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突然想起了戴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0:33:05
突然想起了戴笠，在夜里，一个人点一支烟，困坐书城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人，恶魔的化身，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万死不足以赎其罪。长大一点，看了沈醉、文强等人的书，又知道这个人，非但残暴，而且品德败坏，好色奸滑，是蒋家王朝的一只忠实走狗。但是，再长大一点，却见到了章士钊先生在这么个大魔头、大特务的葬礼上，写下的一幅心情复杂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于是开始怀疑。
找来戴笠的遗像。中年人，有点书生气，长方脸，眉毛很浓。穿的是中山装，也看不出有多大架子。反而，倒是眉头轻锁着，象有几分疲惫，又象有很重的心事。那张像片摄于1939年，中华大地，抗日之战，正如火似荼的时候。
戴笠原名戴春风，生于1897年5月28日，江山一个薄有田产的普通家庭。5岁丧父，母亲一人含辛如苦地将他抚养成人。所以终戴笠一生，对老母恭敬孝顺之至。13岁，以第一名身份考入文溪高等小学，17岁，又考入全省最好的学校，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但入学不久，却因意气用事，报复学监夜夜穿皮鞋查房，打扰学生正常睡觉，而至使被开除出学。
这是戴笠平生最大的转折，有时候我会不禁想到，如果当时，没有这么个插曲，17岁时的戴春风，按着他优秀学生的路走下去，中国近代史上，会不会就此多出一个文人或优秀文人，而少了一个名动天下、也毁誉遍天下的情治怪才？
他的第二个转折点在1926年。那一年，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的戴春风，第一次听到了那几个改变他一生的字：革命朝气在黄埔。
26年9月，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 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蒋介石。
后来的事，历史上零零散散的，记录得很清楚。乃君乃臣，从此，一直到46年的飞机，从历史的天空中堕落为止，那个曾经梦想“希圣希贤希豪杰”的少年，一步步成为近代史上，一抹浓郁的血腥味的源头。我常常猜测这一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利益结合？还是其他？
但从戴笠平生的言行中，我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象在忠实地再现着春秋战国的那个慷慨悲歌的年代，再现着那些无双国士们的一句座右铭：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待人。
起始，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人一骑，奔走四方。以至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而抗战军兴，已是位高而权重的特工首领，却坚守在淞沪战场，白天在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乐此不疲。
抗战后期，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而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如果仅仅为了私利，那么任谁也不会这么拼命。命都没了，还谈何利益呢？
小时候看的书常说戴笠的军统反动，暗中投降日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戴笠曾最器重过的老部下，沈醉。但同样是这个沈醉，在将老长官面谱化、妖魔化得一无是处时，却又情不自禁地承认，“对戴笠的私人感情，却总难以割舍”，以至偷偷去南京灵谷寺的戴笠墓上祭奠。
我不知他面对老长官的墓碑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感。我只知道，这个后来成了政协委员的老军统，在言论渐渐自由了的90年代后，一旦遇到有人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时，他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的给予纠正，特别是关系到戴笠时。
他曾很婉转地举例来挽回他以前书中对老长官的扭曲处：“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这是沈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下的一点文字，和5、60年代的说法迥然不同。而论及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一些他烂熟于胸的数字，也终于敢拿出来讲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再回过头来说戴笠。这几年书看得越来越多，对这个人的感觉也就越复杂。也许，单纯地给他贴上一个魔头的牌子，用唾骂来代替思考会是一件很写意的事，但是，能想象一个没有情报系统的国家吗？一个没有情治的国家，凭什么来从事现代化战争？而情报工作本身，又决定了它的从事者，是无从循规蹈矩，守纪守法的。特务这个名词，或许已在国人心中扭曲了，丑化了，却终究是难以或缺的。
更何况，被妖魔化了的军统，在戴笠的时代，主要工作对象是军阀和日本人，而不是共产党。那时，对付共产党的，主要是中统。或许，后世对他的垢病，主要因为他是一个敌对政权中，一个系统的杰出者，代表者。而至于这代表者本身如何，却很难还他以本来面目了。
46年，戴笠撞机身亡。
蒋介石以“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来降，风云变幻痛余心”挽之，并在祭文中道：惓念时艰，深哀吾党，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小窗幽坐，想着这些尘封在故纸堆里的往事。死者逝矣，其中的是非对错，大约也早已无从说得清了。聊以七律一首，祭奠这个毁誉难定的民国故将军：
将军未许到白头，风雨戴山今亦愁。
