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知识—权力”结构的拒绝（《告别革命》片断）

文学对“知识—权力”结构的拒绝

      刘：你这次回国，带出来甚么文学书，可以让我先看看。

    李：我就带了两本王朔的书，一本是《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本是《我是你爸爸》，不过，我发现《爸爸》这一本缺了好多页，现在的出版质量就是如此。新起的年轻小说家，我读得很少。

    刘：我读了一些，苏童的小说我几乎全读，王朔、余华、叶兆言、格非的也读了几本。

    李：你的印象如何？

    刘：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解构革命，解构大写的人，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解构过去的总体敍述方式。解构人，才能和伤痕文学相区别，解构历史，则与过去的革命文学完全不同。过去老讲“历史必然性”，他们笔下的历史则充满偶然，连革命历史也充满偶然。他们完全打破目的论历史观，并不认为历史一定有意识地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常常是盲目的生命流、情欲流。我很喜欢苏童作品，他才二十七八岁，他完全写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历史，但是，这一历史是被他充份个人化的历史，是他想像中的历史。你一直不赞成历史必然性那一套思路，如果看了他的作品大约也会喜欢的。

    李：可惜我没时间读，但王朔小说对意义的解构还是看得出来，雅俗共赏，它恐怕属於大众文学范围。我对大陆的“大众文学”的兴趣超过对“菁英文学”的兴趣，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解构力量。

    刘：王朔与苏童、余华等不太相同，他的确更接近大众文学。我喜欢把王朔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而把苏童们作为文学现象来欣赏。苏童追求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追求艺术在商品社会中的异在性、疏离性，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反叛，包括对商品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反叛。为了表现这种异在性，他们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独特的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常常把异在性推到极致，以致相当夸张，所以他们的小说常常有力地暴露现代文明对爱欲的压抑。

    李：王朔照顾大众的口味。

    刘：不错，王朔和商品社会有所妥协，也迎合一点大众的需要。包括比他们大一辈的贾平凹，他的《废都》，也不是艺术自律性很强的作品，也与商品潮流有所妥协。

    李：但是，新生作家都非常极端，反对一切意义、一切价值。

    刘：是的，把自己的观念和敍述方式推向极致，这是这些年轻作家共同的“文本策略”，这也难怪，文学常常要通过“极致”这一办法而走出自己的路。王朔撕毁一切价值，是极端；而苏童、余华他们则全力地表现艺术作品特异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也是极端。所以他们在写人的时候，也不惜把人非人化。在余华的笔下，人绝对不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绝不是有善有恶的人性载体，而完全是另一种特异的动物。

    李：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作家要把世界画成甚么样，都有他的自由，都可以。他们要坐着写、站着写还是躺着写都可以，各种风格、各种写法，只要写得好，我都喜欢。要把某种观念、某种写法推向极致，也无可厚非。

    刘：文学最怕平庸，作家自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平庸和防止自己落入平庸。而且着意解构某种观念也不奇怪。尼采、易卜生都是解构家，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传统的解构家。很奇怪，对过去流行几十年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这一套思路，大陆人文科学领域并没有出现有力的解构，倒是在小说文本中可看到对这一思路作了真正的告别。

    李：文学毕竟更敏感。应当欣赏这种解构的力量和艺术。但也可以提出解构之後怎么办的问题。意义、价值都解构掉了，那么人活着的依据和理由是甚么？

    刘：彻底的解构也包含着危险。这批年轻的小说家在解构中才华横溢，对一切不合理的存在的嘲弄也很有意思，但读了之後让人感到他们的作品还欠缺了点甚么，我想，这大约是欠缺必要的人文关怀。我们不能要求文学在文本中发表人文宣言和人文告示，但要求有点潜在的热能和关怀的暗示大约不算苛求。《红楼梦》对虚伪的理学和仕途经济之路作了精采的解构，但它蕴含着很深的人文关怀，它对生命，特别是对年轻的美的生命的关怀使得作品不仅精采，而且带上永恒性和伟大性。

    李：《红楼梦》破坏传统，但它肯定了真挚的爱，有真性情，认定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生命值得珍惜、肯定和爱恋。不像现在有些年轻朋友觉得甚么都是假的，甚么都不值得珍惜，甚么都不应当肯定。不知道这些年轻作家是否也有这种倾向。

    刘：《红楼梦》的提示至少值得年轻的才子们借鉴。解构是一种潮流，而且是二十世纪世界性的潮流。在中国语境中的解构潮流，有成就，但也有点潮流化的缺点。文学创作是充份个人化的活动，最好是不断有意识地反潮流，包括有意识地解构潮流中放一点有建设性的、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情感，以给这个日趋冰冷的人世间一点暖流。

    李：我们在一九八七年的文学对话，引起一些年轻朋友的责难，今天说不定又使他们愤慨。但不要紧，我们是坦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文学的最高价值，文学的永恒性源泉在於它可以帮助人类心灵进行美好的历史性积淀。就是说，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总是可以在人类心灵中注入新的美好的东西。这可能看不见，不是像科学那样可以测量、计算，但它确实存在着。

    刘：这确实是文学无可比拟的长处，王国维说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比一百个政治家还有价值，就因为它能够活在人类的心灵里，它可以不断地给人们注入这种美好的颗粒。你在《我的哲学提纲》里所说的“情本体”在文学中更是如此。文学的最後的实在自然是“情”，是“本体—情感”结构。

