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的制造商——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公司——在今后的几年中，都将会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在全球经济困境的背景下，有关产品质量、安全性、能源成本以及环境可行性等方面的重大考验将会接踵而至。

在这份特别报告中，来自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专家，就这些挑战将会如何改变制造企业在中国的运作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巨人的崛起：产业集群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的面貌

过去三十年以来，多数经济学家开始相信，比起实力雄厚的“单打独斗型”企业，以专业化行业为核心的复杂生态系统或产业集群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的大幅增长往往需要在某个地区集中大量人才和专项资金。从直觉上，这颇有几分道理，虽然公众可能会喜欢英雄式的企业家。但是，从华尔街到麦迪逊大街乃至硅谷，美国商业的成功故事更多地是由同个行业内相互依赖的地区集群铸就的，而不是单单凭借个人或某一家企业的成功而造成的。

企业相互指导、互帮互助、彼此督促，这一切都证明，区域企业集群的接近性可以使企业获益，但是对行业有利的未必总能为某一家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

在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发表了题为《集群创新的动态因素分析 – 成都家具行业集群案例分析》（Analyses of Dynamic Factors of Cluster Innovation –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Furniture Industrial Cluster）的论文，论文表明，同一地区的多家企业能够促进创新、推广新想法、而且更具灵活性和专业性。在本文中，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专家们就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及其当前的机遇和风险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调整。时值全球经济低迷、出口持续锐减，国内需求似乎也很难即可弥补损失。此外，由于工厂倒闭，数百万下岗工人被迫从沿海工业中心返回老家务农，在短时间内，似乎也不太可能重现过去几年的经济腾飞局面，因此，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压力也得到缓和。至少在此时此刻，关于生产企业将工厂迁至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比如越南)的讨论已经比以前少得多了。尽管如此，鉴于当前的市场环境，在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方面的需求仍是有增无减，关于在中国的哪些地区运营以及产业集群的价值如何，这些问题也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企业应当思考如何对生产工厂进行定位，准备迎接未来的经济复苏。

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产业集群的价值属于比较新的概念。虽然有些理论可以追溯到1890年，但是直到1990年，迈克尔•波特才在他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对此理念笃信不疑并大加利用，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此，也许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过合作取得成功是一个核心思想，即高度重视双方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最早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早在三千多年前，孔子曾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慈溪裁缝

与其他地方一样，地区专业化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例如，来自慈溪的裁缝们凭借百年手艺，在17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垄断了京城的制衣行业。而技术先进的行业集群则是在近几年才形成的。毛泽东提出的“当地自给自足”的方针是阻碍行业集群发展的因素之一，这种思想使得工业生产几乎退回到农村水平。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 运动的结果却是“大落后”。毛泽东提倡依靠小型低技术行业来发展国家，实际却使工业减产30%。结果造成中国的许多行业“支离破碎”，例如水泥生产行业，这些行业以规模以下和过时的方法在运营，这反过来也说明为什么如今有许多地方政府将产业集群视为实现经济腾飞的新办法。“这些人很有头脑，他们对自己的优势进行了估算，”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代表处的董事经理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说道。

在某些地区，比如位于浙江沿海城市宁波的古老的制衣行业中心—慈溪，当地政府对产业的源头进行了研究，目的是寻求特殊的产业优势。宁波政府将针织行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并从工厂转型开始，将以前的军服生产厂转型为时装生产厂，同时允许小型企业的企业主创办专业性更强的公司。如今，浙江沿海地区已有两千多家服装公司，纺织品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5%。

还有一些例子与以往的行业成功并无直接关联，比如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市，这里主要生产用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集成的读写磁头，其产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其计算机键盘产量占到16%。其他著名的产业中心还包括南海区大沥镇，该镇生产的铝制品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还有浙江织里镇的童装业以及四川大唐的制袜业，大唐的数千家生产企业每年生产六千余万双袜子。以出口为主的产业集群总共有一千多个。

与此同时，南部沿海的珠海游艇工业区集中了二十多家造船厂，在政府提供给制造业集群的激励政策下蓬勃发展。事实证明，这些激励政策对于高新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比如生物技术产业，因为政府的直接干预为行业提供了竞争优势。“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是中国政府的强项，这样能使城市吸引产业集群前来落户，”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执行董事利嘉伟（David Lee)说道，“很显然，他们擅长建设道路、港口和桥梁，而且还擅长基础设施和培训机构的建设。”

得益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若干政府方针，北京、上海和广东深圳的生物技术集群得蓬勃发展。第一个重大政策变革是允许二十万名学生去国外留学并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86年，政府制定教育计划，为数以千计的硕士生提供生物技术教育。接着，政府鼓励在国外工作的生物技术专业人士回国发展。许多采用了此等做法的企业和新建的企业因而吸引了许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深造过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在生物技术和其他产业集群中，公司的创办过程与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有所不同。中国的有关权威人士指出，从本质上说，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看其盈利的能力，而是看其与拥有关键资产的各方进行合作的能力。

例如，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社会关系更加重要。同时，建立此种人脉关系并不是通过“塞红包”来获得批准那么简单。分析师指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产业布局不同，如今的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对产业进行更加广泛的支持，来为当地产业集群带来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只是从个别公司当中选出成功者和失败者而已。例如，宁波政府一开始曾经是部分当地企业的股东，但是如今更多地是组织交易会和时装展，或对当地的发展工作进行协调。

当此种与行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产生效果，正如我们在纺织和生物技术行业中所见到的那样，就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观察家甚至提出，中国的经济实力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当地政府往往把企业当作长期发展的一个资源，而不是短期获利的机会。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们对产业集群所在的工业园区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许多产业集群都集中在大型工业园区周围，这些工业园通常是政府实体，”佩恩尼说道。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在这些工业园区开设工厂也能获得很多优势，他指出。这些园区通常设有专门与政府机构进行协调和联络的办事处，比如当地环境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等，在人脉关系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都是需要企业去搭建关系的重要部门。

