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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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一）国宝西迁
今天南京博物院的院藏文物非常丰富，有四十四万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数量众多。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就有三十多万件，精品文物为数不少，其中两百多个青铜鼎最为引人注目。殷商时期的司母戊鼎是中国最大的青铜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铭文最多，有497字，极具史料价值。鼎在中国文化里是国之重器，政权统治的象征，江山社稷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
“七·七”事变爆发，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开始了武力问鼎中原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不久，北平就沦陷了。占领了北平的日军继续南下进攻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如果上海失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失去了最后一道战略防线，南京岌岌可危。
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二天，即8月14日，中央博物院首批文物从南京中山码头启航开始西迁。战事危急，中央博物院怎么能这么快就开始了几十万件文物的大迁移呢?
原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就预感到了战争临近的威胁。他未雨绸缪，早早的就安排布置了文物的装箱工作，提前做好了文物迁移的准备。
首批文物从中山码头运走的第二天，即8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南京，形势越发险恶，中央博物院的在建工程被迫停工了。在越来越密集的轰炸声里，文物迁移抢时间进行。
今天我们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库房里，还可以看到七十多年前文物西迁时的木箱。岁月沧桑，木箱上的封条已破碎，但封条上的字迹和印章却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木箱见证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文物大迁移历史。
这个木箱封条上写的是北平古物陈列所，贴着这样封条的木箱为数还很多。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怎么会到了中央博物院呢？
1933年4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5450箱文物划归中央博物院。当时北平古物陈列所归属于内政部管理。这批文物是清朝内府的珍藏品，包括了清朝及以前各朝代收藏的精品，分别存放在沈阳的奉天行宫和承德的热河行宫。
这两个行宫的东西在清王朝结束、进入民国初期，就把它转移到故宫博物院来。在故宫博物院的前三朝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东面的文华殿、西面的武英殿，一共五大殿建立一个古物陈列所，就把奉天和热河行宫的东西不少于二十万件集中到这里。我们今天来看它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最高级别国宝。
1936年7月，中央博物院合并了北平历史博物馆，又增添了21万件文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它收藏的文物也交给了中央博物院。这些文物包括了殷墟出土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中央博物院还花重金收购了许多国宝级的文物。如此数量众多、档次极高的文物收藏，奠定了中央博物院在中国文物界和史学界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在运输工具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何一定要确保文物优先迁移呢？那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也异乎寻常的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想把中国吞并和毁灭，首先就必须要把中国的文化包括最珍贵的文物在内的文化首先毁灭。
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为了彻底征服中国，彻底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日本侵略者在使用武力的同时，还制定实施了对中国的“精神征服之战略”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征服战略”，中华民族的文化抗战也勃勃。展开保护好祖先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物，就是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根。文物保护成了中国文化抗战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规模空前的文物大迁徙是在战事紧张之际进行的，文物究竟要迁到哪里？不知道？文物西迁的线路怎么样才安全？不知道？文物的前途未卜，吉凶难料。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迁移分北路 中路 南路三条线路同时进行。当初为什么分三条路线进行呢？
一是为了文物的安全，另一个是运输工具的不足，不是在开始就有个很详细的计划，完全按照计划去实行，因为抗战时期情况千变万化，特别是日本人的轰炸和追踪。
文物西迁的三条具体路线和到达的地点，是国民政府高层根据战争情况临时决定的。在中国军队没有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三条路线之间的人员毫无联系，彼此都不知道行踪。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文物的安全。分三路西迁，即便是其中的一路遭遇不测，另外两路还可安全。这样就避免文物遭遇不测时全军覆没。
中央博物院的学者们立下了“文物在人在 、文物亡人亡”的铮铮誓言，不惜以生命保护文物。
黄金艺术品是中央博物院重要的藏品。这尊宗喀巴金像印证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良好的关系。
金塔是清朝光绪皇帝用来装头发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是不能随意毁坏的。皇帝贵为“天子”，头发当然更为珍贵，连梳头掉下来的头发也不能随意舍弃。
这些黄金艺术品和几千箱文物从南路迁移，在离开南京中山码头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它们的迁移时间竟然长达十，年先后五次转移存放地点，真是命运多舛。躺在箱子里的金佛像本是平安吉祥的化身，可那时候它们是自身都难保了。南路文物先到汉口，然后转运长沙，存放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中央博物院也迁到了长沙。
长沙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守住了长沙就保住了中国稳固的战略大后方。国民政府下了死守长沙的决心。1938年初日军为撕开中国军队的防线，在这里与中国军队展开战略大会战，敌我双方集中了五十多万兵力。恶战难免，长沙告急。
这一年长沙的冬天格外寒冷，李济一手带大的考古十兄弟在长沙要分手了。李济的心境分外苍凉，考古十兄弟是当时中国考古界的脊梁。长沙公路旁的一个名叫清溪阁的小饭馆里，李济为弟子举行了简单的饯别仪式，这些男子汉面对恩师， 脸色严峻，手举酒杯屹立于桌前，他们连喊了十一句口号，连喝了十一杯酒。他们喊道：“中央研究院万岁！” “李（济）先生健康！” “十大金刚健康！”考古十兄弟有四人留下来继续跟随李济，走的六人中，有四人奔赴了延安，两人到了大后方。
人散了，文物往那里走呢？无奈之下文物只好迁往战火还没有烧到的贵阳。这批文物离开长沙不到一个星期，湖南大学就遭受了日本飞机的饱和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今天湖南大学图书馆的旧址上，还遗留有日军飞机轰炸后仅存的三根残柱。不幸之中的万幸，南路文物逃过了一劫。
1938年农历除夕夜这天，南路文物到了贵阳，存放在六广门的毛公馆内。贵阳地处西南腹地，似乎远离战火硝烟。谁料到1939年1月，日军进攻贵阳，妄图从背后给中国军队凶狠的一刀。南路文物又离开贵阳，躲到安顺郊外大山深处的华严洞内。1944年底日军发起湘桂战役，战火再次烧到贵州。这时除了四川，再也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了。南路文物最后转运到四川巴县，存放在飞仙岩，一直到抗战胜利。
这些书籍是专供皇帝御览的，精美的装帧体现了皇家的气派。这套钦定书籍全国只有七套，是清朝时期的百科全书。2002年8月，南京博物院开启了西迁时装着清朝皇家殿本书籍的一千多个木箱。这批书籍西迁的时候颠沛流离到了四川的峨眉山下。
包括皇家殿本书籍在内的7286箱文物走北路迁移，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李济派自己的弟子尹焕章负责押运。走北路的这批文物经历最为惊险。文物从南京浦口火车站出发的时候，徐州会战即将打响，日军开始对徐州一带铁路进行轰炸，装载文物的火车冒险狂奔到了郑州。没想到在郑州，这批文物却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后来担任了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尹焕章，曾对女儿讲述了这次危险的经历。
尹焕章的女儿回忆道：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过，当时他们的火车到达郑州时，他们跳下来办理有关手续，这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日军的轰炸机群对火车站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这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看见车厢里的一些箱子上贴有中央博物院的封条，另外还有内政部的字条，他们就断定是很珍贵的东西。于是这些工作人员冒死把火车调度到车站比较安全的地带，当空袭结束以后，他们看见车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雨蓬以及他们这些职工的几间休息室，别的全部炸成一片废墟，当时他们心里面暗暗地说，这批文物得以保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被敌机轰炸吓坏了的尹焕章赶忙押着文物离开郑州，往宝鸡、西安转移，可这两个地方竟然找不到存放文物的安全地点。严冬来临，战事越发紧张，在经历了郑州大轰炸的惊吓后，为确保文物安全，运输文物的汽车不得不冒着严寒，在冰雪泥泞里翻越难于上青天的秦岭蜀道。进入四川后，北路文物最后运抵峨眉山下，存放在大山深处的大佛寺里。为了保护好文物，尹焕章他们专门绘制了峨眉山的地形图。当年存放文物的大佛寺已不存在了，原址只剩下几棵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当年文物迁移的历史。
有一件清宫的瓷器它叫转心瓶，是清朝中期乾隆皇帝所使用的。这个霁蓝釉粉彩旋转瓷瓶，是乾隆年间景德镇为清宫专门烧造的大内瓷器，是清代粉彩在鼎盛时期的代表作。蓝色釉面光洁平滑，瓶体描金，繁缛奢华，灿烂夺目。瓷瓶腹部做成镂空云雾花纹，透过镂空花纹，可看到瓶内能转动的圆柱形瓷内胆上的绘画。一动一静，结构奇妙，巧夺天工。瓷器是中央博物院主要的藏品，精美的瓷器对包装和运输要求非常严格，稍不留意，极易损坏。这些瓷器西迁时走中路，装运文物的轮船也是先到汉口，在汉口停留了四十多天，不知道下一步该往那里走。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汉口危急，文物运抵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存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的临时仓库里。后来临时仓库房顶垮塌，压坏了几个木箱，为确保安全，文物分别转移到川康银行、安达生洋行、和吉时洋行。
中央博物院迁到重庆后，李济原想挖防空洞做仓库来存放文物。可第二年夏天，李济却慌着寻找地势偏僻，能存放大批文物，还要交通方便的安全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李济如此地心急火燎呢？原来李济得知，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书籍，在重庆大轰炸里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
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很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经宜宾到乐山，存放在乐山市的安谷乡。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主要是通过这条河流在这里靠岸然后通过人力转运到朱罗祠，文物在朱罗祠一直存放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
1937年12月10日晚上，一个漆黑的雨夜，中央博物院最后一艘满载文物的轮船匆匆离开南京。三天后侵略者的铁蹄从中山门踏进了南京。毫无人性的侵略者在南京烧杀奸淫，杀害了三十万中国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失陷后，日军派出了330多名专家、360多名士兵，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文物。仅在南京，日军掠夺的文物就可装满310辆大卡车。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浑天仪，见证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屈辱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德军把它抢走。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从德国人手里把它收了回来。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它给毁坏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浑天仪，是南京博物院九年前才修复的。
在重庆大轰炸后，中央博物院及随行文物迁到昆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1940年6月，日军发动“南进”进攻云南的战争计划，妄图对中国形成夹击。昆明危急，各个机构和人员又纷纷转移，可是李济却迟迟得不到转移的指令，他心急如焚，不停地写信向上司询问和催促：“此次巡查之目的，既为备再行疏散之参考。诚如尊示所言，时期不容迁延。但理事会之决议既未明白指出，先生前函也未道及，故不能不一询究竟”。
和李济一样着急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许多单位。其实，李济的上司也很着急，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接纳了很多的机关和人员，很多地方已经人满为患，难以再接收新的难民。
四川长江边上的李庄古镇，这个不到三千人口的小镇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包括中央博物院在内的十多个中国高等科研机构和近万名文人学子。1940年底，中央博物院及随行文物抵达李庄。
如此众多的机构和人员来到李庄，单是住房，就是一个大问题。李庄居民热情地腾出自己的房屋，让这些颠沛流离多年的学者们安住了下来。可是民居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李庄有九宫十八庙，香火旺盛，李庄百姓就把供奉自己祖先和菩萨的祠庙给腾出来给这些人员使用。
祠堂都是供奉我们祖先的灵位，我父亲第一个就把祠堂捐了出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族人对我父亲的意见也很大。因为把祖先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把大的地方腾给他们，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在那时代，家族观念和神权意识非常浓郁的，敢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胆魄。
张家是李庄第一大族，张家祠是他们的宗族祠堂，也是李庄是最大的宗族祠堂。张氏家族把祠堂腾出来给了中央博物院。这里成了中央博物院的院部和文物库房，部分员工也住在这里。中央博物院终于结束了三年多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中央博物院才离开李庄回到南京。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迁移，历经艰险，辗转数千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中央博物院学者，后来担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谭旦囧，在院史里骄傲地写道：“本处以筹迁较早之故，计遗留于南京者只少数笨重石器及标本模型。举凡历年搜集之大河南北出土珍品，悉数西移。”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西迁过程是文化史上的奇迹，一方面是传承，包括西迁以后对文物进行文化的研究；第二是保护，在抗战期间近十年的时间，西迁文物没有一箱丢失，没有对文物造成大的损害，这是在保护文物方面也作出的巨大贡献；第三是发展，西迁的过程当中，从传承、保护、发展三个角度上来讲的确是一次文化史上的奇迹。
刚刚缓过一口气的学者们立即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并且开拓了许多新学科研究领域。中华民族文化不灭的薪火在李庄古镇熊熊燃烧起来。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二） 司南开篇
