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网——茶商巨子朱紫桂

兄弟两难，名成三徙，孝友萃同堂，春萆池塘诗梦冷；
相违十日，永诀千秋，晨星悲旧雨，梅萼风雪泪痕多。
此联乃曾国藩之侄、曾国潢之子曾纪梁挽朱紫桂之作，情文并茂，允称佳作。

朱紫桂
朱紫桂(1838~1903)，派名作卿，衔名光耀，号云轩，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之第十七代孙。双峰县沙田乡人。他是近代名满湖湘的茶商巨子，其人其事先后入编《双峰县志?人物志》、《湖南省志.外贸志》和《湖南 茶叶大观》等书。
湘楚大地种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的炎帝神农氏。据《神农本草》称：神农尝百萆，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炎帝所活动的地方在茶陵境内，死后即葬炎陵县。故有“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于湘”之说。西晋时，在荆州土地记)中就有文字记载。到了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对产地(包括湘中地区)也作了非常明确的记载。1500多年来，绿茶的生产数量和经营规模都不是太大，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
真正大规模地生产和经营茶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其时海禁渐开，中西互贸。中国的茶叶和丝绸颇为西方人喜好，为出口大宗，特别是红茶，更是大量出口美、俄、英、法、德、意等国。
据目前所见史料可知，双峰境内较早且著名的红茶商人是刘麟郊，他是今三塘铺镇胜云村人。咸丰年间，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江汉之间与太平军搏杀，而刘氏则是开辟了另一个战场——与洋人争利的“商战”。在战火 纷飞中，刘氏经商于湘潭、汉口等商埠，数年之间即致巨富，光绪年间，他的子孙建有著名的大庄园——体仁堂：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共有房屋365间。
当刘麟郊在永丰开店时，他慧眼识才，邀朱紫桂共事。于是，朱氏更是青胜于蓝，成为湖南最著名的茶商巨鳄。
朱紫桂少时颖异好学，以家贫弃去，曾在梓门青兰煤矿挑脚糊口。16岁时，他在永丰从舅父孙公学徒经商，由于他虚心好学，善于交际，精明练达，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他被刘麟郊赏识，邀他共事，由刘公出本钱，他负责经营。“所至辄赢，刘公以为能”，遂增加投资与他合营，生意更加红火。
此时正是同治初年，欧美各国先后在汉口设立洋行，大量收购红茶，长江中游湘、鄂、赣、皖四省生产的茶叶成批运抵汉口销售给外商，获利颇丰。朱氏在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后，同冶四年(1865)，他由与刘公合营转为自家兄弟独营，五兄弟分工负责：在安化、梅山、湘乡等产茶地设立分庄，收购和加工制作，装箱发运；在湘潭设立“生记茶庄”收集和转运成品；派专人常驻汉口，掌握茶市行情。朱紫桂则来往穿梭于安化、湘潭、汉口之间，指导和检查各地茶务工作。到了上市季节，则亲自坐镇汉口与洋人打交道，由于其茶质好，价格又合理，故深得外商信赖。当时汉口红茶市场有“生记红茶不上市不开盘”的行规，信誉之高由此可见。
在经营茶业的实践中，朱氏深感商场无异于战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他将古人“合纵”、“连横”之术及《孙子兵法》运用到商务之中。以前茶叶上市季节，各省茶商各自为政，将茶叶大批运抵汉口，造成大量积压，甚至霉烂。外商见货源充足，就尽量压价收购。各地茶商为贪图蝇头小利，不顾成本高昂，竟相抛售贱卖，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朱氏有鉴于此，就昌议四省茶商在汉口成立联合总会，联手对付外商。计议将茶叶按各削口工情况，分批分量运至汉口，使外商摸不清茶叶产量的底细，因而竟相抢购，价格也大幅上涨，各省茶商获取巨利，莫不佩服朱氏之远见卓识。朱氏兄弟也屡获巨利，仅十多年，就赚回外商白银百余万两，成为湖南著名的大茶商。“远近闻其名，持片纸走天下，声号冠湖湘”。因此，“湖南、茶税收人大增，官私饶足，几达四、五十年。”
由于红茶赢利巨大，茶商中难免奸巧百出，茶叶质量也鱼龙混杂，加之印度、孟买的茶叶生产也逐年增加，价格也要便宜，这些原因导致湖南茶叶销售额减少，茶商折本者多而获利者少，茶业渐贱，利税也大为减少。当时先后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及赵尔巽以之为患，召朱紫桂“询 问方略。”朱氏分别于光绪廿四(1898)和廿九年(1903)两次上呈《茶商条陈)，指剔弊端，提出应对方法，深得两抚赞赏，并采纳其建言，委以“湖南商务总会 董事”职，令其改革茶务。遗憾的是，朱 氏不久即一病不起，而巡抚他调，事不果行，时论惜之。
