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建勋：我为何反对国家提供福利(南方都市报 200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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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反对国家提供福利
■知道分子之王建勋专栏
针对笔者批评福利国家的文章（见《南方都市报》3月23日A23版），岳经纶先生撰文反驳，认为我的理由不过是“福利国家反对者惯用的论调，没有任何新意，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究者早已对这些论调做出了有力的驳斥”（见《南方都市报》3月24日A31版）。应当承认，笔者反对福利国家的理由“没有任何新意”，不过是常识而已，但常识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至于岳先生声称早已有人对我的理由做出了“有力的驳斥”，笔者不才，倒想知道那些“驳斥”究竟是什么，想知道它们是否真正颠覆了对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然，岳先生的“醉翁之意”不在从逻辑上反驳我，而在质疑我为何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大谈”反对福利国家。的确，笔者的“唱反调”做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在我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福利国家更加重要，因为危机之下人们更容易相信那些从长期来看对他们有害的政策，正如在战争时期人们更倾向于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样。
坦白地说，我完全同意岳先生所描绘的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意其关于中国福利体系呈现“二元制”甚至“多元制”的基本判断，亲眼目睹了不同群体的人们正在享受着不同的福利。但必须指出，这是福利不平等的问题，与福利应否由国家提供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解决福利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造成福利不平等的各种制度（比如户籍、税收等），落实宪法意义上的平等保护原则，逐步放弃由国家提供福利的错误思路。事实上，在福利分配制度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提供福利会使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在一个法治民主不健全的社会里由国家掌管福利的分配，大部分福利必然落在权势阶层手里，而不会流向弱势群体，因为后者在决策过程中基本失语。
岳先生说，不必担心中国成为福利国家，因为我们离它还很遥远。但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在就是一个隐性而畸形的“福利国家”。说它“隐性”，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交纳着高得能与福利国家“媲美”的税收，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福利的发放是在机关单位内部关起门来“悄悄”进行的。说它“畸形”，一方面是因为福利的分配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特殊人群享受的福利比福利国家不知还要高出多少倍，看看普遍存在的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公费旅游、公费吃喝吧。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尽快放弃由国家提供福利的做法，降低税收、藏富于民，让民众通过市场和民间自己选择他们想要的福利。
岳先生告诉我们，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国家已经在利用“合同外包”等市场机制了，不必担心国家提供福利的高成本。但我想说的是，尽管福利国家在服务的“生产”等环节引进市场机制可以缓解效率难题，但这种尝试并没有根本改变由国家通过税收方式提供福利的基本格局，而不改变这一点，就一定意味着福利的提供是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做出，就一定意味着一些人通过“多数决”（除非遵行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甚至“少数决”的形式强迫另一些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就一定意味着一些人的财产权受到另一些人的侵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剥夺国家的征税权，而是要将其压缩到仅仅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支出限度内。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岳经纶：关键不在于是否学习福利国家(南方都市报 2009-3-24) 09-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