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 提升中国国力之本

——与石良平教授对话

2010年3月6日   09：新财经周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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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 红 马海邻

    教育，将是中国未来十年投资与消费的共同热点，将成为竞争力之源。只有人力资本充裕了，科技水平才能上去，中国经济才能从投资推动阶段迈入创新推动阶段，才能提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效率，才能真正完成调结构和经济转型的任务。

    虽还是农历正月，但虎年元宵已过，一年一度回乡团聚的日子也告一段落，要出门打工挣钱的农民工都陆续返城。年复一年，流动就这样继续，劳动力资源就在这样的流动中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虽说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能够供给的劳力资源很丰富，但这几年“用工荒”不减反增，许多地方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城市，企业招工难现象时有发生。

    中国“吃”人口红利快“吃”到尽头了——很多人因此忧虑惊呼。在他们看来，随着80后一代成长为劳动大军的主力，中国依靠便宜而丰富的劳动力所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将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著名经济学者、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看来，用工荒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力供需问题，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国力问题。恰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新鲜出炉，于是，在3月1日的午后，我们（以下简称“记”）第三次与石教授（以下简称“石”）“经济面对面”，主题直击“中国国力”。石良平认为“用工荒”与“教育发展”这看似无关的两者实际上是高度关联的，用工荒，“荒”的不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规模，而是用于供给的劳动力资源的素质跟不上，供与需之间的要求不匹配，而提升劳动力素质，要靠教育。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唯有此，中国经济转型才能成功，中国的竞争力才能真正提升。一句话，教育投资将成为中国国力提升之本。

    “教育也能创造人口红利”，石教授道出下一轮高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经济，须经一轮新的投资，再上台阶，方能柳暗花明又一“春”。

    国力强弱不能简单地看GDP总量，要看竞争力，要看贡献度。

    记：现在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GDP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日本，预计今年将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国力已经很强大了？

    石：国力强弱不能简单地看GDP总量。中国在晚清以前，经济体量一直是全球第一，直到1890年，美国才坐上第一把交椅。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那年，中国GDP是日本的5倍左右，但结果惨败于日本；1936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多，但当时日本经济实力明显高于中国。我以上述对比为例，是想说明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大，并不代表就是强国，并不代表经济实力就大。

    当然，GDP总量肯定是国力强大的一个方面，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人口大国，如果我们看到总量“坐三上二”的排名就得意忘形，那就是要警惕的了。

    记：人均GDP，中国在世界的排名落在百名之外，仍是第三世界。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反差这么大，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国力呢？

    石：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几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加起来肯定比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大，但大部分产品都需要被消耗掉，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支撑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发展建设，所以还是弱国。我认为，一国国力的强弱，与其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世界第一，但制造业只占GDP的千分之一，所有和工业有关的产品严重依赖进口；1890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只有10公里，而当时日本的铁路运营里程已达到2349公里。这是一个基本观察点，说明GDP多不一定国力强。

    记：产业结构怎么看？

    石：我们可以看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最近十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增大，但我们出口的主要是组装件、成熟件，高精尖的精密仪器、工作母机等还需要进口。我们还可以看软件产品，软件标准都不是我们制定的。还要看服务贸易的比重，服务是体现国力和技术含量的。

    日本是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制定“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之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1968年，日本GDP总量超过英国位列世界第二，到2009年的话算来保持了42年。1960年日本的产品还在西方“摆地摊”，60年代末期日本制造就以高质量著称了，你看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市场上，大多数精密电器产品，如高品质的摄像机、照相机，几乎都来自日本，我们做不出来。

    可以大体上计算一下，假设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3%区间，中国保持8%-9%的增速，大约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GDP总量就有可能超过美国，重新夺回第一的宝座了，但是，即便如此，技术、人均教育水平等跟不上，经济规模再大，也是苍白的，没有血色的。

    记：看中国国力，既不能看GDP，又不能看人均GDP，那您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国力的评价标准？