在半指导型的经济当中，建立上述强健的人脉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可以享受减税优惠，许可证的审批时间会缩短很多。“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三个月才能获批，而我们三天就够了，”一位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首席财务官在接受《亚洲财务总监》杂志采访时说道。另一方面，如果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批成功，而且想要让当地部门对新出台的规定给予明确说明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即便与适当的政府官员建立起人脉关系，产业集群这个策略也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例如，根据各种报道，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大兴土木，有不少是市镇领导的政绩工程，这些工程更多地是权力膨胀的表现，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的经济效益。政府官员的此种介入，也是对已过时的产业的一种变相支持。目前，汽车产业集群正倍受青睐，因为政府领导认为这有助于拉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钢铁和化工行业，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张忠(John Zhang)说道。但是，张指出，相应的燃油补贴虽然在拉动上海、重庆等汽车制造中心的需求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会给经济造成损害，因为这样会消耗其他产业集群的资金，阻碍其他节能技术的发展。

缓慢西进

中国产业集群大多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根据房地产公司仲量联行2006年对138家国外和国内物流公司进行的调查，这些公司的货仓有85%设在三个不同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大渤海湾。成都是物流公司设有货仓的唯一一个西部城市，公司将其5%的货仓和其他资产都置于此地。

但是，英特尔、福特汽车等许多跨国公司则把工厂设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城市，主要是因为那些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而且还能享受税收优惠。

将近十年以前，政府就提出了“开发大西部”的政策，希望能扩大开发地区的范围，但是，多数外来投资的目光似乎还是集中于存在已久的西部集群之上。根据中国供应链协会的调查，事实上，新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的两大城市：成都(1100万人口)和重庆(3100万人口，中国最大的城市)。

例如，英特尔公司目前就有两家工厂设在成都。对英特尔来说，将工厂设在成都并不吃亏。成都的高科技园区云集了968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387家福布斯500强企业。此外，成都每年毕业的电子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就有两万多名。根据《成都商务指南》的介绍，公司在成都的建厂成本仅为上海的五分之一，政府还为进驻成都的公司提供大幅度的减税优惠。但是，公司认为廉价的土地或税收优惠并不是成都最吸引他们的地方。2003年，英特尔在成都开设第一家工厂时指出，成都拥有“战略性地理位置、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以及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这些都是他们选择成都作为生产基地的重要原因。

但是，除了少数极为成功的例子之外，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有限和官僚作风过度泛滥等原因，使得“西进战略”一度陷入困境。

应该加入产业集群吗？

如果一位负责城市经济开发的政府代表邀请你加入某个产业集群，而且是在适合你的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你是否会接受邀请呢？

“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佩恩尼说道，“但是很难回答。这取决于企业的性质，以及你想要去开拓的市场的潜力。”例如，西安是中国西部少数成功的产业集群地之一，这里曾经是国内最大的飞机制造基地，专门仿造前苏联的战斗机机型。因此，西安拥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机械师，这一点吸引了想在中国落户的国外飞机制造商，比如麦道、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型公司。

但是在新的产业集群中，往往万事皆不具备，格特鲁德•斯坦恩(Gertrude Stein)在谈及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时说道。“那里有的只是对产业集群的渴望，”佩恩尼说道，“一个城市可能会拿出宣传手册说，这里特别适合医疗技术公司或半导体公司前来进驻发展。但是当公司的分析师对提案进行审议时，他们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只是在那里树起招商大旗，然后盼着企业前来进驻。虽然那些建设不够完善的产业集群会提出减免税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来吸引企业，但是这里有一个潜在的负面因素：这样的产业集群很可能无法长久。“所以，你肯定既不想成为第一个，也不想成为最后一个进驻这里的企业。”利说道。

然而，即便是万事俱备的产业集群，也可能会存在特殊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成熟的产业集群在取得先进技术、更多潜在的供销合伙人方面可谓是“近水楼台”。另一方面，产业集群有时也会限制企业的发展。因为那里的运营成本可能会非常之高，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专家指出。例如，在需要大量技术熟练的工人的地方，劳动力成本可能会相对较高。技术熟练的专业员工往往又会带来较高的生产力，特别是对某些产业而言。“硅谷算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商业地段，但是大家都往那里跑，因为企业在那里能物色到优秀人才。商业逻辑告诉我们，就算要出高价请人，也得去那些地方。”佩恩尼说道。如果你有一家药品公司，而且想要顺利通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检查，那么最好还是‘用生不如用熟’。”他补充道。

至少对刚刚起步的公司而言，加入中国的产业集群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与其他地方相比，那里的员工更容易跳槽。佩恩尼指出，在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各种人才在落户于当地的外国和本地的化工企业之间不停地跳槽。”加入产业集群还能带来新的商机和创新，尤其是专业服务公司。例如，杭州有一家名为“大族激光”(Han\'s Laser)的本地企业，这家企业发展很快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鼓励纽扣制造商使用一种专用激光雕刻机，这种机器能将企业品牌刻到纽扣上，这一简单的创新使一粒纽扣立刻身价百倍。象“大族激光”这类“提供极高附加值的公司，必定会快速地发展，”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歇尔•迈尔 (Marshall Meyer)教授说道。

下一波浪潮

有些产业集群似乎注定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革新，正如宁波的产业集群在过去四百年所经历的那样。与此同时，有些产业集群则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总体而言，我们将在本报告的下一个部分中看到，国家政府正在努力促进国内的制造企业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一方面，另外，与越南等低成本市场相比，中国正在失去其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必须尽快挖掘出新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对于某些行业，比如较为普通的纺织业和玩具制造业，其重要性开始逐渐衰退，而对于诸如生化技术等行业，则开始上升。产业集群的所在地区也可能发生改变：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代表处负责人维克多•杜（Victor Du）表示，部分产业集群仍有可能会到内地城市发展，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仍相对较低。有报告指出，只要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稍加投资，就会产生明显效果。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能使内地的运输成本减半，那么流入这些内地城市的国外投资将会增加5%。

中国在创新上的发展潜力

中国在商业创新上优势众多：拥有众多适应能力强、善于随机应变、热衷于逆向工程的人才，而且运营环境成本低。在中国努力从劳动力密集和低附加值消费品制造业向更具创新力的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企业要么将从中受益，要么将面临竞争。然而，对国外企业来说，在中国创新并不那么容易。另外，在中国寻求研发伙伴的发达国家企业必须谨慎从事。

目前，许多大型跨国公司（MNCs）已经将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同时，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发展设计和创新能力。但是，对外来者来说，要在中国进行创新仍然困难重重。同时，专家提醒，发达国家企业必须学习如何在一个全新的产业结构中运作，在选择研发伙伴时必须谨慎从事。