指南针在古代称为司南，我们现在对司南非常熟悉，然而在七十年前司南是什么样子却无人知晓。那么是谁研究复制出了司南呢？
1940年的李庄古镇风云际会，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个高等学术机构迁到李庄。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成了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为何能够名震中外，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呢？
中国一大批最杰出的学者汇聚李庄。那时的李庄学术氛围浓郁，学术思想极为活跃，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这里交汇碰撞，催生出新的学术思想，也促成了许多新学科的诞生。
抗战时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晚上基本上不能工作，当时只有董作宾先生有一盏煤油灯，是傅斯年先生专门从重庆给他弄到的，那个时候点煤油灯已经是非常奢华的。物质的贫困，磨灭不了思想的光辉。李济和傅斯年这两位大师，为了活跃思想，常常有意挑起学者之间的论争。李济在李庄的旧居，是学者们夏天晚上聚会乘凉的地方。夏夜的星空下，激烈的论争随时发生，论争的焦点也不断变化，学者们在论争中，思想交流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安稳度过的六年，是它学术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央博物院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成就斐然。研究古代科技史，复制古代科技作品，就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教育部拟定了抢救十个在沦陷区的人文学者名单，其中的一个人名叫王振铎。“七·七”事变发生前夕，王振铎去傅作义的部队里宣传鼓动抗日。1937年8月，他被中央博物院聘为助理设计员。北平沦陷后，战事激烈，他只好绕道厦门去到香港、 越南，再回到昆明，进入中央博物院。
王振铎有何能耐成为教育部千方百计抢救的十个人文学者之一呢？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指南车、记里鼓车、司南，还有宋代的水钟都是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灿烂的“明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震动人心的发明创造，王振铎用他的手把这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复制出来。
1940年王振铎随中央博物院到了李庄，张家祠的这间小屋就是他的办公室。作为最优秀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包括司南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科技作品，在他的手里神奇地复活了。曾经与王振铎一同共事的宋伯胤老人，第一次到王振铎的办公室去，就非常惊讶。
王振铎的办公室就像是一个机械制造车间。研究复制古代科技作品，不仅需要渊博的古文献 、史学 、古代科技史和考古学知识，而且还要精通木工、 车工、 刨工、 钳工 、要会机械制图。王振铎就是这样一个集学者和工匠于一身的奇才。
复制司南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古代的司南究竟是什么形状？王振铎在浩如瀚海的古代文献里，找寻一切有关司南记载的蛛丝马迹。
东汉王充《论衡》里写道“司南之杓 ，投之于地 ，其柢指南”这十二个字是古代对司南最详细的记载。王振铎认为：这十二个字里有三个关键词：杓”、“ 地”、“柢”。 司南是由“杓”和“地”组成。王振铎经过古文献研究和考古确认：“杓”是勺状的东西像喝汤用的调羹。那“柢”是什么呢？
古代人它的这个“柢”，实际上就是“把儿”的意思。依据是经过这个考据得出来的。
王振铎认为“投之于地”的“地”不是地面。这个“地”如果要是普通的地，那时候还没有水泥地，它不会那么光滑，如果投在土地上，地面的摩擦力那么大，“杓”投在上面不可能再转回来，所以就不是普通的“地”，肯定是一种叫做地盘的“地”。
“地”后来发展演变为罗盘。古人要做个“杓”很容易，但“杓”怎么才能指南呢？
王先生考虑到磁石是不是可以用制作玉器的办法来雕琢，好多人认为这个磁石是不可能雕琢的，因为雕琢出来，磁性是要失掉的。王先生亲手动手做，他用云南出产的磁石做了一个勺子并通过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它可以指南。
复制司南成功了，喜悦之际，王振铎却感到有一丝丝的遗憾：做完勺子以后，因为它的磁性太微弱，所以他用电授磁的办法，这种人工“电磁”的办法这在古代是没有的。
那时中国磁性最强的磁石在河北的磁山县，被日本人占领着，无法用最强的磁石来做。抗战胜利后，他马上用磁山的磁石来试验，结果完全一样。
这是中国科技馆里的记里鼓车。记里鼓车最迟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它是天子出行的仪仗车。车每行走一里，车上的小木人就敲鼓一次，是现代车辆上计程器的先驱。
指南车据传说西周时就已发明，车上立着的木人一只手臂平伸向前，只要开始行车的时候，木人的手臂是指南的，此后无论车子怎样改变方向，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指南车的原理不是利用磁性，而是车上装有一套差动齿轮装置。
记里鼓车和指南车是王振铎在李庄研究复制出来的。中央博物院为何要王振铎研究古代车制呢？
车子在中国古代发明中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反映了生活面，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车子，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服饰，都有规章制度，所以李济搞这个展览当然要把这一面反映出来。
古代中国社会等级森严，人们穿衣乘车，按照社会等级，都有一套完整的舆服制度。复制古车，远比司南复杂得多。王振铎动手研究复制古车的时候，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对外的国际通道只有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后方物资匮乏，物价猛涨，王振铎他们的薪水也改为用大米来支付，这样可避免物价上涨的损失。学者们每月拎着大米回家，心里才踏实。
王振铎的古代车制研究选择了从汉代的车制入手。他为何不从殷商车制的源头开始呢？
因为汉代的车制是承前启后，承前就是继承夏、商、周三代的车制，启后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车制，那么汉代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王振铎查阅了古代全部有关车制的文献，做了厚厚的几大箱记录卡片。为了精准的复制古车，他还在李庄为马匹拍照，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敦煌艺术临摹画展，中央博物院的李霖灿、庞熏勤在参观画展时，将壁画里的车都临摹了下来，带回李庄给王振铎做参考资料。
王振铎的汉代车研究复制出来后，在李庄举办了汉代十三种车制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除了汉代车制展览，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还举办了史前石器、铜器器、贵州苗族衣饰、丽江纳西族文化、中国古代建筑图像、古代铜镜等展览。李庄老人今天还对起当年的展览记忆犹新。
在张家祠办了个中国文物展览，关于历史人类和古铜器、秦朝以前的东西，都摆在那里。内容丰富得很，在那个时候有闲心点，就能看几天。
内容丰富的展览，让李庄百姓大开眼界，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
李庄热闹非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得就象赶场一样，当然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就更喜欢了。
洪恩德老人对纳西族文化展的非常好奇。当时就看到过纳西族展览，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汉人的文字，怎么还有这种文字呢？后来听讲解说摩西是少数民族，就象现在小孩学画图、画画，看到那个文字很有趣味。
但是，展览的讲解员，更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解说员不是一般人员，都是些研究员，慢慢给你讲解。你能够说英语，他也可以说英语。
展览开启了民众的心智，也融洽了中央博物院和李庄百姓的关系。主要就是晓得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情况、文物，另一个方面，开放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
在李庄期间，王振铎还潜心研究汉代的地动仪及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最高的科技水平。后来王振铎把它们都复制了出来。
王振铎整日关在小屋里忙碌，而他的同事谭旦冏则终年在野外奔波。
谭先生是学美术的，他当时在四川李庄就负责手工业调查，他有一本书就是关于盐业、皮革业、造纸业、陶瓷业，搜集的材料全部在里面。
传统手工业调查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项新学科。那时李庄的老百姓看到中央博物院收集土布、土砂罐等手工业品，非常不解地问：“你们怎么要这些土东西呢？”
中国的近代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对手工业进行的调查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经济的一个最重大的调查，手工业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或者是说发展的状况，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个生活状态有很多是能够体现思想文化遗产的，对手工业做的调查是最真实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包括创造思想文化史的侧面。
自古以来，中国的手工业就极为发达，民间能工巧匠。很多奇怪的是在浩瀚如烟海的古代文献里，记载古代科技和手工业工艺的文献寥若晨星，中国古代思想史里出现了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空白。
一天李济在张家祠的办公室里，难得开心的把大家召集拢来，微带得意地说道：“谭旦冏给我弄回来的是土布，我今天弄了点平价的洋布分给大家。”李济为了买到平价布，给重庆的友人先后写了十多封信，耗时近半年，可真不容易 。
这张照片是谭旦冏在调查夏布的手工艺时拍的。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在做什么呢？
那时四川百姓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土布做的，土布织造非常流行。这个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不是玩耍，而是在踩布。夏布，也叫麻布，它的制作工艺里最难的就是这道踩布。织好的毛坯布用大石块碾压，使它均匀变薄。如今，踩布的绝技除了四川珙县苗族乡的这位老人，恐怕已经没人会了。
这种当年被称为“撑花”的手工制品，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陪伴着谭旦冏翻山越岭，为他遮风挡雨。“撑花”就是桐油雨伞，伞面是桐油浸制过的纸，能遮阳防雨。富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古色古香。古老的“撑花”从现代人的生活里消失了，取代它的太阳伞充满了大街小巷。
这些水彩画画的是四川自贡，作者是谭旦冏，画的是啥呢？
四川自流井制盐就是土法制盐，谭旦冏绘画功夫在调查中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照片还是黑白的，有的东西需要真实的表现颜色，就只能靠水彩画。绘画还不受表现空间的限制，盐场规模太大，照片拍不完，绘画就可以把它们全部画下来。
自贡制盐的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凿井制盐，清朝时期达到高峰。抗战时期，沿海地区盐场被日军占领，自贡盐业承担了保障西南地区食盐的重任，产量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
这口盐井叫“燊海井”，是清朝时期开凿的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的井。利用人工动力打超千米的深井，说明那时的科技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谭旦冏对利用人工动力开凿超深盐井，进行了非常详尽地考察。他向李济汇报自贡的盐业调查时说：“此间工作，大都外表简陋，内部却枝节繁多，精粹亦多。欲以调查上得以相当的完备，将重要部分弄得较为彻底，则时间上之延长似不可免。”对自贡的盐业调查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谭旦冏的大儿子在自贡出生了，这天正好日本宣布投降。谭旦冏喜气洋洋地为儿子取名为“庆生”，意为庆祝中国新生。1946年，中央博物院离开李庄，手工业调查才宣告结束。谭旦冏去台湾后，整理出版了《中华民间工艺图说》一书，完整反映了手工业调查的成果。
李庄郊外的旋螺殿，颇有古建筑特色，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莫宗江，对它进行过详尽地考察 。
中央博物院的工作计划书里写道：“中国建筑在世界各系建筑中，为东方最卓著之独立系统。其全体布局与结构外观之基本原则，则自有史以来，迄于最近， 薪火相传 ，线索不紊，尤为人类文化中罕覩之现象。”
中国建筑学不单是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外在面貌上跟西方不同，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的延续。
但是气势恢宏， 独树一帜的中国古建筑艺术，在古代与手工业一样不被重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机构。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妄图引诱梁思成。不愿当汉奸的梁思成携家带小，趁着黑夜偷偷地逃出北平。到了昆明，营造学社虽然恢复了活动，可经济十分拮据。李济就委托营造学社做西南古建筑及附属艺术的调查，给他们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
营造学社到了李庄后，处境更为艰难。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长期卧床不起。为困顿所迫，梁思成经常靠当掉自己的心爱之物来维持生活。就在营造学社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央博物院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央博物院接纳了营造学社的人员，他们的工资全部由中央博物院支付。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另一项工作是制作古建筑模型，供展览使用。
照片上高耸的石建筑不是牌坊，它名叫汉阙。北方地区汉阙寥寥无几，而在四川却有二十几处汉代。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对汉阙和汉墓进行了详尽考察。汉阙汉墓与研究古代建筑有何关系？
汉阙是汉朝时期宫殿、寺庙、陵墓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遗存。汉代的木建筑早就湮灭在历史长河里，汉阙雕饰和汉墓里的仿木结构石刻，却经历住了岁月的磨难，为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最好的实物样品。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通过对汉阙和汉墓的研究，证实了汉代建筑的壮丽雄伟。
张衡写的《两京赋》，看似很夸张的巍峨高耸、百尺入云等等，这样的形容好像并不太过分，按照复原的汉阙的尺度，当时长安城汉阙的高度不低于希腊的巴台农神庙，西方人认为中国的这个木结构建筑简单，不能够做大体量，这个说法被不攻自破。
在李庄的几年，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重点从野外的建筑测绘，转型为对测绘资料的整理研究，这个转型也是战争形势所逼。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日军的炮火摧毁了中国很多宝贵的古建筑。河北易县的开元寺就毁于日军的炮火，寺庙被毁了，三尊大佛孤伶伶地立在废墟之上。辽代古建筑独乐寺 、宋代古建筑应县木塔 、唐朝古建筑佛光寺 ，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在战火硝烟里，它会不会也遭遇开元寺的命运呢？另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也逼迫着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尽快转型。抗战初期，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把多年来的考察测绘资料，存放在天津的麦加利银行。可没想到天津发大水，那批资料全被水淹了。这个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痛哭流涕，刘敦桢说道：“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被大水浸泡了的资料从天津带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他们根据资料里的测绘数据，把这些重要的建筑资料复原为应用图纸。这样，既使古建筑被日军毁了，抗战胜利后也能够依靠图纸重新修建。
