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宋陈孔四大家族的腐败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8:35:36

抗战时期蒋宋陈孔四大家族的腐败问题

  抗战中后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平息国内社会舆论的批评和谴责,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抗战中的政治形象,曾先后制定颁行了《战时军律》、《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整肃吏治令》、《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条文,并采取相应政策,提高国民政府监察机构的职能地位,强化其行政监察惩治功能,同时,还吸收各界社会名流,成立了具有法纪监督作用的国民参政会,等等,以此试图解决国民政府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然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切“反腐”努力和措施似乎全都枉费了心机,最终还是被自身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断送了执政前程,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1937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公开宣布投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纪涣散和国民政府的政纪散软等问题迅即暴露无遗, 军心涣散、政令不通、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等现象在整个国统区比比皆是,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战时行政效率和国军整体战斗力均极为低下,由此招致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批评和谴责。

为了维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利益和自身形象,尽快适应抗战非常时期的客观环境, 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 19382月开始,蒋介石在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上信誓旦旦地反复提出“整饬官常, 刷新吏治”、“肃官箴、儆官邪”,并通过了一系列澄清吏治的政治决议案,也确实惩治了一大批国民党内贪官污吏和违纪军官将佐,一度使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的吏治环境有所改观,对于确保抗战的顺利进行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由于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统治,拒绝一切民主思想,不能与时俱进地联合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内抗日民主力量一道抗战,并认真推进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 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在反腐败问题上严重言行不一,以及四大家族等高层特权利益集团变本加厉的贪污腐败,从而使国民党根本无法在政治上、体制上和制度上防治、惩处和根除腐败。

据抗战期间香港报纸等旧报档案记载,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仅在上海外国银行中的存款就已有相当数量。 以香港记者当年调查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然而,同期国民政府高层的存款总额为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当时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国民政府外汇储备的28%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存款数额也已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国民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国民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8 96万美元, 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由此可见,当时“四大家族”一说,也绝非是捕风捉影。从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执政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这在当时中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的非法渠道而来。

国民政府在19339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中规定,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据称,即便是在国民党高层中存款最少的宋子文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总额,更何况其它国民政府高官们了。
    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竟然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然与贪污腐败紧密联系。正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上行下效,成为风气,蔓延迅速,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风气则一发而不可收了。

……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时间内,便迅速地由盛而衰,由衰而败,最终从大陆各个大中城市一路败退,直至败逃蜗居台湾岛…….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统治集团持续多年、从上到下、变本加厉、发展蔓延的整体性腐败,而蒋介石及四大家族等高层特权阶层的严重贪污腐败则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据相关文史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