对跨国公司而言，利用中国创新能力的模式主要有两种：部件研发的外包，以及针对本国市场消费品进行创新研发。

本文是中国制造业特别报告的一部分。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沃顿商学院的专家们就企业如何在中国创新研发中获利，中国创新研发的动力何在，以及在中国寻找研发伙伴可能会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波士顿咨询公司芝加哥办事处的资深合伙人及董事总经理，全球创新负责人吉姆•安德鲁（Jim Andrew）说，在目前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企业应该确保每一分投入都有所回报，创新投资也应如此。安德鲁认为，在低成本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创新研发，是企业用来提高成本效率的方法之一。他认为，当前的变化正在重新定义创新格局。“拥有低成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其创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市场危机又加剧了这种发展。将来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段时期，我们会说，现在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和印度的创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且这些创新所带来的变化日新月异。”

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事处的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麦维德（David Michael）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创新研发仅限于当时政府部门下属的设计机构。从那时起，部分设计机构就开始转而追求商业目的。麦维德说，国有企业中国石油（PetroChina）的情况正是如此。中石油拥有一个大规模的设计机构网络。

跨国公司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巨大发展潜力，包括大量的研发机会以及低成本生产与运营。安德鲁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更是一大吸引力。“这些人才可以用来发展研究能力。不仅在国内市场，在发达国家市场，这些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对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麦维德说，“这样做更多地是出于对人才利用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获取某种特殊的创新源泉。”因而，中国的创新呈现出与全球其它研发基地如硅谷等地显著不同的发展态势。他补充说，“中国的工程类人才成本很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轻易取得创新的成果。”

对发达国家企业来说，这类缺乏经验的工程人才非常有价值。麦维德认为，跨国公司利用中国设计能力的最佳方式是外包产品的部分组件。与制造业外包一样，中国研发的优势主要在于低成本劳动力 --- 但在此是指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他说，“西方或世界领先企业争相获取中国的低成本市场，新型的企业也可以利用这种机会。”

比如在医药卫生领域，有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为西方的研发需求提供低成本服务。麦维德用上海外高桥自由贸易区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例子。药明康德是为全球制药产业提供研究外包的领先企业，在为西方制药项目配给人才上非常老练。“管理者了解西方制药企业的需求，而且知道如何利用当地的研发人才来完成任务。”

在东西合作中，这种劳动力分工非常普遍。麦维德说，西方公司通常通过组件或模块外包的方式切入中国设计市场。他说，有一家全球能源公司“向本地企业的设计机构外包了大量石油勘探和钻井设备的设计工程”。微软以及其它西方或韩国的游戏软件开发公司都有一个本地软件开发商网络。麦维德还提到了目前“在三维产业刚刚兴起”的中国游戏软件“完美世界”（Perfect World）。摩根•斯坦利研究机构（Morgan Stanley Research）表明，虽然“完美世界”尚未打入美国或欧洲市场，但是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领头羊。

研发和破坏

这种产业专业化很常见。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说，中国的企业研发往往集中在具体产业和产品发展上，而不是基础研究。“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机械工具和激光上的成就，但这只是研发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基础研究。”

安德鲁说，中国企业擅长研发的“发展”部分。“如果你研发了一种新产品，即使只是比现有产品好那么一点点，你仍然会很快在现有市场中取得大规模成功。如今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要更富有创新意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有些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用于制作豆浆饮料的大豆搅拌机。山东济南九阳股份有限公司（Joyoung Co.）生产的搅拌机已经成为“一大热卖产品”。他说，这种产品的技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个塑料机身再加一电力马达，但是“它的基本概念满足了本地消费者所需”。

麦维德认为，更富戏剧性的是，台湾电脑生产商华硕（Asus）运用自身的研发能力，“轻而易举地开发了上网本的市场”。该款上网笔记本的其他功能被弱化，价格定位在三百美元一台，“彻底瓦解了全球个人电脑市场”。

然而，安德鲁认为，现有市场开始饱和，中国必须在“研究”上投入更多，来改变竞争优势，或者扩展全新市场。麦维德指出，盗版损害了中国传统游戏软件产业的收益，但是网络游戏产业并没有受到影响。“人们在为联机网络游戏付费。虽然盗版仍然存在，但是这个产业已经开始获益。”

创新能力有望持续增长。迈尔解释说，“中国文化非常擅长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随机应变屡见不鲜。”比如，随着电脑对中文语言卡的需求不断增加，联想（Lenovo）早在几年前就为自己的产品开发了一个类似的语言卡。中国大型家用电器生产商海尔集团（Haier）发现，中国的土豆种植者用海尔洗衣机清洗土豆，于是设计了一款能够在户外使用的重负荷特殊功能洗衣机。迈尔说，它“既可以用来洗衣服，也可以用来洗土豆。”电子和电器产品制造商总是能够设计出一些“在电力供应不足下超负荷运作”的产品。

国内市场并不是中国创新企业的唯一重点。波士顿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的董事经理和负责人金大伟（David Jin）认为，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在尝试挑战大型跨国公司 --- 并且取得了成功。2006年，有一个案例受到高度关注。为争夺断路器专利权，中国电器生产商正泰电器（Chint）与法国施奈德电器（Schneider Electric）中国分公司打起官司，并赢得了诉讼。金引用了许多西方企业控告发展中国家专利侵权的案件，他说，“一般来讲，情况恰恰相反。”除此之外，许多高科技公司在国外也取得了成功。根据2008年7月花旗集团（Citigroup Global Markets）的报告，中国医疗技术公司（China Medical Technologies），一家生产无创诊断和治疗机的供应商，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至少在一项产品上获得了大于90%的市场份额，另一项产品上拥有70%的市场份额。

选择商业模式

沃顿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专家们认为，对想利用中国创新研发能力的发达国家企业来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事处合伙人及董事总经理，供应链和采购专家利嘉伟（David Lee）说，这些模式包括普通的一系列一次性订单，通过供应商发展项目进行联合技术合作，以及股权投资中国供应商等。

利补充说，合作并不存在一个最佳模式。他曾经看到过几个跨国公司投资于他们的供应商，但是“很多人并不喜欢那样的模式”，部分原因是潜在的管理分歧。他说，一些中国企业“不愿意改变传统工作模式”。在人力资源和材料浪费方面，尤其容易产生摩擦。然而，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制造过程中控制原材料损耗，并且开始提高薪资水平，注重精细生产和提高生产力水平。

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发出供应商发展项目，向中国合作方转让部分技术，并向他们传授最佳实践模式。但是即使是这些模式，对有些企业来说仍然非常陌生。李说，发达国家企业通常不用为本国产品的质量监控而忧心忡忡，“因为供应商会在质量监控上主动投资”。

