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超越西方承受力 面临新“黄祸论”威胁\\专家谈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学会抢占安全制高点

中国发展超越西方承受力 面临新“黄祸论”威胁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2-08发表评论>>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舆论围绕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炒作始终高温不退。最近，不少西方媒体又抓住我导弹拦截试验和国防现代化大做文章。“中国威胁论”似有波澜再起的势头。
回溯中外关系的历史长河，可以发现，“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新东西。其早期形态当属1873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黄祸论”，其逻辑起点则是更早些时候拿破仑提出的“睡狮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威胁论”便死灰复燃，在更大范围内持续不断地扩展开来。从“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间谍威胁论”到“中国黑客威胁论”等等，花样不断翻新。
客观上，当代“中国威胁论”源于中国实力地位快速增强，超越了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心理承受力。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长期习惯于面对一个庞大而贫弱的中国，他们对当代中国超常速度崛起缺乏足够的心理预期和准备，传统优越感开始动摇。他们习惯了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对突然面临的竞争一时难以接受，危机感萌生。
从中国加速崛起的事实简单地推演出“中国威胁”，这个认知过程显然受到西方传统政治学逻辑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经历过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对外征战，强权政治理念已经成为其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当他们试图从既有经验与文化中寻找应对现实问题的答案时，极易滑入所谓新兴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既有霸权并导致战争的思维路径。但在当代各国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这种历史宿命论难免有些迂腐陈旧。
将中国加快崛起简单地导向“中国威胁论”，还源于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足够理解。与西方的哲学政治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强权政治、奉行睦邻友好。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倡导建立和谐世界。可见，现时中国对外战略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念。但不少西方政客和学者却依然固守成见，不厌其烦地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不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真心实意。正所谓坏人眼里无好人。这多少与他们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历史与文化传统、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无知相关联。比如，那些“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鼓吹者关注中国国防现代化成就，却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国防事业曾长期停滞。中国幅员辽阔，中国军事力量的建设须与其职责使命相适应，近年国防投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偿债。总之，“中国威胁论”暴露出西方对华认知的缺陷。
将中国加快崛起简单地导向“中国威胁论”，恐怕也难以完全排除某些西方政客与谋略家的邪恶图谋。拿破仑的“睡狮说”强调不要让它醒来，“黄祸论”的始作俑者直接上书沙皇要求着手征服东方并促成列强联合侵华，当代“中国威胁论” 鼓吹者更是赤裸裸地主张联手制华。
我们看到，当代多数“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并非出自中国周边国家，反倒出自遥远的美国和欧洲，司马昭之心无非是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前些年出自美国的“李文和间谍案”、近期德国媒体炒作的“中国间谍威胁论”等等，都充分暴露出其无中生有的歇斯底里与唯恐天下不乱的阴暗心理。我们不能忘记，“黄祸论”的肆虐曾经为近代中国遭受列强长期欺凌作伥。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大国当下宣扬“中国威胁论”，正是故伎重演，谋求压制中国发展。中国正面临新“黄祸论”的威胁。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依然漫长。中国的实力地位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就难免继续翻新花样，期待它短期内销声匿迹是不现实的。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自在人间。外部世界也需要时间反思调整。但不能因此任其自生自灭。只有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宣示和平发展，坚持不懈地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与多层次对话，才能逐步消除外部疑虑，赢得认可与信任。同时，也需适时揭露其隐含的邪恶图谋，防止三人成虎，避免落入圈套。当下，尤其要谨防“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一体两面，即以“中国威胁论”来压制，以“中国责任论”来诱导。应避免为缓和“中国威胁论”而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专家谈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学会抢占安全制高点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2-08发表评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的新军事变革大潮，让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挑战。怎样把危机变作转机，本栏特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志青就此发表看法。
主持人：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正如火如荼，照此发展下去，对于国防费有限，尚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未摆脱“大陆军”痕迹的中国军队来说，无疑是个危机。