板荡三呼椎独奋，鞠躬五间策纡修。
千秋功罪千秋定，一代兴亡一代忧。
诸是诸非今已矣，盖棺毁誉莫强究。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人，恶魔的化身，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万死不足以赎其罪。长大一点，看了沈醉、文强等人的书，又知道这个人，非但残暴，而且品德败坏，好色奸滑，是蒋家王朝的一只忠实走狗。但是，再长大一点，却见到了章士钊先生在这么个大魔头、大特务的葬礼上，写下的一幅心情复杂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于是开始怀疑。
找来戴笠的遗像。中年人，有点书生气，长方脸，眉毛很浓。穿的是中山装，也看不出有多大架子。反而，倒是眉头轻锁着，象有几分疲惫，又象有很重的心事。那张像片摄于1939年，中华大地，抗日之战，正如火似荼的时候。
戴笠原名戴春风，生于1897年5月28日，江山一个薄有田产的普通家庭。5岁丧父，母亲一人含辛如苦地将他抚养成人。所以终戴笠一生，对老母恭敬孝顺之至。13岁，以第一名身份考入文溪高等小学，17岁，又考入全省最好的学校，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但入学不久，却因意气用事，报复学监夜夜穿皮鞋查房，打扰学生正常睡觉，而至使被开除出学。
这是戴笠平生最大的转折，有时候我会不禁想到，如果当时，没有这么个插曲，17岁时的戴春风，按着他优秀学生的路走下去，中国近代史上，会不会就此多出一个文人或优秀文人，而少了一个名动天下、也毁誉遍天下的情治怪才？
他的第二个转折点在1926年。那一年，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的戴春风，第一次听到了那几个改变他一生的字：革命朝气在黄埔。
26年9月，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 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蒋介石。
后来的事，历史上零零散散的，记录得很清楚。乃君乃臣，从此，一直到46年的飞机，从历史的天空中堕落为止，那个曾经梦想“希圣希贤希豪杰”的少年，一步步成为近代史上，一抹浓郁的血腥味的源头。我常常猜测这一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利益结合？还是其他？
但从戴笠平生的言行中，我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象在忠实地再现着春秋战国的那个慷慨悲歌的年代，再现着那些无双国士们的一句座右铭：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待人。
起始，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人一骑，奔走四方。以至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而抗战军兴，已是位高而权重的特工首领，却坚守在淞沪战场，白天在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乐此不疲。
抗战后期，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而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如果仅仅为了私利，那么任谁也不会这么拼命。命都没了，还谈何利益呢？
小时候看的书常说戴笠的军统反动，暗中投降日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戴笠曾最器重过的老部下，沈醉。但同样是这个沈醉，在将老长官面谱化、妖魔化得一无是处时，却又情不自禁地承认，“对戴笠的私人感情，却总难以割舍”，以至偷偷去南京灵谷寺的戴笠墓上祭奠。
我不知他面对老长官的墓碑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感。我只知道，这个后来成了政协委员的老军统，在言论渐渐自由了的90年代后，一旦遇到有人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时，他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的给予纠正，特别是关系到戴笠时。
他曾很婉转地举例来挽回他以前书中对老长官的扭曲处：“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这是沈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下的一点文字，和5、60年代的说法迥然不同。而论及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一些他烂熟于胸的数字，也终于敢拿出来讲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再回过头来说戴笠。这几年书看得越来越多，对这个人的感觉也就越复杂。也许，单纯地给他贴上一个魔头的牌子，用唾骂来代替思考会是一件很写意的事，但是，能想象一个没有情报系统的国家吗？一个没有情治的国家，凭什么来从事现代化战争？而情报工作本身，又决定了它的从事者，是无从循规蹈矩，守纪守法的。特务这个名词，或许已在国人心中扭曲了，丑化了，却终究是难以或缺的。
更何况，被妖魔化了的军统，在戴笠的时代，主要工作对象是军阀和日本人，而不是共产党。那时，对付共产党的，主要是中统。或许，后世对他的垢病，主要因为他是一个敌对政权中，一个系统的杰出者，代表者。而至于这代表者本身如何，却很难还他以本来面目了。
46年，戴笠撞机身亡。
蒋介石以“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来降，风云变幻痛余心”挽之，并在祭文中道：惓念时艰，深哀吾党，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小窗幽坐，想着这些尘封在故纸堆里的往事。死者逝矣，其中的是非对错，大约也早已无从说得清了。聊以七律一首，祭奠这个毁誉难定的民国故将军：
将军未许到白头，风雨戴山今亦愁。
板荡三呼椎独奋，鞠躬五间策纡修。
千秋功罪千秋定，一代兴亡一代忧。
诸是诸非今已矣，盖棺毁誉莫强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