中国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且充满活力，因此创新的迅猛势头将会持续发展。企业为提高生产率而感到压力重重。麦维德指出，在过去几十年内，中国制造业的薪资水平相对平稳---这使得薪资生产率得以提高---但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紧缩，薪资水平已经开始上涨。

他说，未来的挑战将是设法在通货膨胀对薪资水平造成影响之前，促进生产力增长。中期内，现有劳动力供给将不会达到过去的水平---尽管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已经让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闲置在家，但是国有企业重组释放大量人才的现象已经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增加---至少在最近是如此---限制了农民工向工业化地区的转移。这将给予劳动力更大的空间。最终，从长远来看，随着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制造行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进一步创新“在中国环境下提高生产力”。全球经济下滑可能在短期内会减缓这种趋势，甚至扭转一些趋势。但在中长期，中国有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进一步的创新能力。

创新与知识产权

渗透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是否对研发创新有负面影响？波士顿咨询公司芝加哥办事处的资深合伙人，全球企业运营实践领导人哈罗德•塞金（Harold Sirkin）认为，并不一定有负面影响。当你在创新时，“比如你在创建一个品牌，这种知识产权不同于专利权。”赛金说，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少，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之小，即使你发明了下一个iTunes，你也不可能依赖专利保护。”他说，“无论在哪里，复制都太容易了。iTunes和iPod的市场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原有的市场基础。”

但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联系的价值，开始努力由一个低附加值的制造中心向创新的领导者转变，尤其是在其它低成本国家也开始参与核心业务竞争时。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迈克•赵（Mike Chao）指出，“中国早就有了知识产权保护法，然而在过去20年内，知识产权法的解释和执行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政策的公布和执行之间的区别很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软件产业。在加入波士顿咨询公司以前，他为微软中国就盗版问题进行了五年多的斗争。迫于来自微软与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中国在2003年正式宣布，政府部门只能使用合法软件。这一声明之后又颁布了两条法令，要求PC制造商只能预装正版软件，中国企业也只能使用合法软件。赵说，“这无疑是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要提高执法力度，增强政策规范意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往往与政府官员的任期时间一致，从而有可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创新需要长期投入，企业需要确保在创新上的投入不会很快被窃取。”他认为，投资研究（Research）还是发展（Development）的区别在于：“研究的结果往往无法预测，但是发展可以保证实际产出。根据政府最近公布的激励计划，那些能够将研究结果产品化并推向市场的企业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资助。”他还指出，受到资助的学术机构往往“在将研究成果商业化上做得不够好”。

尽管如此，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政策并不一定会促进中国的创新浪潮。“最终，市场将迫使你进行创新和产品差异化。如果你的企业不这样做，其它企业就会赶上。”他用PC产业作为一个例子。去年，中国笔记本电脑的价格平均下降了1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新型上网本的面世、其它低成本产品的供应，以及产品无差异化所带来的压力。“华硕找到了通过上网本来破坏和重塑市场的途径，现在其他PC厂商正在竞相下调价格来追赶市场。”创新是，而且始终是竞争的关键。中国的创新能力无疑将决定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

提高标准：中国能应对质量挑战吗？

因为深受消费者怨怒的刺激，加之深受对盗版、伪造以及产品遭污染的惩罚力度进一步加大的刺痛，中国正在努力甩掉劣质产品的恶名。有关食品和药品遭受污染、玩具受到含铅涂料污染的丑闻，使产品质量成了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一个议题。

尽管政府组建了更为强大的管理机构，而且推出了更加严厉的标准，但差强人意的执行情况却意味着，产品质量问题必须要由中国的供应商和外国的采购商来共同解决。对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不丧失其低成本生产商的优势的前提下，如何在产品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控制上投资。而对国外的采购商而言，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似乎要简单些，那就是：如何制订并执行有效的质量标准。

在这篇作为有关中国制造业特别报告之一的文章中，来自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和沃顿商学院的专家们，就如何引入质量标准，以及中国的制造商和其外国商业伙伴如何完成这些目标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错误的假设

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始于错误的假设以及买卖双方的观念，部分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很多公司在开展离岸业务时操之过急。结果，“在成本和质量之间折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波士顿咨询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合伙人和执行董事、供应链和采购专家利嘉伟（David Lee）谈到。他回忆了中国一家滚球轴承公司高管报出三种价格的情形：质量最好的产品价格最高，“质量合格”的产品价格次之，而价格最低的产品则是“能转动，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不会卡住的轴承”。

外国采购商往往会犯最终会损害产品质量的战略性错误。比如，很多受命采购产品的经理，会以与供应商进行合同谈判开始工作，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谈到。“他们有一种采购心理，而且只专注于价格的谈判，当然，这是一种正常的交易方式。”他谈到，因为他们的预期是建立在与本国供应商打交道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他们不一定会随访中国的供应商、监督他们的生产过程和质量检测。

这种热心于节约费用的交易方式，会削弱采购商正确判断风险的能力，会妨碍他们理解中国的运营环境。“公司总是急不可耐，它们会与手头掌握的供应商谈判，无论是谁，或者会在黑暗中摸索着行动，根本不知道自己将会进入什么样的情境。”佩恩尼谈到。因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所以，中国的供应商会欣然接受采购商的质量标准。“过去10年来，在蜂拥进入中国的大潮中，买卖双方都存在问题。”

很多外国公司并不清楚中国的一家供应商通常需要多少支持，同时，很多公司认为，自己无需在供应商身上投资，供应商就能满足自己的质量标准。很少有哪些公司会退一步问一问，采用自己需要的生产体系和生产规程，供应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所以，中国有些供应商因为“抄近路”而危害了产品的质量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围绕中国制造的玩具的质量缺陷爆发的争端，原因就在于玩具的设计缺陷，以及产品使用了未经外国采购商核准的原材料，利谈到。这些质量缺陷很难防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涉及到几个供应商，但是，这些事件却强化了中国是质量低劣产品之源的看法。“这只是水桶中的一个小漏洞，但是，它终究还是个漏洞。”利谈到。