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古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梁思成着手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史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动笔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他的学生莫宗江为他绘制插图。李庄古镇独具江南特色的民居，激发了刘敦桢研究的灵感，他转向进行古代民居的研究，开辟了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新领域。陈明达专注于汉代古建筑的研究，对建筑古典《营造法式》进行阐释。
建筑史料编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各有所长，各自取得了很突出的学术成果，通过这些研究他们才坚信，确实存在与西方迥异奇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1943年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终于脱稿了，这是一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由于抗战艰苦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只在李庄印了几十本。接着梁思成又用英文编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它的出版历尽磨难，一直过了六十年以后，才得以面世。而陈明达先生研究汉代建筑的大作《彭山崖墓考古报告之一：汉代古建筑》，现今还是手稿，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令人唏嘘不已。
7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三）吟诵“东巴”
指南针在古代称为司南，我们现在对司南非常熟悉，然而在七十年前司南是什么样子却无人知晓。那么是谁研究复制出了司南呢？
1940年的李庄古镇风云际会，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个高等学术机构迁到李庄。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成了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为何能够名震中外，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呢？
中国一大批最杰出的学者汇聚李庄。那时的李庄学术氛围浓郁，学术思想极为活跃，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这里交汇碰撞，催生出新的学术思想，也促成了许多新学科的诞生。
抗战时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晚上基本上不能工作，当时只有董作宾先生有一盏煤油灯，是傅斯年先生专门从重庆给他弄到的，那个时候点煤油灯已经是非常奢华的。物质的贫困，磨灭不了思想的光辉。李济和傅斯年这两位大师，为了活跃思想，常常有意挑起学者之间的论争。李济在李庄的旧居，是学者们夏天晚上聚会乘凉的地方。夏夜的星空下，激烈的论争随时发生，论争的焦点也不断变化，学者们在论争中，思想交流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安稳度过的六年，是它学术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央博物院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成就斐然。研究古代科技史，复制古代科技作品，就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教育部拟定了抢救十个在沦陷区的人文学者名单，其中的一个人名叫王振铎。“七·七”事变发生前夕，王振铎去傅作义的部队里宣传鼓动抗日。1937年8月，他被中央博物院聘为助理设计员。北平沦陷后，战事激烈，他只好绕道厦门去到香港、 越南，再回到昆明，进入中央博物院。
王振铎有何能耐成为教育部千方百计抢救的十个人文学者之一呢？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指南车、记里鼓车、司南，还有宋代的水钟都是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灿烂的“明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震动人心的发明创造，王振铎用他的手把这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复制出来。
1940年王振铎随中央博物院到了李庄，张家祠的这间小屋就是他的办公室。作为最优秀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包括司南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科技作品，在他的手里神奇地复活了。曾经与王振铎一同共事的宋伯胤老人，第一次到王振铎的办公室去，就非常惊讶。
王振铎的办公室就像是一个机械制造车间。研究复制古代科技作品，不仅需要渊博的古文献 、史学 、古代科技史和考古学知识，而且还要精通木工、 车工、 刨工、 钳工 、要会机械制图。王振铎就是这样一个集学者和工匠于一身的奇才。
复制司南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古代的司南究竟是什么形状？王振铎在浩如瀚海的古代文献里，找寻一切有关司南记载的蛛丝马迹。
东汉王充《论衡》里写道“司南之杓 ，投之于地 ，其柢指南”这十二个字是古代对司南最详细的记载。王振铎认为：这十二个字里有三个关键词：杓”、“ 地”、“柢”。 司南是由“杓”和“地”组成。王振铎经过古文献研究和考古确认：“杓”是勺状的东西像喝汤用的调羹。那“柢”是什么呢？
古代人它的这个“柢”，实际上就是“把儿”的意思。依据是经过这个考据得出来的。
王振铎认为“投之于地”的“地”不是地面。这个“地”如果要是普通的地，那时候还没有水泥地，它不会那么光滑，如果投在土地上，地面的摩擦力那么大，“杓”投在上面不可能再转回来，所以就不是普通的“地”，肯定是一种叫做地盘的“地”。
“地”后来发展演变为罗盘。古人要做个“杓”很容易，但“杓”怎么才能指南呢？
王先生考虑到磁石是不是可以用制作玉器的办法来雕琢，好多人认为这个磁石是不可能雕琢的，因为雕琢出来，磁性是要失掉的。王先生亲手动手做，他用云南出产的磁石做了一个勺子并通过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它可以指南。
复制司南成功了，喜悦之际，王振铎却感到有一丝丝的遗憾：做完勺子以后，因为它的磁性太微弱，所以他用电授磁的办法，这种人工“电磁”的办法这在古代是没有的。
那时中国磁性最强的磁石在河北的磁山县，被日本人占领着，无法用最强的磁石来做。抗战胜利后，他马上用磁山的磁石来试验，结果完全一样。
这是中国科技馆里的记里鼓车。记里鼓车最迟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它是天子出行的仪仗车。车每行走一里，车上的小木人就敲鼓一次，是现代车辆上计程器的先驱。
指南车据传说西周时就已发明，车上立着的木人一只手臂平伸向前，只要开始行车的时候，木人的手臂是指南的，此后无论车子怎样改变方向，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指南车的原理不是利用磁性，而是车上装有一套差动齿轮装置。
记里鼓车和指南车是王振铎在李庄研究复制出来的。中央博物院为何要王振铎研究古代车制呢？
车子在中国古代发明中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反映了生活面，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车子，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服饰，都有规章制度，所以李济搞这个展览当然要把这一面反映出来。
古代中国社会等级森严，人们穿衣乘车，按照社会等级，都有一套完整的舆服制度。复制古车，远比司南复杂得多。王振铎动手研究复制古车的时候，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对外的国际通道只有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后方物资匮乏，物价猛涨，王振铎他们的薪水也改为用大米来支付，这样可避免物价上涨的损失。学者们每月拎着大米回家，心里才踏实。
王振铎的古代车制研究选择了从汉代的车制入手。他为何不从殷商车制的源头开始呢？
因为汉代的车制是承前启后，承前就是继承夏、商、周三代的车制，启后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车制，那么汉代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王振铎查阅了古代全部有关车制的文献，做了厚厚的几大箱记录卡片。为了精准的复制古车，他还在李庄为马匹拍照，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敦煌艺术临摹画展，中央博物院的李霖灿、庞熏勤在参观画展时，将壁画里的车都临摹了下来，带回李庄给王振铎做参考资料。
王振铎的汉代车研究复制出来后，在李庄举办了汉代十三种车制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除了汉代车制展览，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还举办了史前石器、铜器器、贵州苗族衣饰、丽江纳西族文化、中国古代建筑图像、古代铜镜等展览。李庄老人今天还对起当年的展览记忆犹新。
在张家祠办了个中国文物展览，关于历史人类和古铜器、秦朝以前的东西，都摆在那里。内容丰富得很，在那个时候有闲心点，就能看几天。
内容丰富的展览，让李庄百姓大开眼界，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
李庄热闹非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得就象赶场一样，当然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就更喜欢了。
洪恩德老人对纳西族文化展的非常好奇。当时就看到过纳西族展览，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汉人的文字，怎么还有这种文字呢？后来听讲解说摩西是少数民族，就象现在小孩学画图、画画，看到那个文字很有趣味。
但是，展览的讲解员，更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解说员不是一般人员，都是些研究员，慢慢给你讲解。你能够说英语，他也可以说英语。
展览开启了民众的心智，也融洽了中央博物院和李庄百姓的关系。主要就是晓得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情况、文物，另一个方面，开放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
在李庄期间，王振铎还潜心研究汉代的地动仪及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最高的科技水平。后来王振铎把它们都复制了出来。
王振铎整日关在小屋里忙碌，而他的同事谭旦冏则终年在野外奔波。
谭先生是学美术的，他当时在四川李庄就负责手工业调查，他有一本书就是关于盐业、皮革业、造纸业、陶瓷业，搜集的材料全部在里面。
传统手工业调查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项新学科。那时李庄的老百姓看到中央博物院收集土布、土砂罐等手工业品，非常不解地问：“你们怎么要这些土东西呢？”
中国的近代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对手工业进行的调查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经济的一个最重大的调查，手工业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或者是说发展的状况，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个生活状态有很多是能够体现思想文化遗产的，对手工业做的调查是最真实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包括创造思想文化史的侧面。
自古以来，中国的手工业就极为发达，民间能工巧匠。很多奇怪的是在浩瀚如烟海的古代文献里，记载古代科技和手工业工艺的文献寥若晨星，中国古代思想史里出现了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空白。
一天李济在张家祠的办公室里，难得开心的把大家召集拢来，微带得意地说道：“谭旦冏给我弄回来的是土布，我今天弄了点平价的洋布分给大家。”李济为了买到平价布，给重庆的友人先后写了十多封信，耗时近半年，可真不容易 。
这张照片是谭旦冏在调查夏布的手工艺时拍的。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在做什么呢？
那时四川百姓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土布做的，土布织造非常流行。这个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不是玩耍，而是在踩布。夏布，也叫麻布，它的制作工艺里最难的就是这道踩布。织好的毛坯布用大石块碾压，使它均匀变薄。如今，踩布的绝技除了四川珙县苗族乡的这位老人，恐怕已经没人会了。
这种当年被称为“撑花”的手工制品，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陪伴着谭旦冏翻山越岭，为他遮风挡雨。“撑花”就是桐油雨伞，伞面是桐油浸制过的纸，能遮阳防雨。富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古色古香。古老的“撑花”从现代人的生活里消失了，取代它的太阳伞充满了大街小巷。
这些水彩画画的是四川自贡，作者是谭旦冏，画的是啥呢？
四川自流井制盐就是土法制盐，谭旦冏绘画功夫在调查中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照片还是黑白的，有的东西需要真实的表现颜色，就只能靠水彩画。绘画还不受表现空间的限制，盐场规模太大，照片拍不完，绘画就可以把它们全部画下来。
自贡制盐的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凿井制盐，清朝时期达到高峰。抗战时期，沿海地区盐场被日军占领，自贡盐业承担了保障西南地区食盐的重任，产量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
这口盐井叫“燊海井”，是清朝时期开凿的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的井。利用人工动力打超千米的深井，说明那时的科技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谭旦冏对利用人工动力开凿超深盐井，进行了非常详尽地考察。他向李济汇报自贡的盐业调查时说：“此间工作，大都外表简陋，内部却枝节繁多，精粹亦多。欲以调查上得以相当的完备，将重要部分弄得较为彻底，则时间上之延长似不可免。”对自贡的盐业调查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谭旦冏的大儿子在自贡出生了，这天正好日本宣布投降。谭旦冏喜气洋洋地为儿子取名为“庆生”，意为庆祝中国新生。1946年，中央博物院离开李庄，手工业调查才宣告结束。谭旦冏去台湾后，整理出版了《中华民间工艺图说》一书，完整反映了手工业调查的成果。
李庄郊外的旋螺殿，颇有古建筑特色，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莫宗江，对它进行过详尽地考察 。
中央博物院的工作计划书里写道：“中国建筑在世界各系建筑中，为东方最卓著之独立系统。其全体布局与结构外观之基本原则，则自有史以来，迄于最近， 薪火相传 ，线索不紊，尤为人类文化中罕覩之现象。”
中国建筑学不单是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外在面貌上跟西方不同，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的延续。
但是气势恢宏， 独树一帜的中国古建筑艺术，在古代与手工业一样不被重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机构。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妄图引诱梁思成。不愿当汉奸的梁思成携家带小，趁着黑夜偷偷地逃出北平。到了昆明，营造学社虽然恢复了活动，可经济十分拮据。李济就委托营造学社做西南古建筑及附属艺术的调查，给他们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
营造学社到了李庄后，处境更为艰难。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长期卧床不起。为困顿所迫，梁思成经常靠当掉自己的心爱之物来维持生活。就在营造学社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央博物院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央博物院接纳了营造学社的人员，他们的工资全部由中央博物院支付。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另一项工作是制作古建筑模型，供展览使用。
照片上高耸的石建筑不是牌坊，它名叫汉阙。北方地区汉阙寥寥无几，而在四川却有二十几处汉代。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对汉阙和汉墓进行了详尽考察。汉阙汉墓与研究古代建筑有何关系？
汉阙是汉朝时期宫殿、寺庙、陵墓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遗存。汉代的木建筑早就湮灭在历史长河里，汉阙雕饰和汉墓里的仿木结构石刻，却经历住了岁月的磨难，为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最好的实物样品。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通过对汉阙和汉墓的研究，证实了汉代建筑的壮丽雄伟。
张衡写的《两京赋》，看似很夸张的巍峨高耸、百尺入云等等，这样的形容好像并不太过分，按照复原的汉阙的尺度，当时长安城汉阙的高度不低于希腊的巴台农神庙，西方人认为中国的这个木结构建筑简单，不能够做大体量，这个说法被不攻自破。
