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ｎｇｏ发展概述

作者：未知
首先谈台湾ngo的新契机及所面临的困难，中时晚报曾在今年七月一日刊登「一块来救命」的图片故事-你的一块钱可以使他活下去。这是一个由ngo赞助活动的活生生例子。主办单位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原名世界展望会台湾分会，过去也做过「饥饿三十」的活动。 台湾从1950年起是一个接受世界ngo 援助的国家，但从90年代以后到今天21世纪我们变成一援外者，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也从本土化进入到区域化，甚至于国际化。另外一个例子是慈济。各位有许多可能就是慈济的会员或捐款者，到今天为止慈济已经在四十几个国家从事援助或救难的工作， 一个典型台湾ngo。另如ccf，原名「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christian children fund, ccf)，后改为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chinese children fund，ccf﹚，原是设在台湾的国际组织，照顾台湾儿童福利，收养贫困儿童，而今天我们的ccf反过来到世界各地认养贫困儿童。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台湾光复初期没有所谓的ngo，可能有一些慈善单位，但当讲到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时，是指跟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它们不是政府的附属单位或外围组织。在一些不自由的国家，例如中国大陆、越南一些半官半民的组织都不能算是真正的ngo。 ngo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自主性，自主性并不等于或只限于抗争，虽然80年代台湾ngo 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抗争色彩，也就是具有社会运动性质，显示其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
从光复初期至60年代，台湾的ngo都没有自主性，当时一些基金会、协会，大都是有钱人做善事，所谓「员外」作善事，发发米或发发棉被。这些跟我们今天讲的ngo可不一样，即使当时有一些人民团体，也都是国民党的组织细胞，或是党团的外围组织， 所以50、60年代时，换言之台湾并没有真正的ngo。如果有一些非隶属政府的团体，大多由外国移植到台湾，所以称第一个阶段为移植期，例如刚才所说的世界展望会、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及一些宗教团体。另外还有一类移植型团体，它们不是做善事，而是「俱乐部型式」的组织形式， 像青商会、扶轮社、狮子会等，都属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没有甚么政治色彩，只有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分子可以参加。这些人不会谈要民主、要改革，每个月聚会一次，捐个钱并学习民主程序，对后期民主发展是有贡献的。由于当时是非常低调，所以称为移植型雏形中产阶级俱乐部， 到了后期有些这类的俱乐部也变成具有改革色彩。但现在我依然看到许多是在作善事的，例如狮子会就喜欢每个小区送一个时钟，穿制服照个相，他们虽有成绩，但对社会的大改革倒是无显著影响。所以第一阶段是附庸的、无自主性的、移植的、休闲性的、俱乐部形式的ngo。
广义的ngo，只要不直接隶属于政府的都是，但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如妇女会、妇工会等就不算是ngo。它们也算是组织，主要效用在控制社会，但跟所谓ngo具有自主性、改良性、社会参与性是不同的。
ngo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财团法人的基金会，另一是社团法人的会员制协会。在1980年之前要成立社团法人并不容易，直到人民团体组织法通过，才算正式开放。在早期戒严时代，一个行政区只能有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协会及人民团体，这就必须谈到消基会的成立了。民国69年消基会成立， 也许大家会问，为甚么不叫消协会而叫消基会呢？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组织大都以成员或会员为组织，只有台湾是基金会的形式，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个「中华民国消费者协会」。不过基金会有一个不收会员的好处，所以不会被渗透。在20年前这因素是很重要的，当时我是创会的董事之一， 消基会就曾被批评为叛乱团体，可以看出当时政治气氛对ngo，并不像今天那么友善。
当时成立消基会，目的在于促进消费者权利，属于温和社会改良型的。整体而言1980年以前，台湾并不存在具体的改良型的社会团体，大多是作慈善和善事的，这种形式政府是不会排斥和怀疑的。但即使如此，作善事也要有「执照」，因为可能被怀疑另有培养本土力量以坐大自己的动机。
ngo范围可以从同学会到环保联盟、世界展望会等，其性质也可能重迭和变化，可能一面服务，一面抗争，也可能原为服务，后转为抗争；或原为抗争，后转为服务，它们的做法随着时代而改变。
到了80年代，所谓附庸型、移植型的都改变了，可以说是台湾ngo发展的黄金时代。今天台湾三十几个基金会中，有2/3至3/4是成立于1980年代。因为经济的富裕，人民行有余力，感到社会有改良的必要，而且新的社会问题政府无法独力解决，需要人民力量与社会组织的服务。 一个社会结构具有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政治力，代表者是政府、法院、军、警；第二股是企业，代表经济力、财富；1970年以前，政治力当道，1980后社会开始浮动，代表的是民间力量，正是所谓第三股力量，而ngo即属之。
ngo以非营利为目的，所以亦称为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可以有收入，但不可分红。许多企业成立基金会，例如洪健全基金会为声宝公司所赞助，但并不隶属于该公司，也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台湾在80年代之后，除了政治力、经济力，还有民间社会力的成长。ngo受惠于社会财富的累积，穷国要有ngo是很难的，一些非洲及东南亚国家也有ngo，但经费来自国外或联合国。当他们必须要急于本土化时，我国反而开始全球化。
我们全球化及参与国际活动的困难，在于我国政府不被他国承认。这是吊诡的，因为ngo代表的是社会，而非政府，所以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必须力争。以1982年台湾的消基会想加入国际消费者组织﹙iocu﹚为例，因政治因素一直不肯接受我们，当时iocu主席私下亲口对我讲了一句话：「you are a right organization, but in a wrong country」，所以我马上领悟到，即使是国际ngo也无法摆脱国际政治因素的干预。今天当我们谈到全球民间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时要注意，它的自主性与影响力并没有那么理想化。以台湾为例，有时我们愿意贡献给全球民间社会，但世界政治却拒绝我们。
ngo照说不必代表政府，也就是说它应该没有政治代表权的问题，但国际政治的现实却仍然赋予过多的国家代表权的色彩，说来这是矛盾的，因为ngo是代表社会人民福祉，不是代表国家政府。当然我们多做点事，是有助于政府推动外交，但由于我们的处境艰难，情况特殊，最近由外交部内部成立了一个 ngo委员会，说来也有一点吊诡。但如果政府真的能够看重ngo，我当然也乐见其成，在国际上，ngo虽不代表政府，但的确可以协助政府进行一些国际社会的改良工作。
到了90年代，台湾的ngo开始有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国际议题逐渐受重视，例如环保、妇女、劳工、人权等问题，许多新兴问题开始以全人类的观点加以看待。如果一国政府危害其儿童、环保、妇女、劳工、人权，他国的ngo，或是国际的ngo就会加以干预，例如台湾的生态和动物保护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就受到国际批评。
关于ngo对国内社会的贡献，以921地震为例，许多民间团体投入救灾，但其中许多后来都撤退了，一开始约有260几个，到今天只剩30几个，大多是宗教团体，而且本身必须拥有较多资源。所以我们也在其中看到许多不健全的ngo。
最后谈到ngo的功能，首先是直接服务的功能，例如残障、学前教育、消费者保护等，直接对政府无法提供服务的对象提供服务；第二是具有提醒政府注意新议题的功能；第三是ngo提供更多社会参与的管道；第四是要求政府进行有关社会政策及制度的改革，例如消保法、儿童福利法等皆为民间团体推动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