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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为什么党的建设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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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党的建设步履维艰
刘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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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关于加强党建的决定，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忧虑可谓溢于言表，用心良苦，但其在实践中的效果还有待人民的检验。
从根本上说，党的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准之一就是腐败和特权现象得以遏制，但说实话，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的话，我们的成果可谓乏善可陈，不仅腐败现象没有遏止的希望，特权现象也依然在各个领域根深蒂固地发展着。那么，为什么党内高层如此重视，文件频发，警告叠出---从陈云的“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到邓小平的“这个党不抓不行了，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再到今天的“执政党的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可以说忧患意识贯穿始终，但却见不到实效呢？进一步说，如果说见到了实在的效果，就不会有今天的椎心泣血式的忧虑，而是应该感到欣慰的吧？所以，党的建设的步履维艰应该是党内外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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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执掌大权的政党，要使其保持清廉的政风和一贯亲民的做派而不使形成脱离民众的老爷习气和权贵阶层，就必须时刻保持来自党内和党外的两种压力和制约，而且这种压力和制约应该是刚性的，有实质作用的，而不能是弹性的表面化的。如果这两种压力流于形式，党的建设就难以收到成效。
先说党内的压力。党内的压力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中央高层的，一是来自党员群众的。
由于党内的权力体系是高度等级化的，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的授予，所以，高层的政治压力如果有其威力的话，是很有效的。比如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出于对党要变质的担忧，不断发动对党的干部的批判和改造运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对党内领导干部的政治高压，撇开其他后果不说，党内基本上没有形成特权现象，干部和人民之间有距离，但没有现在那么大。从党员群众的压力来看，由于当时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党员群众还是能够在斗争中指出和揭发领导干部的问题，也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制约。
但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如何改造党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如何建设国家和发展经济，作为一个执政党，可以说是迷失了目标，一个整天被改造和批判的党，忙于党内的斗争，不可能完成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中心转移，放弃了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党的干部成为领导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党内的两种压力随之消除。在以经济发展衡量一切的前提下，党的上级对干部的要求也随之转移到经济指标上来，对政治方面的要求自然降低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强调党的建设，但以经济为中心冲淡了政治的准则，流于形式在所难免。而党内来自党员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在党内斗争的氛围消失以后，也日益淡化了，特别是一般单位的党政合一体制下，党的领导决定着党员个人的升迁和命运，谁还敢于批评？吹捧还不行呢！党内风气的败坏是自然的。
党内的两种刚性压力的失去，使得腐败和特权现象失去了政治上的规范，难以遏止是必然的，仅依靠司法和检察的力量只能是事后的处理，而无法做到事前的预防，党的决定中指出的党内的种种弊端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的被人们在心理上接受的正常现象。
再说党外的压力。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外的压力是微弱的，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民主党派，二是新闻舆论，三是普通群众。1949年建国之后，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出现了腐败的危险，他接连发动了整党整风的运动，不惜重拳治贪，杀了刘张，不断地要求地方和军队里尽快开展抓大老虎的运动，惩治了一批干部。到了1956年，毛泽东发现这种党内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似乎失去了作用，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和成为特权阶层的危险并没有消失，于是他采取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整风，请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新闻舆论给党提意见，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还是失败了，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由于对党外政治力量的整肃，没人再敢讲真话了。经过毛泽东的实验，证明发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方式的不能成功，再也不敢请党外群众来帮忙，从此以后，我们便彻底放弃了这一方式，整党都是所谓的关门整风了。
在既无党内压力，也无党外压力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成为一个十分具有弹性的艰难的事情了，在这样的局面下要取得进展，只能依靠那些自觉的对党的事业真正忠诚的忧党忧民的领导干部来落实决定中的要求了，但在物质和经济利益之上，理想、信念、原则缺失的今天，这样的好干部应该是凤毛麟角了，大部分则是对中央的精神敷衍塞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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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要把中央的决定精神贯彻下去，真正把党的建设搞上去，让人民群众看到实质性的变化，仅仅依靠党的干部们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还是应该从上述的两个压力入手。
先说党内的压力。尽管今天人们对毛泽东当年的政治运动议论纷纭，但在那个年代，保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形成特权和官僚阶层则是事实，美国学者奥尔森认为，恰恰是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保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因为长期的党内高压，没有特殊利益阶层的存在和对改革的阻力，客观上有利于邓小平的改革。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尽管伤害了大批干部，但在大清洗结束之后党内失去了对干部的政治压力，在苏联很快形成了特权贵族阶层，脱离群众，最终葬送了党的命运。
这说明保持党内的压力是使党不改变颜色的必要手段。当然，我们不能再继续使用毛泽东的政治运动的大批判的方法，更不能使用斯大林的残酷手段，而是应该解放思想，探索一种制度化的长期的党内上级对下级的保持压力和制约的机制，把党的政治原则和理想信念贯穿进去，落实到制度上。而从党员群众的压力来看，应该探索和试验改变目前的党组织和单位合一的模式，尝试党组织的属地化管理，这样，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会由于党员和领导的利益没有关系而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形成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氛围，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员的民主权利才能落实，而在目前的单位制度下，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制于领导的行政权利，是只能受到压制的。
而党外的压力由于民主党派的特殊性和群众组织的不能独立，都不会有什么实效，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就是新闻舆论，应该允许有良知的媒体，学习西方的舆论监督，自由调查和揭露腐败特权现象，形成对领导干部在舆论上的压力，帮助他们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总之，如同党的决定所说，党担任的职责的繁重真是世所罕见，只有结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从制度创新上下功夫，总结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索新的途径和机制，使党时刻都能够受到自身的和外在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如毛泽东所说，使党不堕入历史的周期律，不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