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想起了胡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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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
陈四益
一
胡绳沉吟片刻,说:“现在不同了。”
“什么不同?”
“现在掌权了”。
“是因为掌了权,所以觉得运用权力禁止比运用思想说服更为简单方便吗?”
他又沉吟片刻,说:“掌权了,就怕乱。”
“那么当初呢?”
“当初乱,是乱了国民党”。
我没有再问下去。胡绳是前辈,又身居高位,同一个交往不深的晚辈,能这样不以为忤,坦率交谈,已是非常不易。
二
我之所以
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是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作的。按照对鲁迅思想发展的正统论述,这时他已完成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演讲的大意是,文艺和革命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文艺与政治是不同的方向,因为文艺不安于现状,而政治则要维持现状。所以,在革命时期,革命家同文艺家都要改变现状;但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同一就变化了。文艺家依旧不满于现状,想催促社会的进化使它渐渐分离,这样社会才能进步。但革命家因取得了政权而转换了地位,成了政治家。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因为他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于是,“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仍不免于不满意,要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文艺家,便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干脆割掉他的头。鲁迅当然是从大革命前后的中国现实作出这一分析的,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了这一分析的精到。
三
如果用鲁迅的眼光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先前不大明白的事情就豁然开朗了。
譬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不过是两篇短短的杂文,何以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又何以到了1957年那场运动之后,还要拿出来“再批判”?以我的愚鲁,当初实在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现在想想,这就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王实味、丁玲若是在国统区写两篇批评当局的文章,即便更加尖锐,边区是一定拍手叫好的,因为此时文艺同延安的革命家在不满现状上是同一的,而国民党的政治家则必加封杀,因为他们要维持现状。但这两篇短文不幸是在延安写的,批评的是延安的某些风气,已在延安掌权的政治家就觉得是在捣乱了,于是也用起了老法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并不含蓄地宣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懂得了这一点,我想,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说革命成功之后,他可能会穿上红马甲去扫马路;而在罗稷南问到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怎样时,毛泽东作了那样令人吃惊的回答……
四
鲁迅所说的文艺家,似乎并不是狭义的文艺家,也应包括思想家在内。思想家对社会的批判,也如文艺家一样,是基于一种理想,在一定时期内是与革命家同一的。待到革命成功之后,如果思想家发现,他看到的现实同所抱的理想并不相同,又不免发为批评——他的命运也就同文艺家一样了。但如果思想家只是赞美现在的好社会,不能提出新的理想以祛除社会的弊端,他也就不成其为思想家了。恰如鲁迅所言,“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世间也不会有满意现状的思想家,因为提不出社会的弊端及其矫正之道,只唱赞美诗的,充其量只是歌星,绝不是思想家!
五
不过,在后来的交往中,我感到
那是世纪之交的前一年,我供职的《瞭望》周刊为了出版迎接新世纪的专刊,准备约请学界名家回顾即将过去的世纪,瞻望即将来到的新世纪。
六
胡绳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标题所示,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过去我所感觉到的东西,作了理论上的剖析:企图越过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跃而进入“光辉的顶点”,结果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这是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这个问题在当时相当敏感,他的文章自然不能不婉曲而言,但意思谁都读得明白的。
此文在审稿过程中,题目被改成了《坚持三个“有利于”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题目显然不如原题,且无新意,但它使文章的色彩不致扎眼,或可在见刊前省去一些麻烦。好在文章内容并未删节,我也就没再征求
七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善于思考的学者,但几千年来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的政治传统,阻碍了思想学术的发展。许多灿烂的思想,都成了稍纵即逝的火花,以致直到今天,说起古代的思想文明,仍只是津津于儒学一家。
八
九
因为想起了
十
中国人把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寄托于某个圣明天子的岁月太长久了,整个民族也因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们民族的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但也有许多需要自省的地方。自省,才是进步的动力。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