    石：我认为看国力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你对世界的贡献度，不仅是经济，还有科技创新、维护世界和平、解决贫困问题等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二是看你的竞争力和市场开放度。

    在许多权威机构的竞争力或国力排名中，中国的名次都比较靠后。科教创新是主要差距之所在。

    记：您说评判国力强弱要看竞争力，现在国内外有很多机构做这样的评比和排名，您可不可以列举几个有影响力的竞争力排名情况？

    石：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自198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竞争力报告，考察对象为全球57个经济体，衡量标准多达329项，归为四大类：总体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经营效率、基础建设。其中三分之二为经济数据。2009年中国排名第20位。

    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每年公布全球竞争名排名，其排名覆盖了130个左右的经济体，其评估指标有12个，分别为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卫生和初级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市场规模、企业成熟度和创新能力。中国排第30位。

    中国社科院今年的 《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进行国力排名，中国排第7位。其观察点分四大类：经济、军事、科技、国际贡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近期公布了其历时三年的研究成果，对美、日、英、德、法、中、俄等7个大国进行了国力评估，中国排位最末。其评估指标分为四大类：经济、科技、军事、资源。

    其他还有一些机构进行国力或国际竞争力排名，如世界银行等，基本结论都差不多，经济规模都只占这些评估指标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其中差异最大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企业创新能力和经济开放度。

    中国已经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转向有限供给，但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记：从衡量国力强弱的指标看，人均GDP跟人口红利是一对矛盾，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石：我推荐你们看一篇文章，《南方周末》1月28日22版刊登的，题目叫“中国故事：18世纪的成功和19世纪的失败”，专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文章讲到国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结论，中国国力由强转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了。乾隆时代，中国就已经有3亿人，太平天国时，人口已接近4.5亿。人这么多，但是农业生产还是原始和传统的，于是解决温饱的压力非常大。资源不够分配了，生活水准越来越低，穷人越来越多。

    我认为中国经济至今没有转型成功，跟人口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毕竟有那么多人在消耗，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转型。

    记：但人多可以创造“人口红利”，中国一大竞争优势不就是有大量人口红利存在吗？

    石：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储蓄率较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最近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的“用工荒”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一个信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处于可劳动阶段的人口2010年为9.2亿，2015年为9.29亿，然后开始减少，2025年将下降到9.14亿。社会总抚养系数 （含少儿抚养和老年人的赡养）2010年达到最低值48.1%，2020年回升到55.8%，略高于2000年53.8%的水平，到2025年以后才会急剧上升。

    记：“用工荒”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

    石：我国现在正在逐步进入著名的“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已经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转向有限供给，城乡和工农业的收入水平开始走向差距缩小的临界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总体上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用工荒”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与产业升级的要求不符，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供需矛盾。

    中国国力的增强需要投资，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件坏事。

    记：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需要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推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石：有人认为，在消费和投资结构不平衡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是令人担忧的，本期投资的快速增长会转化为下期的生产能力，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会再次导致产能过剩。但事实上，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着，人们担忧的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反省：我们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真正了解吗？

    波特在其风靡世界的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从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按照这一划分标准，我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体制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和创新导向阶段 （富裕导向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每个阶段持续时间大约为20年。当然不同导向因素在每个阶段之间会有交叉。按照波特的定义，投资导向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政府到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外国资本进入从纯粹投资开始转向技术跟进；消费率逐步有所下降，国内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和规模经济；出口量激增等。

    记：波特对投资导向阶段的描述与我国目前的现状十分接近。可不可以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跨过这个阶段，所以增强国力还需要依靠投资？

    石：你们说得很对，我认为中国目前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中期。我国目前的投资中，大约20%用于住房投资，30%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说，大约60%左右的投资是可持续的，以往那种由于投资过热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局面出现的概率已经趋小。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正在向投资导向增长阶段的纵深进展。

    美国在进入投资导向阶段时的人口只有4000万，日本也只有1亿，而像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崛起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拿世界上任何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相关经验与教训来对比中国经济的状况都会显得十分苍白。

