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官员留洋百年：学习技术代替学习制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3:29:29
中国官员赴韩培训，已形成一个“标准线路”。其间固然不乏学有所得者，而某些线路也类于影迷观光团行程。中国官员留洋百年以来，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原因在于日益由学习技术代替了学习制度。
2006年3到5月，渖阳市举办了六期针对村委书记的新农村建设培训班，每期选出20余名优秀学员，赴韩国进行新农村建设考察，佟明胜是第二批去韩国的考察者之一。早在1999年，他就去东南亚考察过当地农村的发展经验，2003年，又去朝鲜学习了农业合作经济的经验，与两个多月以前的韩国考察一样，这些考察都是由渖阳市委组织部组织人员进行的。
佟明胜说，他们看到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再偏远的农村，也有大型的养殖基地、蔬菜批发市场、农产品加工厂。农民人均收入和城市只差百分之几。一个小小的养牛场，四五个人经营就可以达到三四千万的年收益。
吴国峰，工作于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他去韩国的时间是今年5月上旬。吴国峰说，他觉得主要有三个学习心得，第一是要改变农村面貌，必须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咱们国家可能只在土改时有过这个群众热情了”；第二，通过这个运动，激发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国民精神；第三，韩国对农业的投入相当巨大，“这个也是咱们国家不能比的”。
韩国的培训机构和中韩两国的旅行社已经对中国官员敞开了大门，承担了吉林省农业官员培训的中韩海外研修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欢迎任何级别的官员组团赴韩考察新农村。
从现代化的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因而，中国理应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先进者所积累的现成的知识。所以，留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官员出洋进修、培训、考察，对于政府变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中国人雇佣外国人、进口外国的机器，以获取知识。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进入学堂、政府机构、军队、商界，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而晚清最后几年，政府锐意进行宪政、法律改革，而每有新政措施，必然会派出相关官员出洋考察。
此后的官员考察团或进修班，也都与国家治理有密切关系，不过，随着国内现代制度逐渐建立，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之外，也学习了强化国家权力的技术。到40年代，抗日战争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大量进入政府，政府不少官员也接受美国人的培训，那个时期制定的法典，无不受此影响。
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个官员出国学习热潮，这一次是东风压倒西风，学习的对象变成了苏联。大量官员到那里接受意识形态训练，接受制定经济计画、管理经济的培训，后者对中国建立其重工业体系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到苏联、东欧接受过培训、进行过考察的官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多半是政府官员从苏联、东欧学习而来的。
随着与苏联关系恶化，获得知识的这一东方管道被切断，70年代末中国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此不无关系。重新得到获取知识的源泉，恐怕是此后逐渐对西方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出国学习的大多是技术官员，后来增加了一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西方熟悉了市场与法治制度。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出洋学习，这些地方官员主要是学习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技术。
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政府官员一直在进修、考察，学习国外的技术知识、法律、行政管理技术，甚至也曾经学习过国外基本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没有多少连续性，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否定上一轮所学到的知识。因而，官员们学习了整整一个世纪了，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甚至还没有回到晚清那个起点。
实际上，随着时间演变，政府官员们出国学习的内容愈来愈趋向技术化，学习活动似乎已进入 “后发劣势”陷阱：以技术方面的学习替代制度方面的学习。但学习的内容越是技术化，越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管理的细节跟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民情直接相关。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员甚至有意排斥制度的学习。
2006年3到5月，渖阳市举办了六期针对村委书记的新农村建设培训班，每期选出20余名优秀学员，赴韩国进行新农村建设考察，佟明胜是第二批去韩国的考察者之一。早在1999年，他就去东南亚考察过当地农村的发展经验，2003年，又去朝鲜学习了农业合作经济的经验，与两个多月以前的韩国考察一样，这些考察都是由渖阳市委组织部组织人员进行的。
佟明胜说，他们看到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再偏远的农村，也有大型的养殖基地、蔬菜批发市场、农产品加工厂。农民人均收入和城市只差百分之几。一个小小的养牛场，四五个人经营就可以达到三四千万的年收益。
吴国峰，工作于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他去韩国的时间是今年5月上旬。吴国峰说，他觉得主要有三个学习心得，第一是要改变农村面貌，必须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咱们国家可能只在土改时有过这个群众热情了”；第二，通过这个运动，激发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国民精神；第三，韩国对农业的投入相当巨大，“这个也是咱们国家不能比的”。
韩国的培训机构和中韩两国的旅行社已经对中国官员敞开了大门，承担了吉林省农业官员培训的中韩海外研修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欢迎任何级别的官员组团赴韩考察新农村。
从现代化的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因而，中国理应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先进者所积累的现成的知识。所以，留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官员出洋进修、培训、考察，对于政府变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中国人雇佣外国人、进口外国的机器，以获取知识。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进入学堂、政府机构、军队、商界，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而晚清最后几年，政府锐意进行宪政、法律改革，而每有新政措施，必然会派出相关官员出洋考察。
此后的官员考察团或进修班，也都与国家治理有密切关系，不过，随着国内现代制度逐渐建立，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之外，也学习了强化国家权力的技术。到40年代，抗日战争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大量进入政府，政府不少官员也接受美国人的培训，那个时期制定的法典，无不受此影响。
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个官员出国学习热潮，这一次是东风压倒西风，学习的对象变成了苏联。大量官员到那里接受意识形态训练，接受制定经济计画、管理经济的培训，后者对中国建立其重工业体系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到苏联、东欧接受过培训、进行过考察的官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多半是政府官员从苏联、东欧学习而来的。
随着与苏联关系恶化，获得知识的这一东方管道被切断，70年代末中国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此不无关系。重新得到获取知识的源泉，恐怕是此后逐渐对西方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出国学习的大多是技术官员，后来增加了一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西方熟悉了市场与法治制度。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出洋学习，这些地方官员主要是学习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技术。
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政府官员一直在进修、考察，学习国外的技术知识、法律、行政管理技术，甚至也曾经学习过国外基本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没有多少连续性，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否定上一轮所学到的知识。因而，官员们学习了整整一个世纪了，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甚至还没有回到晚清那个起点。
实际上，随着时间演变，政府官员们出国学习的内容愈来愈趋向技术化，学习活动似乎已进入 “后发劣势”陷阱：以技术方面的学习替代制度方面的学习。但学习的内容越是技术化，越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管理的细节跟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民情直接相关。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员甚至有意排斥制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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