在李庄的几年，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重点从野外的建筑测绘，转型为对测绘资料的整理研究，这个转型也是战争形势所逼。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日军的炮火摧毁了中国很多宝贵的古建筑。河北易县的开元寺就毁于日军的炮火，寺庙被毁了，三尊大佛孤伶伶地立在废墟之上。辽代古建筑独乐寺 、宋代古建筑应县木塔 、唐朝古建筑佛光寺 ，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在战火硝烟里，它会不会也遭遇开元寺的命运呢？另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也逼迫着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尽快转型。抗战初期，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把多年来的考察测绘资料，存放在天津的麦加利银行。可没想到天津发大水，那批资料全被水淹了。这个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痛哭流涕，刘敦桢说道：“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被大水浸泡了的资料从天津带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他们根据资料里的测绘数据，把这些重要的建筑资料复原为应用图纸。这样，既使古建筑被日军毁了，抗战胜利后也能够依靠图纸重新修建。
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古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梁思成着手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史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动笔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他的学生莫宗江为他绘制插图。李庄古镇独具江南特色的民居，激发了刘敦桢研究的灵感，他转向进行古代民居的研究，开辟了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新领域。陈明达专注于汉代古建筑的研究，对建筑古典《营造法式》进行阐释。
建筑史料编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各有所长，各自取得了很突出的学术成果，通过这些研究他们才坚信，确实存在与西方迥异奇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1943年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终于脱稿了，这是一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由于抗战艰苦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只在李庄印了几十本。接着梁思成又用英文编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它的出版历尽磨难，一直过了六十年以后，才得以面世。而陈明达先生研究汉代建筑的大作《彭山崖墓考古报告之一：汉代古建筑》，现今还是手稿，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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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四）彩陶新章
抗战爆发后，中央博物院迁到昆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此时李济筹化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西南考古计划，这个计划以昆明为中心展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李济为何要如此执着地规划和进行西南考古呢？
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揭开了殷商王朝神秘的面纱，轰动了世界。现代考古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光明之门。
随着现代考古的深入，一个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即中华远古文化里面有许多内容来自于中原以外的地区。李济据此断言：中华文明是一个由多元文化交融发展而成的文化系统。
要是新的考古资料能证明，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那将将极大激发和增强民众的自信心，也是庄严地向侵略者宣告：中华文明不可毁灭！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在李济眼里，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并存的环境，正是探寻中华文化多元化起源的最佳之地。
1938年底，李济的学生、考古学博士吴金鼎听从老师的召唤从英国归来，加入到文化抗战的行列。刚刚回国的吴金鼎就被李济委以重任，主持西南考古。吴金鼎能挑起这个重担吗？
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教书时的学生，曾随李济多次参加殷墟发掘。1928年，吴金鼎就在山东城子崖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展现出考古的天才能力。“龙山文化”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解决了中国史前文化断代的问题。李济高度评价龙山文化说：”我们替中国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希望由此渐渐地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后来吴金鼎出国留学，专攻考古，学识渊博，完全能够胜任李济的重托。
1939年初,吴金鼎在云南实地勘察后决定,考古重点放在大理的史前文化，这也符合李济探寻中华远古文化起源的初衷。
一张大理考古队人员的合影照片中，女人占了绝大多数。怎么会女人做刨坑挖地的事呢？
大理考古开创了中国女子考古先河。那时，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者曾昭燏、王介忱也在回到祖国，进入中央博物院。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她才华横溢，学识卓越，诗书双绝。大理白族的民族风俗是女子下田种地，考古挖掘是重活，当然由女人来承担。两位女学者带领着中国唯一的女子考古队，在大理风风火火的干了起来。
云南大理，风光秀丽。这里的史前人类有着独立的文化系统吗？
大理考古工作站设在苍山下上末村高级小学里。要发掘的马龙史前遗址就在小学背后的半山腰。翠绿葱茏的马龙峰下，埋藏着远古人类的什么样的秘密呢？
走到马龙峰半山腰，一层层的阶梯式平台展现在眼前。这些平台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马龙遗址史前人类的杰作。在马龙遗址典型的阶梯式平台下，用考古铲轻轻一铲，黑色的文化堆积层就露了出来。
里面还夹杂着陶片。这个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夹沙红陶。
马龙遗址的平台有十多层，它是史前人类居住的地方。有的平台是原始人的耕地。
1939年吴金鼎等考古学家在这个地点发掘了马龙峰遗址，马龙遗址的东城墙外这一片都是。沿着马龙峰往上走，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再往上走一道绿色高耸的城墙显露出来。
马龙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规模很大，城墙长达数百米。东西南北都有城门，已经具有原始城市的雏型。形溪水被引进了城里，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马龙发掘现场曾被日军疑为是军事目标，多次遭受轰炸。每当敌机轰炸，考古人员就躲进森林里。
1940年2月，曾昭燏在大理忙碌之际，接到妹妹的来信，告知母亲去世了。国难之际 ，无法奔丧。夜晚她抚摸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小领褂，寄托对母亲的哀思。
考古之余,曾昭燏抓紧时间撰写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的专著《博物馆》。1950年她担任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
马龙遗址发掘结束后，工作站又迁到了喜洲等地，接着发掘了佛顶甲、龙泉等六处遗址。
大理考古结束后，曾昭燏整理编写了《云南苍洱考古报告》。由于条件艰苦，报告里的插图是用木板刻印的。
大理发掘出的新石器时期的石刀，外形上与中原的石刀没有区别，但它的刃开在弓背上，中原是开在弓弦上。大理的石刀适合于切，中原的石刀则适合于割。这种黑色砂陶是大理独有的。大理考古符合李济当初的判断吗？
大理的发掘后来编写的考古报告当中提出来，它是一个新型的史前文化，所以那时曾昭燏把它定名为“沧洱文化”，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史前文化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互相连带的关系、甚至有些渊源关系。
吴金鼎、曾昭燏认为，大理“苍洱文化”可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提并论，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大理考古证实了李济判断的正确性。
然而，当中央博物院准备以大理考古为契机，更加深入考察中华远古文化时，日本发动了“南进”进攻云南的战争，打破了中央博物院的计划。1940底，中央博物院被迫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安稳下来后，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合作，成立了川康古迹考察团。继续进行西南考古计划。吴金鼎在四川的考古，先在李庄周边进行。他在李庄宋家嘴发掘了三十六座崖墓，在离李庄不远的南溪县发掘了二十座古墓，还在宜宾岷江边勘察了四座崖墓。中央博物院还对珙县僰人悬棺进行了考察。
悬棺上的取下来那是个女尸，还没有烂，干尸，里面殉葬的有竹器细竹丝编的这些。棺材都取下来了，就有她所用过的用具竹器，是个干尸，是个老太婆，头发发髻还在。
吴金鼎在初步发掘后判断，这些崖墓在四川的考古学上所占地位，极为重要。于是他选定了崖墓最多的彭山作为考古发掘区域。
四川境内汉代崖墓众多。这是宜宾岷江边悬崖上的汉墓，崖墓石雕非常精美，外观像是古代的民居。这个汉代崖墓里面有灶、柜 、床等生活设施。汉朝时期，四川的先民受远古“不封不树”葬礼仪式的影响，大多在山腰岩石上挖洞做墓地。可墓室怎么像是古代的民居呢？
当时有一种观念，就是人死以后，他到另外一个世界他的生活是和生前的生活一样的，尤其是在四川彭山崖墓上面，它把这个崖墓的形状建筑形式，完全是按照他生前居住的形式来修造的，而且里面的设施也是按照生前的一些设施来放置的，包括一些随葬器物很多也都是他生前的一些生活用品。
1941年6月，抗战时期规模最大，中国第一次多学科学者参加的彭山汉墓考古开始了。
对汉代墓葬的发掘应该说本身属于有突破性的，在此之前汉代的文化面貌了解得非常少，发掘发现有别于中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是对区域性的文化的探索，成为后来认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特色的一个先驱。
考古发掘刚开始，师从国际著名考古大师的夏鼐也从英国回来，加入了川康古迹考察团。
汉墓的发掘工作极为艰苦，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墓被水淹没，里面淤泥堆积，阴暗潮湿。
夏先生七月份到的彭山这段时间，正是夏天，是雨季，天气又热，水很多，只有把水抽完了以后才能工作。一共四个墓室，他们四位先生一人清一个墓室，A B C D，夏先生是清理器物比较多的D室，结果里面是因为泥巴很多，搞了一身都是泥水，他们又说咱们是挖泥娃娃的，结果咱们自己都弄成了泥娃娃了。
长期在阴暗潮湿的墓室里工作，吴金鼎患上了腿病，严重时疼得脚不能着地。抗战的艰苦年代，学者们长年累月在潮湿的墓地里工作，却连双胶鞋都穿不起。他们是穿着草鞋，踩在潮湿的淤泥里工作的。
一天，吴金鼎在给李济的信里报告：“今日新开本区第十五墓，忽然奇运来临，墓门面刻一凤，楣上刻双羊相向，中刻‘春宫’。一对男女并坐拥抱接吻。”
一幅石刻“春宫”图，怎么会让吴金鼎欣喜不已呢？
汉代的“春宫”石刻艺术品，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后人一直以为汉代儒学兴起，人们的私生活空间密闭，性爱等内容是忌讳。可是这幅石刻春宫图，却向我们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真实的另一面。
发掘550号墓时，古建筑学家陈明达也在场，他详细地描绘了墓门上的石刻。后来陈明达对石刻春宫图进行了考证研究，研究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在汉朝裸体图画是一种能避火灾的图腾。
彭山汉墓里，有大量的石柱和斗拱。陈明达对它们非常感兴趣，又是拍照，又是画图，忙得不亦乐乎。这些石柱，有何重要的考古价值呢？
大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帝国，其建筑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为特点，铸造了中国古建筑的辉煌。岁月沧桑，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木建筑早已化为灰烬，可彭山汉代崖墓的石刻、石柱，却保留了汉代古建筑的原貌，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资料。
在西方建筑里，一般都是从希腊柱子三个柱饰多力克、澳力亚和克力丝三个柱饰来分别的象征男人体，成熟的女人和少女健壮、优美和纤细，这个八角擎天柱大致相当于那时的多力克柱饰，所表达出的是那种雄浑健壮的艺术韵味。
通过对彭山汉墓的研究，陈明达对中国的古建筑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得出结论：在汉朝，中国的建筑形式就已经基本成型。
这个在彭山汉墓里出土的汉代一佛二弟子摇钱树插座，是研究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史料。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佛教是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因此这个汉代的墓葬如果出现佛像的话，对于南传佛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这个佛像插座证明了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现在还有学者据此认为，佛教是从四川传到中原去的。
彭山考古成就辉煌。中央博物院在总结彭山考古时说：“崖墓与所含明器，皆汉代文明之代表。凡关于当时之建筑、丧葬、人物风俗、神话迷信、衣服用具、工业、兵器钱币种种问题之资料，无不应有尽有。”
彭山考古结束后，傅斯年和李济又在李庄筹划将科学考察延伸到大西北，他们商量合组了西北史地考查团。中央博物院聘请北大教授向达担任西北史地考查团历史组组长，组员有石璋如、劳干。历史组负责西北的考古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察研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开展敦煌学研究。
向达是中国最早、最杰出的敦煌学研究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在英国、法国研究流失国外的敦煌经卷。石璋如、劳干先期到达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详尽的测绘和编号，同时进行考古调查。
1942年9月，向达启程赴西北，他说自己是“匹马孤征， 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经过二十天的艰辛旅途，向达抵达莫高窟。心怀虔诚的向达在给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的信里，这样描述他见到敦煌艺术时的震撼：“六朝诸窟，朴素庄严 ：李唐诸窟 ，雍容华丽 ；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 ，仪态万方 ，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向达对壁画、塑像保留情形、供养人题识等，做了详细的编号记录，并进行研究。
向达到达敦煌时，画家张大千已经在这里临摹敦煌壁画很久了，张大千为敦煌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不久，两位同样倾心于敦煌的人却发生了矛盾。
他们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带回来很多当时揭的掉到地上的壁画片子，现在这个片子全部都保存在南京博物院，有的很大，有的很小，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张大千他们把后代晚期的壁画揭下来，把唐代的壁画面部现出来，敦煌有些馆就是唐代壁画上面铺一层泥巴再画元代、画宋代。
作为考古和历史学者的向达不赞同画家张大千的做法，两人产生矛盾在所难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敦煌，凋零残弊，狂暴的风沙肆虐着敦煌壁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敦煌管理混乱，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面对混乱，向达忧心忡忡，他奋笔疾书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1942年底，重庆《大公报》以“方回”的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
向达在这个信里面提议，敦煌应该由国家来管理，不要叫和尚来管理，也不要叫当时西北有很多军人来管理，应该找内行、由国家管理。
在向达的奔走呼吁下，敦煌终于收归国家管理，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甘肃的冬天狂风呼啸，寒冷异常向达只有一件在兰州借的老羊皮大衣，难以抵御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工作、生活经费也不能按时到达，困窘异常 。“鸣沙似雪，边月如霜，岁末大寒 ，弥增凄楚，今竟获此，以送残年。”在莫高窟里，向达用这样的文字送走了1942年。