有些专家告诫说，人们不应该把责任机械地归咎于中国的制造商。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一直专注于中国的研究，他指出，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保罗·比米什（Paul Beamish）和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哈利·巴普吉（Hari Bapuji）在2008年撰写的一篇名为《玩具召回和中国：情感 vs. 证据》（Toy Recalls and China: Emotion Vs. Evidence.）的论文中表示，从1988年到2007年，美国召回的“绝大多数”玩具，“是因为产品设计中存在缺陷，而这些产品的设计是在玩具公司的总部完成的，并不是因为亚洲国家的工厂在产品制造上有问题。”两位研究者指出，“过去数年来，玩具的召回在不断增加，这既有设计缺陷的原因，也有制造上的问题。”迈尔说，他对比米什和巴普吉的判断是否正确尚“不能肯定”。“有非常多的设计工作是在中国完成的，其中包括初始设备的设计。”

法规的角色

迈尔将质量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了另一种类似于分散化经营的模式，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分包体系，这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其中包括第四分包商甚至第五分包商”，这一体系使控制供应链网络的工作非常困难。“这种多层次分包方式给这个体系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而有关控制质量的支出，则会超过这种体系所节约的成本。”他谈到。

如果这些规定既能在全国范围推行，又能在地方实施，那么，法规就会很有效，迈尔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北京“无法轻易推行这些规定……中央政府在地方强力推行规章的能力是有限的。”迈尔将这种情形归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中央一直在运作分散型经济。”他指出，比如，除了最高法院以外，中国没有其他全国性的法院。“想象一下，当解决来自不同省份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知识产权争端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然而，因为迫切想挽回局面，所以，中国的监管者变得比较积极了。比如，在最近发布的一项声明中，中国推出了一个加强食品监督系统的计划。据新华社报道，实施这项计划的将包括来自医疗、农业、质量监督、工商以及食品和药品监督等政府部门的代表。去年，全球消费者曾施压，强烈要求政府提高玩具质量标准，该计划就是在消费者爆发这些强烈反应之后推出的。监管者检查了3，000家玩具生产厂的设施，并吊销了大约600家玩具厂的出口执照，大大压缩了这一行业的规模。虽然中国的玩具公司与政府的协作，加强了自身的质量控制体系，但是，这一变革却推升了生产成本，迫使很多玩具供应商关门停业。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的前7个月，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及生产成本增加，中国总计有3，631家玩具出口商——占整个行业的53%——关门停业。

更普遍的情形是，公众对于产品质量深表关切的风潮催生了政府的改革。在这个国家中，公众的意见借助技术手段同样也促动了提升产品质量的行动。“在中国，你面对的是越来越明智的消费者。”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合伙人、波士顿咨询集团北京办事处主任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ael）谈到。“比如，处于婴幼儿配方奶粉论战中心的石家庄三鹿集团，在中国就受到了博客作者通过互联网发起的猛烈攻击。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这个公司现在在中国受到的惩罚，会比5年前可能受到的惩罚要严厉得多。”

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化学品三聚氰胺污染的丑闻，让很多人怒不可遏，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产品伤害的是中国社会中特别脆弱的群体。“购买这种婴儿奶粉产品的不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有钱人，造假者的销售对象是生活在农村的穷人。”迈克尔谈到。他补充谈到，当企业以这样一种方式危及产品质量时，“低收入人群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政府也承认产品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卫生部副部长陈晓红对新华社表示，中国的食品行业依然深受危险的非法添加剂之苦。他谈到，在某些地区，依然还存在着食品添加剂的地下市场，这在食品行业是“不言自明的秘密”。

中国的风险概况

今年，设在波士顿的智库AMR市场研究公司（AMR Research），在对全球130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指出，供应链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使中国的风险更高了。在该调查检视的15项风险中，中国是对其中的9种风险“贡献最多”的地区，其中包括供应商和内部产品质量的失控，安全漏洞，以及知识产权侵害等。对中国来说，该调查列举的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能源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波动性。AMR市场研究公司的研究副总裁诺哈·托哈密（Noha Tohamy）指出，中国的这种状况给很多全球性公司“造成了两难处境”。“当这些公司继续享受便宜原材料和低成本劳动力的好处，以及享受进入庞大消费者市场的潜在好处时，它们还必须对在中国运营的利弊不断进行再评估。”她谈到。

“降低成本也是需要投入的。”波士顿咨询集团芝加哥办事处资深合伙人、主管全球业务的负责人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谈到。“关键是要培养供应商遵守你的标准。考虑到在中国采购具有10%到30%的潜在成本优势，对外国公司来说，在自己的供应商身上投资是很划得来的。”他补充说。对采购商而言，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在品牌的价值方面，以及在质量问题会对他们造成怎样的伤害等方面教育中国的供应商。

佩恩尼谈到，在持久质量控制方面，中国的公司——比如，白色家电巨头海尔公司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已经取得了成功。拥有数年从中国采购产品经验的公司，“在产品质量上同样位居前列。”迈克尔谈到。

与此同时，中国的供应商也在从其外国客户那里观察和学习，施金谈到。“在全球化的‘往昔岁月’……当跨国公司将其产品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生产时，某些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与人合著的《全球性：与地球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竞争每件事》（Globality: Competing with Everyone from Everywhere for Everything）一书去年出版后，施金在一篇博文中写到。“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和卖主，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小公司，一直在仔细观察、认真学习。”

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公司都学到了正确的经验，尤其是最近爆发的产品质量丑闻背后的那些公司，看来，它们需要重新定位了。管理供应商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凭借与地方松散的关系建立小型的现场采购团队，不如适应当地条件更有效，皮尼谈到。在中国采购成功的公司，“会在团队本地化、生产过程控制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投资。”他说。“它们变得更加灵活，而且会让自己的运营方式适应当地的情况。”结果，作为合资公司合伙人的当地供应商和制造商，或者通过观察和学习，或者通过从外国公司选聘人才，从而消化吸收了恰当的体系和生产流程。

激励和惩罚

佩恩尼谈到，就怎样才能提升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质量问题，来自发达国家的采购商必须抱有更为现实的观点。他说，西方国家的公司有这样一种倾向：将自己在美国和欧洲熟悉的采购规程和制造规程“复制粘贴”到中国。但是，产品质量提升需要额外的支出，从中国采购的公司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还补充说，采用“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cause analysis）等先进管理技术同样有所帮助。

