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的起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县”是中国地方上一个基本行政单位。考察“县”的来历是很有意思的。县（繁体为縣），即古“悬”（懸）字。《说文解字》：“县，击也。”根据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县是由封建兑变而来。周武王削平诸侯，他划出一块上乘的土地作为王畿，余下的土地全部用来分封诸侯。但为防诸侯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过大，也不能多封异姓。结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资格受封者少，因此就有许多地方既非王畿又无适当的人可封，这些土地就被暂时搁置起来“悬而未决”。当时的河东丘岭地——唐（现山西一带），也就是悬而未决之地。到了周成王即位时才封给了胞弟叔虞。但在叔虞受封之前，到底封给谁，悬而未决，故曰“悬之”。这就是“县”（悬）的起源。演变到后世，就成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口中的90％以上都不是出生在大城市，而是来自县甚至县以下的乡村。乡（繁体为鄉），古字与“卿”同，是一个意会字，指的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所谓乡，就是近距离住在一起的人群形成的一个行政单位，这就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介乎县和乡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行政编制，那就是镇。
《说文解字》关于镇字的解释：“镇，博压也”。镇起初是作为军事据点兴建的。镇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唐也设镇来驻守防卫各地。由于不少镇设在水陆交通要道，十分有利于贸易活动，随着时间推移，人口逐渐繁衍聚集，形成市镇。浙北平原著名的两个古镇——长安镇和硖石镇，在唐宋时期主要以军事职能为主，后来慢慢成为海宁的两个经济中心。和长安和硖石同样历史悠久的还有桐乡的乌镇，这个小镇最初称为乌墩，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杭州，钱王戍兵于乌墩，就称乌墩为乌戍，后来又演变成乌镇。
从北宋中期起，政府在多数情况下把设置镇的标准，从军事重要性转向商业上的考虑。这样，“镇”就由原先的军事戍地，变成了农村集贸市场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库务织局》称：“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从北宋开始，政府在县以下重要的农村集贸市场设镇，同时设立“监镇官”，负责维持市镇的日常社会秩序并管理商业活动。
我的老家就在浙东天姥山不远处名一个叫镜岭的小镇上，小镇由几个自然散落的村子组成，连结这些村子的是一条叫澄潭江的河，它是曹娥江的上游。曹娥江因为东汉孝女曹娥投江寻父尸而得名，它流经嵊州后，人们也把它称作“剡溪”。自从有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条江就变得十分有名。家乡小镇自北宋开始就有建制，自古以来，它不仅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
但镜岭镇不像乌镇那样与军事有关，因为这里古代属剡县“东南鄙”，谈不上军事要地。这里作为一个镇，完全是因为商业上的原因。小镇的四周有９条道路可以通到磐安、东阳等地，因此以前曾有“九龙抢珠”的美称。据老人们讲，早先这里曾设茶叶、白术、烟草、蚕茧等山货集市。当时，会稽（绍兴）、诸暨、东阳、嵊县等几个县的乡亲都赶到这里做买卖，仅肉摊就有120多个。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十月十八，这里还会举行大型的商品交流会。直到现在，人们还流传着农谚“上海码头，勿如镜岭脚桥头”。
镜岭镇的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完全得益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如今沿着公路两边，就建有羊毛衫、机械配件、轴承等十几家工厂。这些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但土地成本很低，劳动力也十分廉价，同时又有龙头企业的带动，所以产品一直具有很强竞争力。对当时农民来讲，如果不是举家迁到城里，也大多离土不离乡，转向了镇上的第二产业。
类似像我老家这样的乡镇，在浙江，在长三角，乃至在整个全中国，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小镇，不仅在古代中国支掌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也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浙江为例，几乎每一个小镇都有着它的产业集群，并以这些产业集群为基点，形成一个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专业化市场。有的生产领带，并以此形成“中国领带城”（嵊州）；有的生产轻纺产品，所以形成“中国轻纺城”（绍兴）；有的生产小五金，并慢慢形成“中国五金城”（永康）；有的生产低压电器，所以形成“中国低压电器市场”（乐清）等等。这些企业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县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相关产品举足轻重的加工厂。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地方驱动型的。而在地方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得益于乡镇经济勃兴。反过来，在中国，也只有乡镇经济发展了，整个国家才能算真正发展了。在我国，一共有2000多个县，上万个乡镇，但只有600多个市（其中一半为县级市）。现在，尽管中国城市化在飞速发展，但中国的主要人口不是集中在大城市，而是在县一级或以下的城镇。在中国，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经济繁荣，那是没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靠的都是乡镇经济的繁荣。
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11月21日（专栏·芳草斜阳），原题为《乡镇繁荣中国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