此时在李庄的李济，也是身心交瘁，苦不堪言。年初，他17岁的大女儿凤徵在得了伤寒，因没有药品治疗而病逝了。在一年半前，李济14岁的小女儿鹤徵在昆明患病，也是因为缺医少药而病逝的。失去了一“鹤”一“凤”，李济遭遇巨大打击，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他强忍悲痛，努力工作。可重庆的一封来信让李济心境更加苍凉。信里写道：“西北科学考察团之经费预算，已两次呈请政府核准，均奉批示‘缓办’。”李济仰望西北，惆怅叹息，觉得愧对向达。
向达在滴水成冰的寒冬里，也没有闲着。他每天都忙碌地抄写和研究从民间收集到的经卷，还不停地给李济写信，提议和催促夏鼐尽快到西北来考古。向达在研究上遇到了啥难题呢？
严冬终于熬过去了，戈壁的春风还带有丝丝凉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是古代时的边关重地，可它究竟在哪里呢？向达在研究时发现，敦煌经卷对玉门关位置的记载矛盾而含混不清。仰望小方盘城，向达沉思：敦煌学研究单靠文献经卷，难有新突破。夏鼐应该尽快到西北考古，新的考古学材料才能拓展敦煌学研究的空间。
1944年2月，夏鼐抵达敦煌。西北考古充分展现了夏鼐横溢的才华，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新中国考古界的领军地位。
夏鼐把考古工作站设在敦煌佛爷庙。佛爷庙外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土堆，这些土堆人工痕迹很重，会不会是古墓呢？夏鼐和向达查阅史料后，开始发掘这些土堆。
夏鼐在小方盘城里面进行的考古发掘，更是轰动一时。在小方盘城发掘出土的汉简，里面就有一片简上提到玉门都尉，因为这些汉简都是屯戍边关的一些戍边官兵收到一些信件，在这个遗址的简上面有玉门都尉就足以证明以前争论不休的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考古学上找到了确实的证据，这个当时对历史学界来讲那是很轰动一时的。
夏鼐破解了向达心里的疑惑，破译了古代玉门关在哪里的千年难题。小方盘城就是古代的玉门关。
随后夏鼐又进行了甘肃齐家文化墓的考古发掘。齐家文化考古，是夏鼐西北考古最为辉煌的篇章。
1916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1923年，他又在甘肃发现了齐家文化，出土的是素面土陶。安特生根据西方文化现象，轻率地得出结论：齐家文化要早于仰韶文化。这个结论说明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错误的序列，说彩陶出现的年代就很晚，距今三千年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话我们彩陶出现的年代就比西亚伊朗那边年代晚不少，西亚大约在六千年左右就有彩陶了，得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彩陶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这个学说几乎影响了我们中国二三十年一代学术界一直到四十年代初
中国的彩陶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吗？夏鼐在甘肃安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揭开了这个谜底。这张照片是夏鼐当年发掘的齐家文化古墓，他在这个墓的回填土里，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两块彩陶片。
这就说明甘肃的彩陶应该早于单色的齐家文化里那种陶器，等于把安特生的次序颠倒过来了，所以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中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夏鼐从考古地层学上证实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也证实了中国产生彩陶的年代要早于西方。
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工作，建立了西北地区的文化序列，而且纠正了原来错误的认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者的能力和水平。
夏鼐发现的两块彩陶片，改写了中国西北史前文化的序列。而1945年8月15日，却改写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这天，日本正式宣布战败投降。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这里举行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午八点五十五分，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等七名侵略者剃着光头，神情沮丧地走进投降仪式会场。九点零七分，冈村宁次发抖的手在投降书上签字，并盖上自己的印章，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投降书呈交何应钦。
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在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上，中方的桌子和椅子都要比日方的高大和宽敞。当年日本人在投降仪式上使用的桌椅，现在收藏在南京博物院。历史就是这样的富有戏剧性，当年妄图毁灭中国文化，掠夺中国文物的侵略者，他们战败投降的见证物品，现在却成为了南京博物院的文物藏品。
今天南京博物院的院藏文物非常丰富，有四十四万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数量众多。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就有三十多万件，精品文物为数不少，其中两百多个青铜鼎最为引人注目。殷商时期的司母戊鼎是中国最大的青铜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铭文最多，有497字，极具史料价值。鼎在中国文化里是国之重器，政权统治的象征，江山社稷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
“七·七”事变爆发，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开始了武力问鼎中原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不久，北平就沦陷了。占领了北平的日军继续南下进攻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如果上海失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失去了最后一道战略防线，南京岌岌可危。
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二天，即8月14日，中央博物院首批文物从南京中山码头启航开始西迁。战事危急，中央博物院怎么能这么快就开始了几十万件文物的大迁移呢?
原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就预感到了战争临近的威胁。他未雨绸缪，早早的就安排布置了文物的装箱工作，提前做好了文物迁移的准备。
首批文物从中山码头运走的第二天，即8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南京，形势越发险恶，中央博物院的在建工程被迫停工了。在越来越密集的轰炸声里，文物迁移抢时间进行。
今天我们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库房里，还可以看到七十多年前文物西迁时的木箱。岁月沧桑，木箱上的封条已破碎，但封条上的字迹和印章却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木箱见证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文物大迁移历史。
这个木箱封条上写的是北平古物陈列所，贴着这样封条的木箱为数还很多。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怎么会到了中央博物院呢？
1933年4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5450箱文物划归中央博物院。当时北平古物陈列所归属于内政部管理。这批文物是清朝内府的珍藏品，包括了清朝及以前各朝代收藏的精品，分别存放在沈阳的奉天行宫和承德的热河行宫。
这两个行宫的东西在清王朝结束、进入民国初期，就把它转移到故宫博物院来。在故宫博物院的前三朝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东面的文华殿、西面的武英殿，一共五大殿建立一个古物陈列所，就把奉天和热河行宫的东西不少于二十万件集中到这里。我们今天来看它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最高级别国宝。
1936年7月，中央博物院合并了北平历史博物馆，又增添了21万件文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它收藏的文物也交给了中央博物院。这些文物包括了殷墟出土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中央博物院还花重金收购了许多国宝级的文物。如此数量众多、档次极高的文物收藏，奠定了中央博物院在中国文物界和史学界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在运输工具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何一定要确保文物优先迁移呢？那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也异乎寻常的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想把中国吞并和毁灭，首先就必须要把中国的文化包括最珍贵的文物在内的文化首先毁灭。
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为了彻底征服中国，彻底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日本侵略者在使用武力的同时，还制定实施了对中国的“精神征服之战略”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征服战略”，中华民族的文化抗战也勃勃。展开保护好祖先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物，就是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根。文物保护成了中国文化抗战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规模空前的文物大迁徙是在战事紧张之际进行的，文物究竟要迁到哪里？不知道？文物西迁的线路怎么样才安全？不知道？文物的前途未卜，吉凶难料。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迁移分北路 中路 南路三条线路同时进行。当初为什么分三条路线进行呢？
一是为了文物的安全，另一个是运输工具的不足，不是在开始就有个很详细的计划，完全按照计划去实行，因为抗战时期情况千变万化，特别是日本人的轰炸和追踪。
文物西迁的三条具体路线和到达的地点，是国民政府高层根据战争情况临时决定的。在中国军队没有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三条路线之间的人员毫无联系，彼此都不知道行踪。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文物的安全。分三路西迁，即便是其中的一路遭遇不测，另外两路还可安全。这样就避免文物遭遇不测时全军覆没。
中央博物院的学者们立下了“文物在人在 、文物亡人亡”的铮铮誓言，不惜以生命保护文物。
黄金艺术品是中央博物院重要的藏品。这尊宗喀巴金像印证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良好的关系。
金塔是清朝光绪皇帝用来装头发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是不能随意毁坏的。皇帝贵为“天子”，头发当然更为珍贵，连梳头掉下来的头发也不能随意舍弃。
这些黄金艺术品和几千箱文物从南路迁移，在离开南京中山码头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它们的迁移时间竟然长达十，年先后五次转移存放地点，真是命运多舛。躺在箱子里的金佛像本是平安吉祥的化身，可那时候它们是自身都难保了。南路文物先到汉口，然后转运长沙，存放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中央博物院也迁到了长沙。
长沙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守住了长沙就保住了中国稳固的战略大后方。国民政府下了死守长沙的决心。1938年初日军为撕开中国军队的防线，在这里与中国军队展开战略大会战，敌我双方集中了五十多万兵力。恶战难免，长沙告急。
这一年长沙的冬天格外寒冷，李济一手带大的考古十兄弟在长沙要分手了。李济的心境分外苍凉，考古十兄弟是当时中国考古界的脊梁。长沙公路旁的一个名叫清溪阁的小饭馆里，李济为弟子举行了简单的饯别仪式，这些男子汉面对恩师， 脸色严峻，手举酒杯屹立于桌前，他们连喊了十一句口号，连喝了十一杯酒。他们喊道：“中央研究院万岁！” “李（济）先生健康！” “十大金刚健康！”考古十兄弟有四人留下来继续跟随李济，走的六人中，有四人奔赴了延安，两人到了大后方。
人散了，文物往那里走呢？无奈之下文物只好迁往战火还没有烧到的贵阳。这批文物离开长沙不到一个星期，湖南大学就遭受了日本飞机的饱和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今天湖南大学图书馆的旧址上，还遗留有日军飞机轰炸后仅存的三根残柱。不幸之中的万幸，南路文物逃过了一劫。
1938年农历除夕夜这天，南路文物到了贵阳，存放在六广门的毛公馆内。贵阳地处西南腹地，似乎远离战火硝烟。谁料到1939年1月，日军进攻贵阳，妄图从背后给中国军队凶狠的一刀。南路文物又离开贵阳，躲到安顺郊外大山深处的华严洞内。1944年底日军发起湘桂战役，战火再次烧到贵州。这时除了四川，再也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了。南路文物最后转运到四川巴县，存放在飞仙岩，一直到抗战胜利。
这些书籍是专供皇帝御览的，精美的装帧体现了皇家的气派。这套钦定书籍全国只有七套，是清朝时期的百科全书。2002年8月，南京博物院开启了西迁时装着清朝皇家殿本书籍的一千多个木箱。这批书籍西迁的时候颠沛流离到了四川的峨眉山下。
包括皇家殿本书籍在内的7286箱文物走北路迁移，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李济派自己的弟子尹焕章负责押运。走北路的这批文物经历最为惊险。文物从南京浦口火车站出发的时候，徐州会战即将打响，日军开始对徐州一带铁路进行轰炸，装载文物的火车冒险狂奔到了郑州。没想到在郑州，这批文物却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后来担任了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尹焕章，曾对女儿讲述了这次危险的经历。
尹焕章的女儿回忆道：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过，当时他们的火车到达郑州时，他们跳下来办理有关手续，这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日军的轰炸机群对火车站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这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看见车厢里的一些箱子上贴有中央博物院的封条，另外还有内政部的字条，他们就断定是很珍贵的东西。于是这些工作人员冒死把火车调度到车站比较安全的地带，当空袭结束以后，他们看见车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雨蓬以及他们这些职工的几间休息室，别的全部炸成一片废墟，当时他们心里面暗暗地说，这批文物得以保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被敌机轰炸吓坏了的尹焕章赶忙押着文物离开郑州，往宝鸡、西安转移，可这两个地方竟然找不到存放文物的安全地点。严冬来临，战事越发紧张，在经历了郑州大轰炸的惊吓后，为确保文物安全，运输文物的汽车不得不冒着严寒，在冰雪泥泞里翻越难于上青天的秦岭蜀道。进入四川后，北路文物最后运抵峨眉山下，存放在大山深处的大佛寺里。为了保护好文物，尹焕章他们专门绘制了峨眉山的地形图。当年存放文物的大佛寺已不存在了，原址只剩下几棵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当年文物迁移的历史。
有一件清宫的瓷器它叫转心瓶，是清朝中期乾隆皇帝所使用的。这个霁蓝釉粉彩旋转瓷瓶，是乾隆年间景德镇为清宫专门烧造的大内瓷器，是清代粉彩在鼎盛时期的代表作。蓝色釉面光洁平滑，瓶体描金，繁缛奢华，灿烂夺目。瓷瓶腹部做成镂空云雾花纹，透过镂空花纹，可看到瓶内能转动的圆柱形瓷内胆上的绘画。一动一静，结构奇妙，巧夺天工。瓷器是中央博物院主要的藏品，精美的瓷器对包装和运输要求非常严格，稍不留意，极易损坏。这些瓷器西迁时走中路，装运文物的轮船也是先到汉口，在汉口停留了四十多天，不知道下一步该往那里走。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汉口危急，文物运抵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存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的临时仓库里。后来临时仓库房顶垮塌，压坏了几个木箱，为确保安全，文物分别转移到川康银行、安达生洋行、和吉时洋行。
中央博物院迁到重庆后，李济原想挖防空洞做仓库来存放文物。可第二年夏天，李济却慌着寻找地势偏僻，能存放大批文物，还要交通方便的安全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李济如此地心急火燎呢？原来李济得知，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书籍，在重庆大轰炸里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