迈克尔谈到，经过几个季度的协同努力之后，产品质量正在“显著提高”，同时，产品质量受到监管的力度也大大加强了。更严格地执行规章当然有所帮助，但是，最重要的规章可能并不在中国。在中国的供应商对质量标准的忠诚程度，与这些行业在西方受到的监管程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比如说，药品和食品的质量控制更超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客户端的压力和刺激。”佩恩尼谈到。同样，佩恩尼在汽车和白色家电企业的产品上，也看到了质量的显著提高。而在质量失控的后果不那么可怕的领域，质量水平通常会较低。“当你沿着‘食物链’一直向下移动到低端的电子产品企业和玩具企业时，你会看到，它们的质量提升程度最小。”他谈到。“而在鞋类产品和纺织品这样的领域，产品质量糟糕的情况则相对较少。”

外国公司必须通过口头和书面合同让供应商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满足质量要求和满足成本要求以及交货要求同样重要。换句话说，采购商必须对行为得当的中国供应商给予激励。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激励手段可能就不会奏效。外国的采购商要弄清的是，在确保产品质量方面，它们的中国供应商“会投入多少”，佩恩尼谈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向生产附加值更高产品的普遍努力，“会重组企业的格局，同时，会使企业渐趋远离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佩恩尼谈到。而迈克尔认为，中国的质量水平正在提升。

很多专家似乎都认为，质量问题不过只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经济体所经受的“成长的烦恼” 。中国“有能力制造高质量的产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制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迈尔谈到。“不妨看看在中国制造的iPod的情形，这种产品拥有最高的质量标准。产品包装盒上写着：‘在加利福尼亚设计，在中国组装’。”

资源价格动荡下的中国制造业

近年来中国与其余各国一样，劳动力、能源和其他商品价格不断猛涨。虽然全球经济危机暂时减缓了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这些价格将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从而给中国的制造业造成严重影响。中国会输给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吗？资源价格上涨会促使制造商寻找更有优势的新资源吗？

本文节选自题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的专题报道。来自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专家在本文中就长期资源价格上涨给中国制造业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境内外的企业如何才能从这些变化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行了探讨。

30年前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自那时起中国开始逐步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事实证明，中国大量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政府激励政策对许多西方公司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是如此之巨大，以至到2000年年初，多数跨国企业要么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要么与中国的企业签订合约生产。而那些没有跟上这个潮流的企业在向买家销售的过程中遇到了艰巨的挑战，因为买家希望得到“中国价格”，这个价格通常远低于发达国家高成本制造企业的要价，譬如中国货比美国制造要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格。

短期优势，长期威胁

这个成本优势太过于巨大，以至于抵消了能源或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跌之前，有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中国的竞争力，因为政府的能源补贴可以使中国的工厂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商品价格起初对中国竞争力的影响并不大。沃顿营销学张忠教授（John Zhang）解释说，“假如全球其他国家其他的生产要素价格都相同，那么劳动力成本低廉对于提高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后来运输成本的上扬开始抵消国内的成本优势，特别是要运到美国等距离遥远的市场的商品更是如此。

过去几年高达8%至11%的经济增长富裕了百姓的生活。因为害怕阻碍经济的增长脚步，中国政府开始控制能源价格的上涨势头。决策者希望通过将能源价格压在低于全球市场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继续增长和控制公众情绪，因为公众情绪始终是这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担忧。主攻中国研究的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说，“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无效率，但基本上也可以防止社会动乱，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马歇尔认为这点非常重要，他相信“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最大的隐忧还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所以政府官员都把维护社会稳定看作是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明白政府必须以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掩盖政治和社会基础设施存在的缺陷。

在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1亿，但还有几亿的人口仍然在与贫困做斗争。即使中国已经比过去更加富裕，但工业化也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烦恼，有时候社会存在的缺陷也开始显现。2006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报告（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数据表明，当年中国共发生87,000起重大社会骚乱事件，比前两年上升了50%。 近年来有些骚乱事件已经演化成武斗而不是简单的游行示威，譬如1500名村民与500名警察发生冲突，要求政府解除一名贪污腐败的村长的职务。

BCG上海公司负责人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指出，中国经济就好比一辆自行车，既需要动力来转动，也需要保持平衡。他说，“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速度，保持自己身体的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出口商品的运输成本是有所上涨，但政府补贴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能源价格上升带来的损失。许多国家抗议这种补贴政策，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在鼓励能源消耗，同时把成本压力转嫁给其余各国，但随着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中国政府顶住国内压力，让能源价格有所上涨。2008年6月，政府允许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18%， 但电价只上涨5%。

现在看来，随着能源价格下调，至少目前是在下调，政府当时的赌博也算是有所回报。中国在能源价格一飞冲天的时期仍然保持经济增长，而社会骚乱也基本上处于可控之中。但中国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保持能源低价可能使国内制造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能源补贴鼓励了能源消耗。平尼说，“企业缺少动力去采用新技术和鼓励创新。”

能源补贴在短期内当然是制造商的福音。在政府控制能源价格的庇护下，很多重要的成本都得以避险。一般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受补贴，而且也要看这个公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重要性。但这种补贴也可能导致对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投资方向错误。张教授解释说，间接鼓励能源需求的政府政策（譬如刺激汽车消费）将减少对其它行业的投资金额。“从长期来说，这个政策也可能成为一个圈套。”

同样政府也很难取消这类补贴。倘若最终政府允许能源价格自由波动，那么当能源价格再次上扬的时候，在对冲购买商品的风险方面缺乏经验的企业可能会不知所措。虽然大型公司懂得如何对冲风险，但小公司可能难以应对这样的价格变化。BCG上海公司负责人维克多·杜（Victor Du）指出，“几千家小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问题不仅目前存在，将来也可能继续存在。”

能源价格上涨短期内会减缓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放开能源价格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推动某些行业从生产污染严重的低价值出口商品向污染少的高价值商品转化。能源价格上升就好比是一种负面的补贴，一种惩罚那些以错误方式生产错误商品的企业的税。面对这种负面的激励，那些污染严重的小水泥厂要么选择关门歇业，要么合并成更加清洁、效率更高的企业。

西部欢迎年轻的公司

更普遍的是，成本上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升高，将使得某些沿海制造商转向更廉价的市场设立新工厂。迈尔估计，沿海已有10%的台湾企业开始向内地或国外转移。

而且随着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越南开始崛起，经常被媒体誉为“新”中国。但BCG的专家认为，越南只有8400万人口，供应商也有限，所以越南最适合在行业和基础设施都成熟的领域经营的小企业。BCG北京公司合伙人兼总经理利嘉伟（David Lee）说，“要把所有这些生产都转移到越南去是不可能的。”中国单纺织业就雇佣了1400万人，是越南产业工人总数的两倍。