    李：在社会各种生态中，文学艺术的独特作用正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现在好些人强调用“知识—权力”结构来解释文学，我以为未必能完全解释得通。在商品经济潮流中，一切日趋商品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在撕破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人成了商品的奴隶，人在商品面前丢失情感和灵魂，变成你说的“肉人”。那么，这个社会还如何保持他的“生态平衡”，人们又如何保持他的“心态平衡”，总得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一些“温情”，保持一点人际温暖，否则人界岂不是又要变成金钱动物界。我想，文艺可以起这种保留、平衡作用。现代也好，後现代也好，人际关系中的这点温情，保留一点下来总还是可以吧。千百年之後，人类大概还会欣赏《诗经》、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吧？文学正是在保持人际温暖这一点上获得永恒，获得“知识—权力”结构之外的另一种价值。我在《我的哲学提纲》中，讲人的本体是情感本体，就是讲情感是人的最後实在，最後的归宿，但这个“本体”实际上没有本体，即没有一种根本原则来支配你、主宰你。以前的一切本体，“理”也罢，“心”、“性”也罢，西方的“理性”、“存在”也罢，都要构造一种最根本的原则来统治你，这就是所谓“知识—权力”结构，但情感本体，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一种根本原则，没有一种“知识—权力”结构，感情是分散的，不可捉摸的，不可能以一种情感来主宰一切。文学是感情的，它的前途就在这里。

    刘：你讲得非常精采。我们一直说，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正是因为文学乃是人的情感本体的家园、情感本体的象徵。文学是一种无统治区域，它虽然也积淀着理性，但却没有外在理念、理性的统治，它拒绝任何外在原则的支配，拒绝“知识—权力”结构的统治。我们说文学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自由，帮助人们获得主体性的解放，也包括从“知识—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傅柯发现知识不是纯粹一种知识，它是一种权力，因此当它形成“知识—权力”结构时，它就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情感，人们一开口，一着笔，常常已落入先验的“知识—权力”结构中。他点破的这一道理倒帮助我们认识许多历史现象，包括我国的现代革命文学现象。像茅盾、丁玲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诸如《金光大道》这么一批作品，确实全部落入“知识—权力”结构之中，所以，作品中的情感常常是古怪的情感，这种作品很难增加人际温暖。但“知识—权力”结构不是一种必然律，真正杰出的文学作品恰恰能够反抗这种结构，置身於这种结构之外。这一点傅柯不了解。他对历史有研究，但似乎不太懂文学。

      李：如果能从“知识—权力”中解脱出来，文学艺术就能帮助人们找到温暖的情感家园，也帮助人们“塑造心灵”，包括激发人们对人生意义、对安身立命、对终极关怀的追求，也包括对梦的追求。

     刘：人类从动物界那里走出来，走到今天，可以说经历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承受的折磨、打击、劫难实在太多，但人类的神经所以不会断裂，就是文学艺术起了作用，从原始社会开始就起了作用。文学艺术在社会中的制衡，不仅在现代社会，而且在人类整个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当然，在现代这种温情被撕毁的社会里，它更应当成为人们的心灵需要。人类从动物界走出来的历史毕竟很短，很容易回到动物界，搞不好，就会心性如兽，只是衣冠不断变化而已。我们看到人很容易变成政治豺狼，也很容易变成金钱豺狼。文学艺术的确可以使人捍卫住自己的人性，避免落人人间的狼群中。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支撑着人间的正直、诚实、同情心，也支撑着人类美好的梦、美好的希望与期待。《圣经》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它所蕴含的精神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又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也是以美好的故事去支撑一种社会的梦。我们不能要求文学当教科书，这种观念其实是对文学的苛求，而且最後会剥夺文学创作的自由；但可以对文学有所期待，可以期待文学帮助人类支撑住人应成为人的那些美好特性和那些美好的梦想。基於这一想法，我总是不能接受那种煽动仇恨和煽动暴力的作品。

    李：作家的工作是可羡慕的，时间对他们有利。李後主是皇帝，人们只记得他是诗人。休姆主要是历史学家，但人们只记得他是哲学家，哲学、文学，生命更长久。所以我一直强调，作家对自己工作的坚定信念，应当表现在不怕被埋没的胸怀气概上。

    刘：你这一意见，十分重要。文学的最後裁定毕竟是时间的裁定、历史的裁定。

    李：一些好作品，在五十年、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之後才被裁定。文学的手法和形式无论怎样变迁，都不应丢掉体现自身价值的这方面的意义。某些标榜“後现代”的理论家说文学只是“能指”，不见得真的懂文学。我在《美学四讲》中认为“後现代”乃是“现代”的极端商品化，它反“现代”，反掉现代主义中那种追求价值、追求意义、反抗资本主义的东西，消解掉这些东西，把反抗变成装饰。而某些“後现代”理论，也不过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装饰品、娱乐品罢了。资本主义的厉害就在这里，它有能力有气魄把反对它的东西变成装饰它的东西，变成它的广告和娱乐。资本主义的确厉害。

    刘：现在时髦的论者嘲笑文学的深度，难道文学艺术都要变成平面，变成装饰品的平面才好吗？

    李：所以我说作家最好不要读文学理论。

选自《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