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很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经宜宾到乐山，存放在乐山市的安谷乡。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主要是通过这条河流在这里靠岸然后通过人力转运到朱罗祠，文物在朱罗祠一直存放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
1937年12月10日晚上，一个漆黑的雨夜，中央博物院最后一艘满载文物的轮船匆匆离开南京。三天后侵略者的铁蹄从中山门踏进了南京。毫无人性的侵略者在南京烧杀奸淫，杀害了三十万中国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失陷后，日军派出了330多名专家、360多名士兵，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文物。仅在南京，日军掠夺的文物就可装满310辆大卡车。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浑天仪，见证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屈辱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德军把它抢走。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从德国人手里把它收了回来。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它给毁坏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浑天仪，是南京博物院九年前才修复的。
在重庆大轰炸后，中央博物院及随行文物迁到昆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1940年6月，日军发动“南进”进攻云南的战争计划，妄图对中国形成夹击。昆明危急，各个机构和人员又纷纷转移，可是李济却迟迟得不到转移的指令，他心急如焚，不停地写信向上司询问和催促：“此次巡查之目的，既为备再行疏散之参考。诚如尊示所言，时期不容迁延。但理事会之决议既未明白指出，先生前函也未道及，故不能不一询究竟”。
和李济一样着急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许多单位。其实，李济的上司也很着急，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接纳了很多的机关和人员，很多地方已经人满为患，难以再接收新的难民。
四川长江边上的李庄古镇，这个不到三千人口的小镇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包括中央博物院在内的十多个中国高等科研机构和近万名文人学子。1940年底，中央博物院及随行文物抵达李庄。
如此众多的机构和人员来到李庄，单是住房，就是一个大问题。李庄居民热情地腾出自己的房屋，让这些颠沛流离多年的学者们安住了下来。可是民居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李庄有九宫十八庙，香火旺盛，李庄百姓就把供奉自己祖先和菩萨的祠庙给腾出来给这些人员使用。
祠堂都是供奉我们祖先的灵位，我父亲第一个就把祠堂捐了出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族人对我父亲的意见也很大。因为把祖先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把大的地方腾给他们，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在那时代，家族观念和神权意识非常浓郁的，敢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胆魄。
张家是李庄第一大族，张家祠是他们的宗族祠堂，也是李庄是最大的宗族祠堂。张氏家族把祠堂腾出来给了中央博物院。这里成了中央博物院的院部和文物库房，部分员工也住在这里。中央博物院终于结束了三年多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中央博物院才离开李庄回到南京。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迁移，历经艰险，辗转数千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中央博物院学者，后来担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谭旦囧，在院史里骄傲地写道：“本处以筹迁较早之故，计遗留于南京者只少数笨重石器及标本模型。举凡历年搜集之大河南北出土珍品，悉数西移。”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西迁过程是文化史上的奇迹，一方面是传承，包括西迁以后对文物进行文化的研究；第二是保护，在抗战期间近十年的时间，西迁文物没有一箱丢失，没有对文物造成大的损害，这是在保护文物方面也作出的巨大贡献；第三是发展，西迁的过程当中，从传承、保护、发展三个角度上来讲的确是一次文化史上的奇迹。
刚刚缓过一口气的学者们立即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并且开拓了许多新学科研究领域。中华民族文化不灭的薪火在李庄古镇熊熊燃烧起来。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二） 司南开篇
指南针在古代称为司南，我们现在对司南非常熟悉，然而在七十年前司南是什么样子却无人知晓。那么是谁研究复制出了司南呢？
1940年的李庄古镇风云际会，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个高等学术机构迁到李庄。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成了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为何能够名震中外，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呢？
中国一大批最杰出的学者汇聚李庄。那时的李庄学术氛围浓郁，学术思想极为活跃，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这里交汇碰撞，催生出新的学术思想，也促成了许多新学科的诞生。
抗战时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晚上基本上不能工作，当时只有董作宾先生有一盏煤油灯，是傅斯年先生专门从重庆给他弄到的，那个时候点煤油灯已经是非常奢华的。物质的贫困，磨灭不了思想的光辉。李济和傅斯年这两位大师，为了活跃思想，常常有意挑起学者之间的论争。李济在李庄的旧居，是学者们夏天晚上聚会乘凉的地方。夏夜的星空下，激烈的论争随时发生，论争的焦点也不断变化，学者们在论争中，思想交流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安稳度过的六年，是它学术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央博物院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成就斐然。研究古代科技史，复制古代科技作品，就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教育部拟定了抢救十个在沦陷区的人文学者名单，其中的一个人名叫王振铎。“七·七”事变发生前夕，王振铎去傅作义的部队里宣传鼓动抗日。1937年8月，他被中央博物院聘为助理设计员。北平沦陷后，战事激烈，他只好绕道厦门去到香港、 越南，再回到昆明，进入中央博物院。
王振铎有何能耐成为教育部千方百计抢救的十个人文学者之一呢？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指南车、记里鼓车、司南，还有宋代的水钟都是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灿烂的“明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震动人心的发明创造，王振铎用他的手把这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复制出来。
1940年王振铎随中央博物院到了李庄，张家祠的这间小屋就是他的办公室。作为最优秀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包括司南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科技作品，在他的手里神奇地复活了。曾经与王振铎一同共事的宋伯胤老人，第一次到王振铎的办公室去，就非常惊讶。
王振铎的办公室就像是一个机械制造车间。研究复制古代科技作品，不仅需要渊博的古文献 、史学 、古代科技史和考古学知识，而且还要精通木工、 车工、 刨工、 钳工 、要会机械制图。王振铎就是这样一个集学者和工匠于一身的奇才。
复制司南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古代的司南究竟是什么形状？王振铎在浩如瀚海的古代文献里，找寻一切有关司南记载的蛛丝马迹。
东汉王充《论衡》里写道“司南之杓 ，投之于地 ，其柢指南”这十二个字是古代对司南最详细的记载。王振铎认为：这十二个字里有三个关键词：杓”、“ 地”、“柢”。 司南是由“杓”和“地”组成。王振铎经过古文献研究和考古确认：“杓”是勺状的东西像喝汤用的调羹。那“柢”是什么呢？
古代人它的这个“柢”，实际上就是“把儿”的意思。依据是经过这个考据得出来的。
王振铎认为“投之于地”的“地”不是地面。这个“地”如果要是普通的地，那时候还没有水泥地，它不会那么光滑，如果投在土地上，地面的摩擦力那么大，“杓”投在上面不可能再转回来，所以就不是普通的“地”，肯定是一种叫做地盘的“地”。
“地”后来发展演变为罗盘。古人要做个“杓”很容易，但“杓”怎么才能指南呢？
王先生考虑到磁石是不是可以用制作玉器的办法来雕琢，好多人认为这个磁石是不可能雕琢的，因为雕琢出来，磁性是要失掉的。王先生亲手动手做，他用云南出产的磁石做了一个勺子并通过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它可以指南。
复制司南成功了，喜悦之际，王振铎却感到有一丝丝的遗憾：做完勺子以后，因为它的磁性太微弱，所以他用电授磁的办法，这种人工“电磁”的办法这在古代是没有的。
那时中国磁性最强的磁石在河北的磁山县，被日本人占领着，无法用最强的磁石来做。抗战胜利后，他马上用磁山的磁石来试验，结果完全一样。
这是中国科技馆里的记里鼓车。记里鼓车最迟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它是天子出行的仪仗车。车每行走一里，车上的小木人就敲鼓一次，是现代车辆上计程器的先驱。
指南车据传说西周时就已发明，车上立着的木人一只手臂平伸向前，只要开始行车的时候，木人的手臂是指南的，此后无论车子怎样改变方向，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指南车的原理不是利用磁性，而是车上装有一套差动齿轮装置。
记里鼓车和指南车是王振铎在李庄研究复制出来的。中央博物院为何要王振铎研究古代车制呢？
车子在中国古代发明中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反映了生活面，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车子，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服饰，都有规章制度，所以李济搞这个展览当然要把这一面反映出来。
古代中国社会等级森严，人们穿衣乘车，按照社会等级，都有一套完整的舆服制度。复制古车，远比司南复杂得多。王振铎动手研究复制古车的时候，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对外的国际通道只有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后方物资匮乏，物价猛涨，王振铎他们的薪水也改为用大米来支付，这样可避免物价上涨的损失。学者们每月拎着大米回家，心里才踏实。
王振铎的古代车制研究选择了从汉代的车制入手。他为何不从殷商车制的源头开始呢？
因为汉代的车制是承前启后，承前就是继承夏、商、周三代的车制，启后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车制，那么汉代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王振铎查阅了古代全部有关车制的文献，做了厚厚的几大箱记录卡片。为了精准的复制古车，他还在李庄为马匹拍照，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敦煌艺术临摹画展，中央博物院的李霖灿、庞熏勤在参观画展时，将壁画里的车都临摹了下来，带回李庄给王振铎做参考资料。
王振铎的汉代车研究复制出来后，在李庄举办了汉代十三种车制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除了汉代车制展览，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还举办了史前石器、铜器器、贵州苗族衣饰、丽江纳西族文化、中国古代建筑图像、古代铜镜等展览。李庄老人今天还对起当年的展览记忆犹新。
在张家祠办了个中国文物展览，关于历史人类和古铜器、秦朝以前的东西，都摆在那里。内容丰富得很，在那个时候有闲心点，就能看几天。
内容丰富的展览，让李庄百姓大开眼界，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
李庄热闹非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得就象赶场一样，当然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就更喜欢了。
洪恩德老人对纳西族文化展的非常好奇。当时就看到过纳西族展览，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汉人的文字，怎么还有这种文字呢？后来听讲解说摩西是少数民族，就象现在小孩学画图、画画，看到那个文字很有趣味。
但是，展览的讲解员，更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解说员不是一般人员，都是些研究员，慢慢给你讲解。你能够说英语，他也可以说英语。
展览开启了民众的心智，也融洽了中央博物院和李庄百姓的关系。主要就是晓得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情况、文物，另一个方面，开放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
在李庄期间，王振铎还潜心研究汉代的地动仪及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最高的科技水平。后来王振铎把它们都复制了出来。
王振铎整日关在小屋里忙碌，而他的同事谭旦冏则终年在野外奔波。
谭先生是学美术的，他当时在四川李庄就负责手工业调查，他有一本书就是关于盐业、皮革业、造纸业、陶瓷业，搜集的材料全部在里面。
传统手工业调查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项新学科。那时李庄的老百姓看到中央博物院收集土布、土砂罐等手工业品，非常不解地问：“你们怎么要这些土东西呢？”
中国的近代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对手工业进行的调查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经济的一个最重大的调查，手工业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或者是说发展的状况，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个生活状态有很多是能够体现思想文化遗产的，对手工业做的调查是最真实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包括创造思想文化史的侧面。
自古以来，中国的手工业就极为发达，民间能工巧匠。很多奇怪的是在浩瀚如烟海的古代文献里，记载古代科技和手工业工艺的文献寥若晨星，中国古代思想史里出现了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空白。
一天李济在张家祠的办公室里，难得开心的把大家召集拢来，微带得意地说道：“谭旦冏给我弄回来的是土布，我今天弄了点平价的洋布分给大家。”李济为了买到平价布，给重庆的友人先后写了十多封信，耗时近半年，可真不容易 。
这张照片是谭旦冏在调查夏布的手工艺时拍的。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在做什么呢？
那时四川百姓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土布做的，土布织造非常流行。这个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不是玩耍，而是在踩布。夏布，也叫麻布，它的制作工艺里最难的就是这道踩布。织好的毛坯布用大石块碾压，使它均匀变薄。如今，踩布的绝技除了四川珙县苗族乡的这位老人，恐怕已经没人会了。
这种当年被称为“撑花”的手工制品，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陪伴着谭旦冏翻山越岭，为他遮风挡雨。“撑花”就是桐油雨伞，伞面是桐油浸制过的纸，能遮阳防雨。富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古色古香。古老的“撑花”从现代人的生活里消失了，取代它的太阳伞充满了大街小巷。
这些水彩画画的是四川自贡，作者是谭旦冏，画的是啥呢？
四川自流井制盐就是土法制盐，谭旦冏绘画功夫在调查中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照片还是黑白的，有的东西需要真实的表现颜色，就只能靠水彩画。绘画还不受表现空间的限制，盐场规模太大，照片拍不完，绘画就可以把它们全部画下来。
自贡制盐的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凿井制盐，清朝时期达到高峰。抗战时期，沿海地区盐场被日军占领，自贡盐业承担了保障西南地区食盐的重任，产量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
这口盐井叫“燊海井”，是清朝时期开凿的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的井。利用人工动力打超千米的深井，说明那时的科技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谭旦冏对利用人工动力开凿超深盐井，进行了非常详尽地考察。他向李济汇报自贡的盐业调查时说：“此间工作，大都外表简陋，内部却枝节繁多，精粹亦多。欲以调查上得以相当的完备，将重要部分弄得较为彻底，则时间上之延长似不可免。”对自贡的盐业调查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谭旦冏的大儿子在自贡出生了，这天正好日本宣布投降。谭旦冏喜气洋洋地为儿子取名为“庆生”，意为庆祝中国新生。1946年，中央博物院离开李庄，手工业调查才宣告结束。谭旦冏去台湾后，整理出版了《中华民间工艺图说》一书，完整反映了手工业调查的成果。