杜指出，寻找制造基地的公司可能除了在中国涨工资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既有中国这样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又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另一个问题是物流。越南的直接劳动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把商品从工厂装上船的成本却要比中国高得多。而且，如果当地供应商无法满足全球质量标准，这些公司就必须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这样成本就更高了。虽然把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或其它国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杜认为企业并不希望这样做。其实考虑到中国有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这个市场在全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技术上来说要把生产完全搬到中国以外的其它地方也是不现实的。他说，“你可以把部分生产搬到印度、墨西哥或东欧，但至少要在中国保留一部分生产环节。”

还有人认为，下一个制造业中心仍将在中国，不过是在中国的二线内陆城市，虽然政府十年前大力推动外国工厂向中西部转移的举措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内陆城市的优势包括：距离煤和其它国内能源更近，劳动力成本更低，环境法规的执行可能也不是非常严格。此外，利嘉伟还指出，适应一个新的城市比适应一个全新的国家要容易得多。

内地应该不缺熟练工人，因为许多工人都有在沿海工厂打工的经验。利说，因为政府提高了农业补贴，“许多民工都回乡去种庄稼或者养猪了。”但还有更多的民工在寻找工作。杜说，在沿海打工的人许多都是来自内地。譬如，在上海的很多民工都是从内地来的，只要机会合适——受到适当的激励，这些人也愿意返乡工作。

审视自己和供应商

专家指出，不论制造商是经营自己的工厂或与外包工厂合作，他们在决定关闭或转移中国工厂之前都应该仔细审视自己的工作环境，还有供应商的工作环境。BCG高级合伙人兼北京分公司总监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ael）说，通常相对简单的改变就能大大提高效率。“如果想改善，你必须让你的供应商提高效率。”

并非所有的改善都很难实现。迈克尔说，通常需要调整的都是“很基本的东西，”运营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是因为低工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以前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最具成本效力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人，这样就可以不用改善制造流程中的其它元素。他说，就是到目前工资差异也非常大，大到“你可以不用去优化你的运营流程。”

其实这种优化或许也是节省劳动力的最佳方法。2004年一项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调查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在1995至2002年期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在38个主要行业中共有26个行业失去了1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分析师认为其中的原因不是工厂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是有些岗位因为效率提高而消失了。

那么那些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呢？这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老生常谈了：中国与美国一样，在生产力和效率提高的推动下开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型经济。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也在加强，每单位产量需要的劳动力日趋减少。佩恩尼认为，“最终，这些人将进入服务业工作，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巨龙“变绿”：中国的制造企业应对一个全新的时代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谈到，10年以前，香港的天空常常是蔚蓝的。“虽然水质有问题，不过，空气是清新的。”可今天，天空始终都是灰蒙蒙——覆盖着从中国南方工厂排放出来的烟雾，当地居民称，只有在过春节那一周——期间，工人会去休难得的假期——天空才会晴朗几天。“香港已经被彻底污染了。”迈尔谈到。

那些繁忙的工厂，让中国在短短20年之内，就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之一。事实上，据预测，今年，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家，这是衡量制造能力一个令人不快的指标。

现在，有人感到怀疑的是，这个国家是否取能从“烟雾驱动”型的成功中得到更多好处。中国地质调查局（Chinese Geological Survey）称，中国超过一半的浅层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就有7个在中国。

从短期来看，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可能会使中国的天空稍蓝些，但是，从长远来看，旧有的观念——唯一重要的标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似乎要寿终正寝了。首先，这种观念的代价越来越昂贵了——有分析家估计，与环境恶化有关的支出，每年会吞噬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2%。其次，很多中国人对环境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从而，给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施加了变革的压力：根据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只是在2005年一年，超过100人抗议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的游行示威活动就有5.1万起。

政府的重点从不惜一切代价渴望增长，向追求无需付出高昂环境代价的增长的逐渐转移，既向制造业企业提出了新挑战，也为它们创造了新机会。在这篇作为有关中国制造业特别报告一部分的文章中，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的专家讨论了政府对环境危机的反应，以及更严格的法规对这个全球最大的“车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中国“清洁”自己的过程中，谁会是赢家呢？谁又会是输家呢？国家重点考虑的这一历史性变迁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机会呢？

一个全新的重点

不久前，对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来说，环境问题顶多不过是个位居第二的问题。考虑到13亿人的吃饭问题，政策制订者将环境主义更多地当成了美学细节问题，而不是国民健康问题。

他们形成这种观念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对中国来说，环境法规的概念还是个新奇的东西。伊丽莎白·伊考美（Elizabeth Economy）在其论述中国环境危机的著作《变黑的河流：环境对中国前途之挑战》（The River Runs Black）中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从来也没有要将自然为了自然本身而予以保护起来的概念。从传统上而言，中国人一直在为了自身的方便而重塑环境，这种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庞大人口的需求。伊考美指出，早在公元700年，这片土地就存在着人口密集的沉重负担，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相关的证据。数百年来，甚至数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喜欢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巨大的运河，这类项目往往会给环境带来可怕的后果。

然而，过去几十年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环境灾难，却显著改变了公众的观念，最近，有关太湖沸沸扬扬的新闻就阐明了某种复杂的环境挑战，这一事件表明，一场生态危机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爆发。太湖位于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一个旅游景区，人们对太湖的风景赞赏有加。近一千年以来，太湖中的岛屿和雾霭为人们创作的很多诗篇和画作提供了灵感。这个庞大但水深较浅（平均水深只有6英尺多）的湖泊，同时也是庞大化工业的水源地、大规模的渔业基地，此外，它还是至少两百万人的饮用水水源。

经过多年的不断累加的压力之后，2007年4月，以水中的污染物为食的蓝藻（blue-green algae）大量繁殖，太湖最终“沦陷”了。有10天的时间，生活在太湖周边的两百万人无法饮用自来水，也无法用自来水做饭，其中的很多人是化工厂的工人和稻农。“太湖的污染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温家宝总理在太湖蓝藻爆发后不久说。对政府中的很多官员来说，类似于太湖灾难这样的危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政府再也不能继续以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增长了。