朱紫桂兄弟因营茶致富，故当时民间所传：湘乡县有两大财主，一是曾氏兄弟“打开南京发洋财”，是第一富户；一是朱氏兄弟，则是靠赚取外国人的钱发家的。朱氏兄弟致富后，广置房屋、田产，于光绪至民国年间先后修建筱山堂、璜璧堂、文甲堂、石璧堂、扶稼堂、东明堂、沙田朱氏宗祠及五公祠等八大建筑，置田万余亩，并投资经营矿业、航运业和种植业等。
朱氏致富后，慷慨好施与，为本族和地方上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光绪四年，捐资1600两修建沙田朱氏宗祠。十年，捐置墓庐一所、祭田20．亩。光绪五年至廿三年，捐资200两续修朱氏族谱。光绪十八年，其母孙老夫人八十大寿，朱氏兄弟秉承母意，将准备庆寿的资金用来修建沙田大桥，里人称便。光绪二十年，捐积谷800石给永丰义仓，以救济乡邻。二十二年，捐田租300余石，设立义田，资助本族贫困者。二十三年，捐学租200石，设立义学，以资助和奖励朱姓子弟读书。并捐资双峰书院，又为之添购图书，以振兴中里教育。光绪二十六年，湘中大旱，朱氏捐银万元，捐谷600石，捐米500石。正因善举众多，湖南巡抚吴大徵书赠“君子有谷”匾额，朝廷旌建“乐善好施”坊，累赠奉直大夫、朝议大夫。曾纪泽亦送去贺匾，此匾长期悬挂在筱山堂内。曾国荃亦应其请为主作谱序云：“有朱生紫桂者，愤其家之未振，读书数载，隐业于商，继乃坐贾湘潭，足迹遍江、汉、淮、沪，心计既敏，执业尤勤，每视货殖之盈虚消长，权衡子母利益，以剂其平，而无不亿中。廿年以来，既丰其家，又复分润宗族，故永丰朱氏之业独隆，而其族之丁亦日盛。……光绪五年冬，谱牒告成，寓书求序于余，余嘉紫桂有自立之志，既光大其门闾，而又能不忘厥本，遂书此以付之，并以告吾乡之凡有家者，宜各自树立，而弗忘先绪可乎?”
在经营中，朱氏目睹外侮日急，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维新变法。他在与友朋的通信中说：“而泰西之学，海外盛行，惟我中国重古薄今，固执成法，辄以西学为鄙。究竟泰西之天算、舆图、格致、化工等学，不惟无损我纲常名教，而其重工商、精制造，以利天下而通有无，何惮而不为之，以图自强也。”在风气未甚开之当时能有见及此，实是难能可贵的。其后，他的子孙利用朱氏宗族和五公祠创办族学私立宁翰高小，聘请名师，讲求新学，为培养大批科技人才打下了基础，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一所名校。”
朱紫桂常以幼时家贫失学为憾，“故虽老于商，而未尝一日废学，自经史以下懦先之语录格言，无不省记，尤服膺姚江王阳明之学。尝语人曰：‘致良知者，慎独也’。故其行己接物一以诚意为宗”，自号“敬斋主人”。其后裔辑录其遗著成《敬斋遗钞》。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朱紫桂因病去世，当时名士纷纷挽以诗联，探花王龙文挽：治计然术，喜四子书，其才智有过人者；与孟嘉游，才一年别，感死生而重痛焉。进士彭文明挽：长材隐括平淮书，前席陈条，扰为漏扈图补救；晚年喜读近思录，敬斋署号，居然理窟悟真诠。都公挽：挟策上条陈，直以经商参政府；建坊承宠锡，岂惟振乏在吾乡。
作为名满湖湘的茶商巨子，朱紫桂既带动了大批邑人经商茶叶，也推动了双峰、湘乡乃至湖南全省茶叶的扩大再生产。
与他同时及以后，双峰茶商有张元诚(石牛人)、谢先桐(印塘人)、李春轩(新泽人)、禹松亭(青树坪人)、陈云亭(荷叶人)、朱奎峰(走马街人)、程少仙(永丰人)、戴海鲲(三塘铺人)、赵晴村(花门人)、王成光(走马街人)及许多现已不知其名者，虽然有的成了巨富，有的破了产，但有力地推动了双峰茶业的发展。据1935年谭日峰编写的《湘乡地史常识》记载：“其时湘乡县产茶土地面积，约在七千亩以上。每年估计，可产红茶三千担上下，产地以第三、六、七、八、九、十各区为多。”三、六、七区即相当于今双峰县域。谭氏又说：“民国五年以前，红茶商人无不获利，自后茶业逐渐衰落。到民国十一、二年，茶业复旺，迨后又受对俄绝交影响，大都亏本。直到民国二十三年与俄复交，茶商才有一部份获利的。”
朱氏所营茶叶主要是在汉口与外商交易，但也有远送广州、上海者。光绪二十年(1894)，梓门大村人胡汉卿替朱氏挑运红茶到广州，乘机投身于两广总督军营，后来官至陆军中将师长，赫赫有名。
民国十六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永丰调查大革命的情况，她在《永丰的革命》一文中写道：“在结束永丰的故事时，我的眼帘上映入了三四幅图画广…．小道尽头是个小茶村，姑娘和妇女们挤在小棚屋里包装茶叶”。也许，这位女记者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茶村(在今永丰镇五里牌)，茶商巨子朱紫桂由此发迹，在近代湖南茶商史上，演绎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活剧。1903年朱紫桂去世后，其子将这个小茶村转让给管事朱奎峰，朱奎峰也由此发迹，成为湘中巨富，十年之后在长沙创设“湖南实业银行”，盛极一时，此乃后话，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