李庄郊外的旋螺殿，颇有古建筑特色，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莫宗江，对它进行过详尽地考察 。
中央博物院的工作计划书里写道：“中国建筑在世界各系建筑中，为东方最卓著之独立系统。其全体布局与结构外观之基本原则，则自有史以来，迄于最近， 薪火相传 ，线索不紊，尤为人类文化中罕覩之现象。”
中国建筑学不单是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外在面貌上跟西方不同，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的延续。
但是气势恢宏， 独树一帜的中国古建筑艺术，在古代与手工业一样不被重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机构。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妄图引诱梁思成。不愿当汉奸的梁思成携家带小，趁着黑夜偷偷地逃出北平。到了昆明，营造学社虽然恢复了活动，可经济十分拮据。李济就委托营造学社做西南古建筑及附属艺术的调查，给他们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
营造学社到了李庄后，处境更为艰难。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长期卧床不起。为困顿所迫，梁思成经常靠当掉自己的心爱之物来维持生活。就在营造学社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央博物院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央博物院接纳了营造学社的人员，他们的工资全部由中央博物院支付。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另一项工作是制作古建筑模型，供展览使用。
照片上高耸的石建筑不是牌坊，它名叫汉阙。北方地区汉阙寥寥无几，而在四川却有二十几处汉代。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对汉阙和汉墓进行了详尽考察。汉阙汉墓与研究古代建筑有何关系？
汉阙是汉朝时期宫殿、寺庙、陵墓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遗存。汉代的木建筑早就湮灭在历史长河里，汉阙雕饰和汉墓里的仿木结构石刻，却经历住了岁月的磨难，为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最好的实物样品。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通过对汉阙和汉墓的研究，证实了汉代建筑的壮丽雄伟。
张衡写的《两京赋》，看似很夸张的巍峨高耸、百尺入云等等，这样的形容好像并不太过分，按照复原的汉阙的尺度，当时长安城汉阙的高度不低于希腊的巴台农神庙，西方人认为中国的这个木结构建筑简单，不能够做大体量，这个说法被不攻自破。
在李庄的几年，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重点从野外的建筑测绘，转型为对测绘资料的整理研究，这个转型也是战争形势所逼。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日军的炮火摧毁了中国很多宝贵的古建筑。河北易县的开元寺就毁于日军的炮火，寺庙被毁了，三尊大佛孤伶伶地立在废墟之上。辽代古建筑独乐寺 、宋代古建筑应县木塔 、唐朝古建筑佛光寺 ，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在战火硝烟里，它会不会也遭遇开元寺的命运呢？另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也逼迫着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尽快转型。抗战初期，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把多年来的考察测绘资料，存放在天津的麦加利银行。可没想到天津发大水，那批资料全被水淹了。这个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痛哭流涕，刘敦桢说道：“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被大水浸泡了的资料从天津带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他们根据资料里的测绘数据，把这些重要的建筑资料复原为应用图纸。这样，既使古建筑被日军毁了，抗战胜利后也能够依靠图纸重新修建。
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古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梁思成着手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史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动笔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他的学生莫宗江为他绘制插图。李庄古镇独具江南特色的民居，激发了刘敦桢研究的灵感，他转向进行古代民居的研究，开辟了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新领域。陈明达专注于汉代古建筑的研究，对建筑古典《营造法式》进行阐释。
建筑史料编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各有所长，各自取得了很突出的学术成果，通过这些研究他们才坚信，确实存在与西方迥异奇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1943年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终于脱稿了，这是一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由于抗战艰苦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只在李庄印了几十本。接着梁思成又用英文编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它的出版历尽磨难，一直过了六十年以后，才得以面世。而陈明达先生研究汉代建筑的大作《彭山崖墓考古报告之一：汉代古建筑》，现今还是手稿，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令人唏嘘不已。
7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三）吟诵“东巴”
指南针在古代称为司南，我们现在对司南非常熟悉，然而在七十年前司南是什么样子却无人知晓。那么是谁研究复制出了司南呢？
1940年的李庄古镇风云际会，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个高等学术机构迁到李庄。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成了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为何能够名震中外，与重庆 、成都、 昆明齐名呢？
中国一大批最杰出的学者汇聚李庄。那时的李庄学术氛围浓郁，学术思想极为活跃，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这里交汇碰撞，催生出新的学术思想，也促成了许多新学科的诞生。
抗战时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晚上基本上不能工作，当时只有董作宾先生有一盏煤油灯，是傅斯年先生专门从重庆给他弄到的，那个时候点煤油灯已经是非常奢华的。物质的贫困，磨灭不了思想的光辉。李济和傅斯年这两位大师，为了活跃思想，常常有意挑起学者之间的论争。李济在李庄的旧居，是学者们夏天晚上聚会乘凉的地方。夏夜的星空下，激烈的论争随时发生，论争的焦点也不断变化，学者们在论争中，思想交流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安稳度过的六年，是它学术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央博物院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成就斐然。研究古代科技史，复制古代科技作品，就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教育部拟定了抢救十个在沦陷区的人文学者名单，其中的一个人名叫王振铎。“七·七”事变发生前夕，王振铎去傅作义的部队里宣传鼓动抗日。1937年8月，他被中央博物院聘为助理设计员。北平沦陷后，战事激烈，他只好绕道厦门去到香港、 越南，再回到昆明，进入中央博物院。
王振铎有何能耐成为教育部千方百计抢救的十个人文学者之一呢？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指南车、记里鼓车、司南，还有宋代的水钟都是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灿烂的“明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震动人心的发明创造，王振铎用他的手把这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复制出来。
1940年王振铎随中央博物院到了李庄，张家祠的这间小屋就是他的办公室。作为最优秀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包括司南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科技作品，在他的手里神奇地复活了。曾经与王振铎一同共事的宋伯胤老人，第一次到王振铎的办公室去，就非常惊讶。
王振铎的办公室就像是一个机械制造车间。研究复制古代科技作品，不仅需要渊博的古文献 、史学 、古代科技史和考古学知识，而且还要精通木工、 车工、 刨工、 钳工 、要会机械制图。王振铎就是这样一个集学者和工匠于一身的奇才。
复制司南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古代的司南究竟是什么形状？王振铎在浩如瀚海的古代文献里，找寻一切有关司南记载的蛛丝马迹。
东汉王充《论衡》里写道“司南之杓 ，投之于地 ，其柢指南”这十二个字是古代对司南最详细的记载。王振铎认为：这十二个字里有三个关键词：杓”、“ 地”、“柢”。 司南是由“杓”和“地”组成。王振铎经过古文献研究和考古确认：“杓”是勺状的东西像喝汤用的调羹。那“柢”是什么呢？
古代人它的这个“柢”，实际上就是“把儿”的意思。依据是经过这个考据得出来的。
王振铎认为“投之于地”的“地”不是地面。这个“地”如果要是普通的地，那时候还没有水泥地，它不会那么光滑，如果投在土地上，地面的摩擦力那么大，“杓”投在上面不可能再转回来，所以就不是普通的“地”，肯定是一种叫做地盘的“地”。
“地”后来发展演变为罗盘。古人要做个“杓”很容易，但“杓”怎么才能指南呢？
王先生考虑到磁石是不是可以用制作玉器的办法来雕琢，好多人认为这个磁石是不可能雕琢的，因为雕琢出来，磁性是要失掉的。王先生亲手动手做，他用云南出产的磁石做了一个勺子并通过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它可以指南。
复制司南成功了，喜悦之际，王振铎却感到有一丝丝的遗憾：做完勺子以后，因为它的磁性太微弱，所以他用电授磁的办法，这种人工“电磁”的办法这在古代是没有的。
那时中国磁性最强的磁石在河北的磁山县，被日本人占领着，无法用最强的磁石来做。抗战胜利后，他马上用磁山的磁石来试验，结果完全一样。
这是中国科技馆里的记里鼓车。记里鼓车最迟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它是天子出行的仪仗车。车每行走一里，车上的小木人就敲鼓一次，是现代车辆上计程器的先驱。
指南车据传说西周时就已发明，车上立着的木人一只手臂平伸向前，只要开始行车的时候，木人的手臂是指南的，此后无论车子怎样改变方向，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指南车的原理不是利用磁性，而是车上装有一套差动齿轮装置。
记里鼓车和指南车是王振铎在李庄研究复制出来的。中央博物院为何要王振铎研究古代车制呢？
车子在中国古代发明中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反映了生活面，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车子，哪一个级别可以用哪一种服饰，都有规章制度，所以李济搞这个展览当然要把这一面反映出来。
古代中国社会等级森严，人们穿衣乘车，按照社会等级，都有一套完整的舆服制度。复制古车，远比司南复杂得多。王振铎动手研究复制古车的时候，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对外的国际通道只有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后方物资匮乏，物价猛涨，王振铎他们的薪水也改为用大米来支付，这样可避免物价上涨的损失。学者们每月拎着大米回家，心里才踏实。
王振铎的古代车制研究选择了从汉代的车制入手。他为何不从殷商车制的源头开始呢？
因为汉代的车制是承前启后，承前就是继承夏、商、周三代的车制，启后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车制，那么汉代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王振铎查阅了古代全部有关车制的文献，做了厚厚的几大箱记录卡片。为了精准的复制古车，他还在李庄为马匹拍照，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敦煌艺术临摹画展，中央博物院的李霖灿、庞熏勤在参观画展时，将壁画里的车都临摹了下来，带回李庄给王振铎做参考资料。
王振铎的汉代车研究复制出来后，在李庄举办了汉代十三种车制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除了汉代车制展览，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还举办了史前石器、铜器器、贵州苗族衣饰、丽江纳西族文化、中国古代建筑图像、古代铜镜等展览。李庄老人今天还对起当年的展览记忆犹新。
在张家祠办了个中国文物展览，关于历史人类和古铜器、秦朝以前的东西，都摆在那里。内容丰富得很，在那个时候有闲心点，就能看几天。
内容丰富的展览，让李庄百姓大开眼界，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
李庄热闹非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得就象赶场一样，当然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就更喜欢了。
洪恩德老人对纳西族文化展的非常好奇。当时就看到过纳西族展览，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汉人的文字，怎么还有这种文字呢？后来听讲解说摩西是少数民族，就象现在小孩学画图、画画，看到那个文字很有趣味。
但是，展览的讲解员，更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解说员不是一般人员，都是些研究员，慢慢给你讲解。你能够说英语，他也可以说英语。
展览开启了民众的心智，也融洽了中央博物院和李庄百姓的关系。主要就是晓得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情况、文物，另一个方面，开放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
在李庄期间，王振铎还潜心研究汉代的地动仪及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最高的科技水平。后来王振铎把它们都复制了出来。
王振铎整日关在小屋里忙碌，而他的同事谭旦冏则终年在野外奔波。
谭先生是学美术的，他当时在四川李庄就负责手工业调查，他有一本书就是关于盐业、皮革业、造纸业、陶瓷业，搜集的材料全部在里面。
传统手工业调查是中央博物院开创的一项新学科。那时李庄的老百姓看到中央博物院收集土布、土砂罐等手工业品，非常不解地问：“你们怎么要这些土东西呢？”
中国的近代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对手工业进行的调查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经济的一个最重大的调查，手工业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或者是说发展的状况，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个生活状态有很多是能够体现思想文化遗产的，对手工业做的调查是最真实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包括创造思想文化史的侧面。
自古以来，中国的手工业就极为发达，民间能工巧匠。很多奇怪的是在浩瀚如烟海的古代文献里，记载古代科技和手工业工艺的文献寥若晨星，中国古代思想史里出现了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空白。
一天李济在张家祠的办公室里，难得开心的把大家召集拢来，微带得意地说道：“谭旦冏给我弄回来的是土布，我今天弄了点平价的洋布分给大家。”李济为了买到平价布，给重庆的友人先后写了十多封信，耗时近半年，可真不容易 。
这张照片是谭旦冏在调查夏布的手工艺时拍的。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在做什么呢？
那时四川百姓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土布做的，土布织造非常流行。这个年轻人站在大石块上不是玩耍，而是在踩布。夏布，也叫麻布，它的制作工艺里最难的就是这道踩布。织好的毛坯布用大石块碾压，使它均匀变薄。如今，踩布的绝技除了四川珙县苗族乡的这位老人，恐怕已经没人会了。
这种当年被称为“撑花”的手工制品，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陪伴着谭旦冏翻山越岭，为他遮风挡雨。“撑花”就是桐油雨伞，伞面是桐油浸制过的纸，能遮阳防雨。富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古色古香。古老的“撑花”从现代人的生活里消失了，取代它的太阳伞充满了大街小巷。
这些水彩画画的是四川自贡，作者是谭旦冏，画的是啥呢？
