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何连连受辱

    ■第一专栏

    ◎ 长平 媒体从业者

    最近记者备受羞辱。除了权力部门一如既往地，动辄跨省追捕、“网络通缉”之外，社会名流也不吝口德，对记者挖苦谩骂。地产大亨禹晋永被质疑造假和欺诈，召开新闻发布会辟谣，竟宣称“我要关门打狗，就要先把狗放进屋来，所以今天很多媒体都来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弟子殴打记者之后，他又亲自上阵破口大骂，“北京电视台是个龌龊的单位”，“记者不如妓女”。著名导演冯小刚辱骂记者成了习惯，不久前宣传新作《唐山大地震》，被问到不愉快的问题时，称记者“没人性”。

    我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粗鄙的社会，但是这些公权力的拥有者，经济、文化领域的强势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如此没有教养，仍然让我感到惊讶。捷克作家哈维尔等人曾倡导“对话八原则”，得到广泛的认可，其中两条就是“不作人身攻击”、“不要坚持错误不改”。这两点在我们这里都反过来了，成为官员和名流们的制胜宝典。禹晋永大言不惭地说，“诚信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更不要是用行动来做的”，而是“心中的那份(无论对错的)坚持”。

    不过，在这几个例子中，他们都是针对记者发飙，言语中表达了对于媒体的蔑视。有单纯而敬业的媒体朋友问我，到底该怎样看待记者的工作？于是我想，媒体人士在愤怒还击的同时，也不妨借机反躬自问：为什么媒体人得不到起码的尊重？除了权势者的嚣张之外，还有没有自身的原因？在一些被争相传诵的正直、勇敢而又专业的优秀记者身后，整个媒体的生态到底如何？

    从现代社会的结构来看，媒体起着支柱性的作用，在西方被称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主要扮演三种角色：一是信息提供者，方便民众生活，同时辨识真假，探究真理；二是权力监督者，通过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来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自由意见平台，让不同的观点都能得到表达。第二个角色的任务，很容易使记者成为挑战权力的英雄。因此，记者头上一向拥有无数耀眼的光芒。很多媒体人都记得普利策说的这番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更著名的赞扬来自美国总统杰斐逊，他说：“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很多中国媒体人都用这些话来鞭策自己，但是在反复吟诵之后，有时也会发生误会，以为自己就是普利策和杰斐逊描绘的那种角色了。事实上，按照这样的要求，西方媒体也没有完全做到位，甚至在新媒体时代还有倒退的倾向。中国媒体在近二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有了独立和专业的意识，但是同时受困于权力和市场，几乎还没有走上正道，就开始贪恋歪门邪道了。

    头戴“地产大亨”的帽子，禹晋永应该不差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这么多钱没有用，……花不了这么多钱，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但是他知道钱对媒体的重要性，“打垮你的财政你就知道厉害了。当5000万元落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高额索赔的确是一种恐吓办法。不过我想告诉他，真正的地产大亨是不会这样做的，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跟管事的官员打个招呼，媒体就会“生不如死”；或者给媒体投点广告，媒体就会选择“死不如生”。

    我想起上个月在成都参加“中欧社会论坛”，媒体人士讨论起记者拿红包的现象。红包在媒体业内非常普遍，甚至成为很多记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展江教授等媒体研究者对此非常痛恨，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记者受人钱财，还会坚持独立立场———即便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不义的行为。一些媒体从业者却很不耐烦，他们抱怨说几乎每次参加这样的会议，都会讨论这个注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有人指出，几乎每个报社广告客户的保护名单，记者即便不拿红包也未必能够正常写稿，报社有什么底气要求记者拒收红包？即便强行规定，那也不是什么正义的力量。

    在场的西方记者插不上话，因为他们对此难以理解。有人好不容易想起来，好莱坞公司有时会请欧洲娱记去参加看片会什么的，该不该让人家出机票引起过一些争论。但是无论采访哪个行业，每次写稿之前直接从采访对象那里拿点钱，这超出他们的想象。

    法国《世界报》前主编阿兰·弗兰尚(A lainFrachon)先生介绍说，他在担任主编期间，为了避免人情干扰，尽量避免和政要吃饭，尽管这些饭局大多是以友情的名义，未必有具体的要求。我不得不诚实地说，中国的大多数主编，无论大报小报，如果能够得到政要的宴请，不仅不敢拒绝，而且定然深感荣幸，还会写进宣传手册，甚至会在报纸上发表消息来炫耀。

    前不久有一位日本媒体研究者来中国，我陪同她对一些媒体人士进行了访谈。她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媒体的职业化转型，大多媒体人士都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话题，乐意和她交流。结果略感意外的是，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原来，在她看来，职业化转型的提前是媒体的独立。而很多媒体人士理解的是，职业化就是采访编辑和经营管理上技术含量再高一点。难怪郭德纲对于参与捧红他的北京电视台不屑一顾地说，大家都是彼此利用，谁也别装。有些媒体人士劝他要讲江湖义气，知恩图报。我不认为这种道理可以让媒体获得尊严。

    冯小刚在回答年轻的记者提问时，时常以“小妹妹”称呼之。他用这种称谓来表达不满：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你们都是屁小孩，不懂得礼貌。这里面含有年轻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也对记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质疑。他之所以敢骂记者，除了自身修养之外，是因为他也了解这些记者的行止，知道媒体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他的电影中的植入广告，也许还要从媒体的软文广告得到灵感呢。

    一些记者挑战权力或者金钱，勇敢地为公众提供真相，的确令人佩服，值得敬重。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会感到悲哀，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一个记者的分内之事。媒体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受人羞辱未必有多么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