然，高达０．５％的收视率在某个侧面也反映着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但是，事实上人们对于视听讲座的热衷与痴迷正是人们对于阅读的放弃，一种坐享其成的慵懒与对“二手知识”的狂热孜孜追求，他们不再认同阅读所带来的观念的冒险旅行与思考的乐趣。他们都是时代精神下的功利主义所熏陶的阅读者。
“那么多人如此喜欢易中天，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悲哀，这说明喜欢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了。” 作家梁晓声面对“学术超人”与《百家讲坛》现象毫不掩饰他那深切忧虑感，但《百家讲坛》的火热仍在继续着，明天呢？
商业资本操控下的时代阅读
“我们正在变成一个推销员社会，一个充满着小商小贩式的精明的国家？”一位年仅30岁的专栏作家-----许知远在他那篇洋洋洒洒的评论《商人社会》里提出这么一个深刻而焦虑的疑问。他的描绘也确实体现这个时代的特质所在：我们有过文学青年、愤怒青年，而现在似乎所有都变成了“创业青年”、“工商青年”。大学里的昔日写诗的青年都在写创业计划书，就东莞的夜市里喝粥的、衣衫不整的年轻人，也在煞有介事和他的同伴宣扬如何成为领导的好助手，餐馆里最流行的套餐都变成了“行政套餐”……
“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在某个论坛上某位网友曾经满怀激情的评判着这个时代，但他所担忧的是世人瞩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断有各种商业因素介入了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豪华的体育场，巨额的奖金诱惑，满天飞舞的赞助商广告。”
的确，现代社会里商业资本业已成为连接整个社会并且调剂资源分配的必需，商业资本成为继政治力量与宗教之后社会生活的第三种力量。“当今的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代，一股恶心铜臭气从现代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
“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时代中国的特征，那就是---骗钱！”社会学家周孝正幽默的话语似乎并不能掩盖他内心那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对于时代的深切的担忧。一个迫在眉睫的事实就是，商业资本或许已经逼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阅读情趣也慢慢被铺天盖地而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所操控。
似乎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比《走在繁荣发展大路上的我国出版业》更能体现中国出版业的繁华与光明，而在这之下的更有了炒作起来的畅销图书的张牙舞爪，但事实上，我们的繁荣的出版是建立在71%的教科书与教辅书的支撑，很难想象这些惊人的近乎奇迹的事实，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卖了400万册，同济大学版的《高等数学》全国数十万理科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而这个神话坚守了都十几年。
这种严峻的情势似乎并没有唤醒人们，相反在不足30%的出版中竞得先机似乎不能不依靠那些疯狂而幼稚的肆意炒作与宣销。先看看那些让你瞠目结舌的书名吧，杂文集取名《忍不住想摸》似乎已经超越了你我的想象力，而一本关于癌症话题书更是《拯救乳房》，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除了感慨奇迹，只能让你我无言。“想到的想不到的千奇百怪骂爹骂娘热闹非常”。在百度某吧贴里，一位网友的总结是那么的贴切与精准。
一夜之间中国人都变成了情色狂，在继互联网络各大门户网站成为“擦边挂号的肉铺”以后，中国的图书市场也同时举起了那么一面鲜明而耀眼异常的旗帜：《不想上床》、《我这里一丝不挂》、《赤裸的爱》、《天不亮就分手》，似乎中国人内心深藏的本能与冲动被这些铺天盖地的图书唤醒并且是那么势不可挡。
“没有任何一个国度的人们会比中国人更有克隆天才了”，某位网友在论坛上侃侃而言，不仅如此，在中国，复制与仿造似乎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至少在出版业内是如此。缺乏操守的商业资本依靠着对于利润的天然的嗅觉，总是能够紧紧跟住时尚与潮流，而我们的阅读视野也成为资本炒作的曲线倒影。
还记得高中二年级，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一时，除了报道中的中文版销量200万，还带来不少的跟风尾随者，他们的语气是那么不容置疑的而且马不停蹄的有了《我能动谁的奶酪》，相对而言似乎《谁动了我的肉包子》更贴切一些，毕竟有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乡土感情。
一本《狼图腾》的热销，也同样摆脱不了铺天盖地的克隆与仿造，《凤图腾》、《狗图腾》应运而生，狼也再次成为时髦的写作题材，《狼性管理》、《狼性管理法则》，配上与之同步的甚嚣尘上的宣传炒作，当然销量自然并不是问题。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浪漫的新派诗人徐志摩困惑于爱情，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困惑的主题已经是自我――我们慢慢丧失了阅读的自主与自我，我们的阅读情趣也成为商业操作下的一种时尚的盲从与迷失。
日益贫乏的阅读情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三十几年来，世界性的产业国家主义社会的庞大物量，最后把人的智慧与感情都压灭，家庭之内断绝，人与人断绝，对物的感情断绝，连到语言的能力都急剧地退化了。文学上已失去了感情上构成故事的才能，只有构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的旋律来吸引读者。连这个也怕麻烦了，继起的是男女肉体的秽亵小说，但这也要过时，因为秽亵虽然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现代人是连感官也疲惫了”。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代才子胡兰成在他那篇《中国文学史话》对于现代文学是那么的充满忧虑与感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阅读情趣日益贫乏，正如《手机》中费墨先生费老那种唉声长叹：审美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