然而，就中国是否严肃对待未来任务的问题，依然还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1，300家化工厂被下令关闭，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却以受贿罪名起诉，将一位著名的环保人士送进了监狱，而辩护人称，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为防止太湖不断恶化而进行的长期努力的报偿。尽管这是一个极端案例，不过在太湖发生的这一事件，依然表明了中国的公司在面对环境法规时遭遇的重大难题：观察人士认为，总理和国家的监管者说的是一回事，而负责实施这些法规的地方政府官员所做的却往往是另一回事。结果，省级政府的实施情况大相径庭。比如，据报道，总装机容量达125百万千瓦的多个燃煤发电厂，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条件下已在农村地区建成。

即便在那些并没有强烈冲突的环节，有时候，因为环境法规非常模糊，从而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以及在省政府和其当地企业之间，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分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副总裁、波士顿咨询集团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ael）告诫说，环境法规非常晦涩难解。

瞻望未来

看起来大部分专家都确信，中央政府最终将会找到管理的办法，部分原因在于，对13亿人的担忧是无法永远视而不见的。“生活的质量当然包括清洁而优美的环境，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一点。” 佩恩尼（Pinney）谈到。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制造企业必须要严密关注新动向。“你必须要非常积极主动地介入其中。”迈克尔说。比如，随着法规要求的水平不断提高，公司必须为更长的周转时间做好计划。政府给予批准的节奏同样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迈克尔补充说。“政府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尚未成熟。”

在法规尚不明晰的环节，迈克尔建议说，对公司而言，做得过多比做得过少更好。“你当然应该遵从所有这些法规，但是，除此之外，为了自身品牌风险的问题，公司也应该关注环境问题。”

拥有知名大品牌的公司的关切所在，必须要超越自己的产品给环境带来影响的范畴，关注的范围还应该包括供应商和销售商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就培养供应商——使它们有能力、并确保它们遵守法规来说——采购商负有很大的责任。” 波士顿咨询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合伙人、执行董事利嘉伟（David Lee）谈到。麦当劳（McDonald\'s）和阿迪达斯（Adidas）这样的知名大品牌，已经在自己的经营地，与销售商建立了全面质量协调团队。

如果缺乏当地公司拥有的深层政治关系，那么，外国公司就更需要小心谨慎了。人们最表关切的问题之一是，“法规对所有公司是否一视同仁，外国公司是否会比中国的公司经历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迈克尔补充说。佩恩尼告诫说，尽管存在促使减少政府腐败、增加政府透明度的广泛力量，不过，围绕污染控制问题，地方企业往往拥有更多的讨价还价余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跨国公司的回旋余地则较小。”他谈到。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其他专家认为，无论地方企业享有多少“主场优势”，但在作为低利润公司，在面对消化巨额新开支时，这些优势并不足以让它们克服经济困境。很多地方企业运营的利润非常之低，所以，让自己的生产过程清洁起来而进行大笔投资会异常艰难。“这样的要求超过了中国企业的能力。”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维克托·杜（Victor Du）谈到。

其他人则认为，更加清洁的生产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的显著增长，因为清洁的生产过程可以减少浪费和低效。“清洁技术不会很便宜，否则，人们早就那么做了。”利谈到，但是，考虑到节约可以抵消部分支出，所以，遵从法规可能无需付出高昂的代价。西方公司已经在全球标准的框架下运作了，同时，这些公司在本国市场的投资者和监管者也要求它们在境外遵从这些标准，所以，它们拥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需要引入价格昂贵的新技术以解决某个污染问题的时候。其他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在能源节约方面可能很快就能取得很多良好的效果。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能源回收，这种技术可以回收由工厂产生的很多过剩热能。这一领域的新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回收浪费的能源，并将其转变成电能和工业蒸汽，它们反过来又能为工厂提供能源。这种回收技术最高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能耗和能源支出，并能在5年内收回投资。

但是，新挑战还会不断涌现。对某些被视为污染大户的企业来说，政府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愿意满足它们的扩张要求了。利谈到，历史上被视为高污染的企业——比如，金属制造企业和电镀企业——可能会更难得到开办许可了，或者无法买到土地。因为中国政府是所有土地的实际所有者，通常情况下，会以长期租赁的方式“卖出”土地，所以，有时候，土地的卖出会被政府当作调控规划的杠杆。

如何应对

面对日益严格的监管，公司有几种战略选择。杜谈到，比如，为了避免环境义务（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一家公司可以加入某个工业园区，以便和其他企业共同分摊控制污染的支出。作为暂时性措施，公司也可以从环境法规的执行日趋严格的沿海省份，迁移到法规执行依然较为宽松的内陆省份。

对某些企业来说，全新的监管制度实际上可能会带来全新的商机。比如，目前，随着政府逐渐关闭污染严重的小规模水泥厂，效率更高的大型水泥生产商就可能受到更多青睐。“在中国，每一个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水泥厂，都有自己的砖厂和自己的钢铁厂，因为规模很小，所以，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规模以下（sub-scale）的企业，同时，它们还制造了大量污染、消耗了过多的能源。”迈克尔谈到。

为此，政府可能会找到大型生产企业，对它们说：“如果你能增加多少多少产能，我们就会关闭少于这么多产能的低效小工厂。”迈克尔预测说。考虑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大型工厂，这些像夫妻店一样的小工厂简直就像政府发泄愤怒的临时“出气孔”。事实上，这些小工厂是当今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机会之一：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估计，中国的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5%。

类似的拆解行动在很多行业都存在，这些行动最后也都可能孕育着同样的机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跃进”——促进工业分散发展——的正当理由之一是，要限制以前与工业革命相伴的污染。

瞻望未来，佩恩尼也认为，随着更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出台，各种新商机也会应运而生。“因为有能源补贴，加之人们对污染较强的忍耐力，公司并没有多少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在这方面也不会更具创新精神。”但随着国内能源价格逐渐与市场价格靠近，从中期和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有望得到改变。他谈到，随着对更清洁发展的激励因素逐渐增多，公司会做出积极反应的。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也存在着环境技术转让的类似机会。一个设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组织——“中国河流项目”（China Rivers Project）——指出，中国正在开始出口自己在水坝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建设技术。尽管这场全球性经济减缓，在短期内可能会削弱人们对这类项目的需求，不过，从长期来看，在很多急需更好基础设施的地方，人们对这类工程的需求将会十分强劲。据报道，很多这类项目不符合国际环境标准，也不符合劳动标准，所以，这类项目会给已经饱受诟病的新兴市场政府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更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制造企业将能够适应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利对此充满信心。“是的，这些法规确实会带来影响，不过，那些影响会令人望而却步吗？我觉得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