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清言官多“雷人”上疏

    读史偶得

    ◎宋石男 资深网友

    明清言官，每多“雷人”上疏。

    《明史》记，给事中胡以宁上疏请立法禁食蛤蟆，时人号之为“蛤蟆给事”。明人杨士聪《玉堂荟记》记，崇祯时出朝甚早，百官常迟到，有言官就上疏建议在裁缝队伍中开展整风运动，因为他们缝的扣子不结实，临朝前常脱落，耽搁官员出门。

    与“蛤蟆给事”对仗的，于清代则有“驼煤御史”。清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记，雍正间，有御史奏称，卖煤人不许横骑驼背，以免摔下来，时人遂称之为“驼煤御史”。也在此朝，御史钱以煐刚上任就推出连珠炮的“雷人”上疏：一是请天下尼姑还俗，好解决单身汉的性问题；二是民间养女20岁以上还没嫁人的，地方督抚要当活雷锋，帮助解决其个人问题。三是民间常有人因数十文钱斗殴，请有司查明需数十文钱的穷民，发给他们，就不打架了。

    明清言官缘何多出“雷人”上疏？周寿昌分析说，当时制度规定，台臣(即言官、察官)若三月无疏奏，有“辱台之罚”，所以言官不得不胡乱找些琐鄙之事凑数，其上疏遂多雷人。这道出了部分原因，但没有点中要害。在我看来，明清言官之“雷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八股取士造成官僚普遍缺乏行政管理的专业技术。二、专制政权下言路阻塞犹如肾结石。于明代有廷杖，于清代则为文字狱。三、在前二者作用之下，官僚多缺乏政治担当，自然谈不上什么“言责”，于是文恬武嬉，混天过日。

    先说八股取士。明亡之后，传说有人以红纸书榜于大明宫门之上，曰：“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八股朋友同具”。说“明亡于八股”，固然不全面，但浸泡于八股酱缸的官僚，对此确有重要贡献。相传崇祯帝将覆亡前，曾伏案疾书：文臣个个可杀！这沉痛的话语究竟出于崇祯之口，还是后人伪托，并不重要。而文臣无能无用乃至可恶可杀之样貌，则借此言表而出之，淋漓尽致。

    明代八股之祸，于清代“薪尽火传”。康熙间虽曾取消八股，改为相对务实的策试，但旧知识分子的反弹极大，没多久仍改回原样。直到1905年取消科举之前，八股机制始终源源不断地为帝国输送一批又一批迂弱之儒。在这些人中间，怎能指望产生“一言兴邦”之杰士呢？

    再说专制政权与言路的力量消长。明清以前，言官的力量相当显赫，尤以宋为盛。有宋一代，号称不曾杀一谏官。明清则不然，皇权之专制力量高涨，在朝言路与在野清议之力量自然积弱。明代皇帝对大臣，多是一言不合，立马当廷打到屁股开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其惨痛之状，可以想见。在明武宗之前，廷杖尚不脱衣，只是表示羞辱，武宗以后则打光屁股，除表示羞辱以外，更暗含杀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对此有生动描述，陈登原《国史旧闻》中也有“廷杖”专条，考之甚详。

    廷杖威武，言官自然萎靡。有明一代，言官被杖毙的并不罕见。兔死狐悲，谁还愿意前赴后继？一些有抱负的言官则转入颓废。《明史》记王廷陈的事迹即为典型。明武宗南巡，王上疏劝谏，武宗鬼冒火，罚他跪午门外五日。后来他放了外官，做个知州，全不管事，案卷堆积如山，也不省视。夏天就裸体坐堂上，高呼草泥马。有时也断案，见飞鸟集庭前树梢，立停听讼，抽出弹弓打鸟儿耍。王的狷狂，或正缘于言路之塞、政治之无出路。其余不如王的官僚，则可能连狷狂都没了，只剩下“多磕头，少说话”的圣训。或许仍有一二残余风骨之士，试图以笔为刀去刮刮龙鳞，但下场多半是被刀砍死。刀笔刀笔，毕竟是刀先于笔。中国人最聪明，对此心领神会，所谓言官，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据《明史》，天启年间，御史黄尊素在一封奏疏中就揭发了这种恶状：“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扃者”。不是言官们没有中肯的话说，可老大哥，你虎胆龙威地看着他们，他们能说什么？

    清代没有廷杖，但文字狱比廷杖更厉害。廷杖不过是打屁股，有时打死人，有时打到半死，一个屁股大一个屁股小，但较少殃及族人。文字狱则是将你与你亲密领域中的各色人等一网打尽，其寒酷更甚。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最烈，这是大棒。乾隆朝四库开馆，考据学大行，文人学士尽入故纸堆中，所谓“乾嘉朴学”又成了知识分子面前悬挂的胡萝卜。自此，士气之迂腐与战兢，遂为主流。加上清代取消可以对口监督六部行政事务并有封驳诏敕之权的六科给事中，将之并入都察院，言官谏议、监察功能大受削弱，而雍正朝的密折奏事制度，又进一步消解了言官的权力。在有清一代，因奏疏鲠直而遭难的官员屈指可数。如洪亮吉那种铁骑突出的呐喊，几是绝响。而洪本人也因言获罪，流放新疆。

    抵至道咸，言路之萧瑟，官员之卑琐，已达可怜复可怖之地步。龚自珍曾用极凄切的语言来形容其时世运人心：“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他还哀叹说，不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就连有才的小偷、强盗都没有了。当然，也就更不太可能出现有才之言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