    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在目前这么高的投资率下，我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和人均装备仍然非常低。因此，没有大量投资，不迅速提高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和人均装备能力，我国就不可能形成现代化工业所需要的物质装备，也不可能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更不可能建立自主创新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积累。

    记：也就是说，投资转化为消费的拐点未到？

    石：我们在1998年就提出经济要靠消费拉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阻，不得不转向内需市场，但危机过去后出口很快重振，扩内需也就不再迫在眉睫了。几次类似的轮回，消费都是处在被迫拉动的地位，而且始终没有能够拉到位，消费率逐年走低，所以我们要正视，消费阶段还没到来，这可能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很多消费的提升要靠投资，比如教育消费、卫生医疗消费，等等。

    记：某种意义上，中国人不是没有消费力。很多国家把中国游客列为最欢迎的人，中国游客在国外狂购奢侈品、高档服饰和化妆品，购买力惊人。在国内呢，许多家长愿意为儿女教育一掷千金，卫生医疗方面，谁不愿意为健康长寿花钱，但大家经常感到没有尽如人意的产品可供消费，甚至根本就没有合适的产品。这也是一种结构性的供需矛盾，扩内需恐怕更需要先投资。

    石：对，可以说，投资率不达到一定程度，内需也不可能旺起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中国的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国力的增强还需要我们为未来投资，为未来更好地消费而储蓄。

    教育投资可以产生新阶段的人口红利，但在此之前，我们应重点调整投资结构，并且不必为消费率的下降而担忧。

    记：您非常强调教育投资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国力提升之本。为什么这么说？

    石：国民基本教育不到一定程度，中国经济是很难转型成功的。中国国力提升的根本之道在于，将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只有人力资本充裕了，科技水平才能上去，中国经济才能从投资推动阶段迈入创新推动阶段，才能提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效率，才能真正完成调结构和经济转型的任务。而要将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教育水平是第一位的，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是重要环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将比2009年翻一番，也就意味着10年后我国将有2亿人大学毕业。这就意味着将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成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中国的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上升的根本保证。

    记：您刚才说，中国已经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转向有限供给，这种趋势是否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石：如果教育能够跟上，那就不会，因为教育本身就能创造人口红利。必须看到，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会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经济今后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农村人口的教育问题和提高劳动技能的问题。一个向创新型社会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密切关联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就越高，这样，即使就业人口数量下降，但收入的总水平并不一定下降，储蓄率也不一定会下降，仍然可以保持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经济局面，这就是教育创造人口红利的过程。

    刚才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芬兰曾连续多年排位世界竞争力第一。这么一个北欧小国，除了森林外没有多少其他资源，它凭什么？国民教育程度高，软实力强，就是其最主要的竞争优势。芬兰已经基本“消灭”了初中生，没有初中程度以下的人。日本号称“消灭”了小学生，而中国还存在几千万文盲。

    记：中国经济何时能跨越到新的阶段？

    石：创新导向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知识的积累，而我国目前人均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普及程度、人均资本装备程度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创新导向所需的水平和能力。因此，在投资导向阶段的后期，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大规模地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提升全民技术创新的能力，培育特定的知识型产业，形成更高层次的基础建设、研究机构和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并使之与产业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使本土企业在产品品质、流程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达到精致化程度，为进入创新导向经济增长阶段做好准备。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必须像波特所认为的那样，在投资导向阶段，举国上下必须重视投资、达成投资结构转变对长期经济增长作用的共识，而不用过分担忧目前消费比重的下降。据我推测，我国的投资导向阶段至少还要持续10年左右。在这一时期内，我们不应该一味批评投资过热，也不必为消费率的下降而担忧，而应当将重点放在进一步改变投资结构，不断增加对基础建设和教育、民生相关产业的投资，提升投资中创新投资的比例。当我国消费率开始提高并出现稳步上升态势时，表明我国已从投资导向阶段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