刘志青：是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已近20年，这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导致的一次军事领域的飞跃。发达国家信息技术起步早，而中国等起步较晚发展中国家，确实较之发达国家存在落差。
美国启动新军事变革最早，投入最大，进展最快，范围最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军队形成时代差，也拉大了与其他发达国家军队的距离。俄罗斯重视新军事变革、信息战和“第六代战争”的理论研究，针对军费拮据，重点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指挥自动化系统，继承和发展了苏军的信息优势。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追随美国启动新军事变革，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整改革，各具特色，形成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能力。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科学技术还不十分发达，只能在某些方面有选择地实行军事变革，虽已初见成效，但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依旧漫长。
主持人：囿于国防经费有限、创新能力及科研技术等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军事上的差距会不会进一步扩大？
刘志青：有这个可能。目前世界发展失衡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参与军事变革，发展中国家正在启动，还有一些无法参与军事变革的贫穷落后国家。世界军事变革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军事上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此次军事变革的技术特征是来自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同时军事变革又牵引着科学技术获得深入发展，进而推动新军事变革向更高层次迈进。金属化军事变革不少于4000年，火药化军事变革不少于1000年，机械化军事变革不少于100年，而信息化军事变革在未来30~40年内就能大体完成，相对而言时间较短。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发达国家已呈武器装备智能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样式体系化的势头。
主持人：眼下各国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信息技术冲击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您之见，在诸多新情况的影响下，世界新军事变革将如何发展？
刘志青：这些新情况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影响巨大，也促使世界新军事变革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细说起来颇为繁杂，我只选择重要的简要谈谈。首先是编制体制精干化。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为2794.66 万，1999 年降为 2187.59 万，减少607.07 万，减幅达22%。提高质量、减少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在优化结构方面，突出天、电(磁)等高新技术部队的发展，军事航天力量、导弹部队及导弹防御部队、电子战和信息战部队等成为军队建设新的重点。其次，陆军转型成为军事变革新亮点。陆军编成更注重作战功能的优化组合，基本作战单位不需加强补充便能实施多种样式的作战。陆军作战行动从原有的平面、线式、接触作战，向立体、非线式、非接触作战方向发展，提高信息战的综合对抗与防护等核心能力。其三，发展海军成为拓展海洋利益的重要棋子。未来海军将从目前主要应对海上单一平面威胁，扩展到以应对陆、海、空、天、电(磁)多维立体威胁；从海上独立的单个作战单元，扩展为以编队为主，整体作战效能将大幅提升。未来各国的空中力量建设仍是重点，武器装备将嵌入更多信息化内核，太空是信息化战场的制高点，争夺将愈发激烈。还有就是新的战争理论、新的战场设计、新的作战样式会不断涌现，并不断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深邃的思想理论指导军事变革不断发展，生动的军事变革推动思想理论深入探索，如大海潮涌，一浪高过一浪。
主持人：面对挑战，我们怎样化危机为转机，保卫国家安全？
刘志青：对于中国而言，世界新军事变革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正视挑战，抢占国家安全制高点，这是毫无疑义的。抓住机遇，进行信息化军事变革，推动国防和军队系统全面转型，不仅是解决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若干重大矛盾、改变相对落后状况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历史使命、赢得未来信息化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目前中国在信息化作战平台、信息化弹药、军事信息系统等方面已有显著提高。大批新型武器装备完成研制并交付部队，使人民解放军的精确打击、机动突击、远程压制、防空反导、夜战等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与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相比，仍然有差距。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中国针对科学技术落后、军费投入有限等实际困难，提出有选择地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即优先发展“撒手锏”。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随着国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中国必须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综合地发展武器装备，缩短与军事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必须加强军队建设理论的探索，加快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着手进行体制编制的调整，使之具备遂行信息化战争的能力。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如何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结晶，是人民解放军的宝贵财富。在世界新军事变革中，需要加强理论创新，为它们注入新鲜血液，使其保持活力，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军事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特邀嘉宾：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刘志青 记者 温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