四川自流井制盐就是土法制盐，谭旦冏绘画功夫在调查中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照片还是黑白的，有的东西需要真实的表现颜色，就只能靠水彩画。绘画还不受表现空间的限制，盐场规模太大，照片拍不完，绘画就可以把它们全部画下来。
自贡制盐的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凿井制盐，清朝时期达到高峰。抗战时期，沿海地区盐场被日军占领，自贡盐业承担了保障西南地区食盐的重任，产量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
这口盐井叫“燊海井”，是清朝时期开凿的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的井。利用人工动力打超千米的深井，说明那时的科技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谭旦冏对利用人工动力开凿超深盐井，进行了非常详尽地考察。他向李济汇报自贡的盐业调查时说：“此间工作，大都外表简陋，内部却枝节繁多，精粹亦多。欲以调查上得以相当的完备，将重要部分弄得较为彻底，则时间上之延长似不可免。”对自贡的盐业调查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谭旦冏的大儿子在自贡出生了，这天正好日本宣布投降。谭旦冏喜气洋洋地为儿子取名为“庆生”，意为庆祝中国新生。1946年，中央博物院离开李庄，手工业调查才宣告结束。谭旦冏去台湾后，整理出版了《中华民间工艺图说》一书，完整反映了手工业调查的成果。
李庄郊外的旋螺殿，颇有古建筑特色，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莫宗江，对它进行过详尽地考察 。
中央博物院的工作计划书里写道：“中国建筑在世界各系建筑中，为东方最卓著之独立系统。其全体布局与结构外观之基本原则，则自有史以来，迄于最近， 薪火相传 ，线索不紊，尤为人类文化中罕覩之现象。”
中国建筑学不单是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外在面貌上跟西方不同，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的延续。
但是气势恢宏， 独树一帜的中国古建筑艺术，在古代与手工业一样不被重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机构。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妄图引诱梁思成。不愿当汉奸的梁思成携家带小，趁着黑夜偷偷地逃出北平。到了昆明，营造学社虽然恢复了活动，可经济十分拮据。李济就委托营造学社做西南古建筑及附属艺术的调查，给他们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
营造学社到了李庄后，处境更为艰难。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长期卧床不起。为困顿所迫，梁思成经常靠当掉自己的心爱之物来维持生活。就在营造学社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央博物院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央博物院接纳了营造学社的人员，他们的工资全部由中央博物院支付。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另一项工作是制作古建筑模型，供展览使用。
照片上高耸的石建筑不是牌坊，它名叫汉阙。北方地区汉阙寥寥无几，而在四川却有二十几处汉代。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对汉阙和汉墓进行了详尽考察。汉阙汉墓与研究古代建筑有何关系？
汉阙是汉朝时期宫殿、寺庙、陵墓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遗存。汉代的木建筑早就湮灭在历史长河里，汉阙雕饰和汉墓里的仿木结构石刻，却经历住了岁月的磨难，为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最好的实物样品。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通过对汉阙和汉墓的研究，证实了汉代建筑的壮丽雄伟。
张衡写的《两京赋》，看似很夸张的巍峨高耸、百尺入云等等，这样的形容好像并不太过分，按照复原的汉阙的尺度，当时长安城汉阙的高度不低于希腊的巴台农神庙，西方人认为中国的这个木结构建筑简单，不能够做大体量，这个说法被不攻自破。
在李庄的几年，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重点从野外的建筑测绘，转型为对测绘资料的整理研究，这个转型也是战争形势所逼。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日军的炮火摧毁了中国很多宝贵的古建筑。河北易县的开元寺就毁于日军的炮火，寺庙被毁了，三尊大佛孤伶伶地立在废墟之上。辽代古建筑独乐寺 、宋代古建筑应县木塔 、唐朝古建筑佛光寺 ，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在战火硝烟里，它会不会也遭遇开元寺的命运呢？另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也逼迫着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尽快转型。抗战初期，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把多年来的考察测绘资料，存放在天津的麦加利银行。可没想到天津发大水，那批资料全被水淹了。这个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痛哭流涕，刘敦桢说道：“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被大水浸泡了的资料从天津带到李庄，梁思成、刘敦桢他们根据资料里的测绘数据，把这些重要的建筑资料复原为应用图纸。这样，既使古建筑被日军毁了，抗战胜利后也能够依靠图纸重新修建。
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古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梁思成着手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史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动笔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他的学生莫宗江为他绘制插图。李庄古镇独具江南特色的民居，激发了刘敦桢研究的灵感，他转向进行古代民居的研究，开辟了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新领域。陈明达专注于汉代古建筑的研究，对建筑古典《营造法式》进行阐释。
建筑史料编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各有所长，各自取得了很突出的学术成果，通过这些研究他们才坚信，确实存在与西方迥异奇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1943年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终于脱稿了，这是一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由于抗战艰苦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只在李庄印了几十本。接着梁思成又用英文编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它的出版历尽磨难，一直过了六十年以后，才得以面世。而陈明达先生研究汉代建筑的大作《彭山崖墓考古报告之一：汉代古建筑》，现今还是手稿，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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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四）彩陶新章
抗战爆发后，中央博物院迁到昆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此时李济筹化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西南考古计划，这个计划以昆明为中心展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李济为何要如此执着地规划和进行西南考古呢？
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揭开了殷商王朝神秘的面纱，轰动了世界。现代考古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光明之门。
随着现代考古的深入，一个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即中华远古文化里面有许多内容来自于中原以外的地区。李济据此断言：中华文明是一个由多元文化交融发展而成的文化系统。
要是新的考古资料能证明，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那将将极大激发和增强民众的自信心，也是庄严地向侵略者宣告：中华文明不可毁灭！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在李济眼里，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并存的环境，正是探寻中华文化多元化起源的最佳之地。
1938年底，李济的学生、考古学博士吴金鼎听从老师的召唤从英国归来，加入到文化抗战的行列。刚刚回国的吴金鼎就被李济委以重任，主持西南考古。吴金鼎能挑起这个重担吗？
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教书时的学生，曾随李济多次参加殷墟发掘。1928年，吴金鼎就在山东城子崖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展现出考古的天才能力。“龙山文化”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解决了中国史前文化断代的问题。李济高度评价龙山文化说：”我们替中国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希望由此渐渐地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后来吴金鼎出国留学，专攻考古，学识渊博，完全能够胜任李济的重托。
1939年初,吴金鼎在云南实地勘察后决定,考古重点放在大理的史前文化，这也符合李济探寻中华远古文化起源的初衷。
一张大理考古队人员的合影照片中，女人占了绝大多数。怎么会女人做刨坑挖地的事呢？
大理考古开创了中国女子考古先河。那时，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者曾昭燏、王介忱也在回到祖国，进入中央博物院。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她才华横溢，学识卓越，诗书双绝。大理白族的民族风俗是女子下田种地，考古挖掘是重活，当然由女人来承担。两位女学者带领着中国唯一的女子考古队，在大理风风火火的干了起来。
云南大理，风光秀丽。这里的史前人类有着独立的文化系统吗？
大理考古工作站设在苍山下上末村高级小学里。要发掘的马龙史前遗址就在小学背后的半山腰。翠绿葱茏的马龙峰下，埋藏着远古人类的什么样的秘密呢？
走到马龙峰半山腰，一层层的阶梯式平台展现在眼前。这些平台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马龙遗址史前人类的杰作。在马龙遗址典型的阶梯式平台下，用考古铲轻轻一铲，黑色的文化堆积层就露了出来。
里面还夹杂着陶片。这个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夹沙红陶。
马龙遗址的平台有十多层，它是史前人类居住的地方。有的平台是原始人的耕地。
1939年吴金鼎等考古学家在这个地点发掘了马龙峰遗址，马龙遗址的东城墙外这一片都是。沿着马龙峰往上走，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再往上走一道绿色高耸的城墙显露出来。
马龙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规模很大，城墙长达数百米。东西南北都有城门，已经具有原始城市的雏型。形溪水被引进了城里，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马龙发掘现场曾被日军疑为是军事目标，多次遭受轰炸。每当敌机轰炸，考古人员就躲进森林里。
1940年2月，曾昭燏在大理忙碌之际，接到妹妹的来信，告知母亲去世了。国难之际 ，无法奔丧。夜晚她抚摸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小领褂，寄托对母亲的哀思。
考古之余,曾昭燏抓紧时间撰写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的专著《博物馆》。1950年她担任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
马龙遗址发掘结束后，工作站又迁到了喜洲等地，接着发掘了佛顶甲、龙泉等六处遗址。
大理考古结束后，曾昭燏整理编写了《云南苍洱考古报告》。由于条件艰苦，报告里的插图是用木板刻印的。
大理发掘出的新石器时期的石刀，外形上与中原的石刀没有区别，但它的刃开在弓背上，中原是开在弓弦上。大理的石刀适合于切，中原的石刀则适合于割。这种黑色砂陶是大理独有的。大理考古符合李济当初的判断吗？
大理的发掘后来编写的考古报告当中提出来，它是一个新型的史前文化，所以那时曾昭燏把它定名为“沧洱文化”，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史前文化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互相连带的关系、甚至有些渊源关系。
吴金鼎、曾昭燏认为，大理“苍洱文化”可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提并论，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大理考古证实了李济判断的正确性。
然而，当中央博物院准备以大理考古为契机，更加深入考察中华远古文化时，日本发动了“南进”进攻云南的战争，打破了中央博物院的计划。1940底，中央博物院被迫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安稳下来后，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合作，成立了川康古迹考察团。继续进行西南考古计划。吴金鼎在四川的考古，先在李庄周边进行。他在李庄宋家嘴发掘了三十六座崖墓，在离李庄不远的南溪县发掘了二十座古墓，还在宜宾岷江边勘察了四座崖墓。中央博物院还对珙县僰人悬棺进行了考察。
悬棺上的取下来那是个女尸，还没有烂，干尸，里面殉葬的有竹器细竹丝编的这些。棺材都取下来了，就有她所用过的用具竹器，是个干尸，是个老太婆，头发发髻还在。
吴金鼎在初步发掘后判断，这些崖墓在四川的考古学上所占地位，极为重要。于是他选定了崖墓最多的彭山作为考古发掘区域。
四川境内汉代崖墓众多。这是宜宾岷江边悬崖上的汉墓，崖墓石雕非常精美，外观像是古代的民居。这个汉代崖墓里面有灶、柜 、床等生活设施。汉朝时期，四川的先民受远古“不封不树”葬礼仪式的影响，大多在山腰岩石上挖洞做墓地。可墓室怎么像是古代的民居呢？
当时有一种观念，就是人死以后，他到另外一个世界他的生活是和生前的生活一样的，尤其是在四川彭山崖墓上面，它把这个崖墓的形状建筑形式，完全是按照他生前居住的形式来修造的，而且里面的设施也是按照生前的一些设施来放置的，包括一些随葬器物很多也都是他生前的一些生活用品。
1941年6月，抗战时期规模最大，中国第一次多学科学者参加的彭山汉墓考古开始了。
对汉代墓葬的发掘应该说本身属于有突破性的，在此之前汉代的文化面貌了解得非常少，发掘发现有别于中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是对区域性的文化的探索，成为后来认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特色的一个先驱。
考古发掘刚开始，师从国际著名考古大师的夏鼐也从英国回来，加入了川康古迹考察团。
汉墓的发掘工作极为艰苦，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墓被水淹没，里面淤泥堆积，阴暗潮湿。
夏先生七月份到的彭山这段时间，正是夏天，是雨季，天气又热，水很多，只有把水抽完了以后才能工作。一共四个墓室，他们四位先生一人清一个墓室，A B C D，夏先生是清理器物比较多的D室，结果里面是因为泥巴很多，搞了一身都是泥水，他们又说咱们是挖泥娃娃的，结果咱们自己都弄成了泥娃娃了。
长期在阴暗潮湿的墓室里工作，吴金鼎患上了腿病，严重时疼得脚不能着地。抗战的艰苦年代，学者们长年累月在潮湿的墓地里工作，却连双胶鞋都穿不起。他们是穿着草鞋，踩在潮湿的淤泥里工作的。
一天，吴金鼎在给李济的信里报告：“今日新开本区第十五墓，忽然奇运来临，墓门面刻一凤，楣上刻双羊相向，中刻‘春宫’。一对男女并坐拥抱接吻。”
一幅石刻“春宫”图，怎么会让吴金鼎欣喜不已呢？
汉代的“春宫”石刻艺术品，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后人一直以为汉代儒学兴起，人们的私生活空间密闭，性爱等内容是忌讳。可是这幅石刻春宫图，却向我们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真实的另一面。
发掘550号墓时，古建筑学家陈明达也在场，他详细地描绘了墓门上的石刻。后来陈明达对石刻春宫图进行了考证研究，研究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在汉朝裸体图画是一种能避火灾的图腾。
彭山汉墓里，有大量的石柱和斗拱。陈明达对它们非常感兴趣，又是拍照，又是画图，忙得不亦乐乎。这些石柱，有何重要的考古价值呢？
大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帝国，其建筑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为特点，铸造了中国古建筑的辉煌。岁月沧桑，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木建筑早已化为灰烬，可彭山汉代崖墓的石刻、石柱，却保留了汉代古建筑的原貌，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资料。
在西方建筑里，一般都是从希腊柱子三个柱饰多力克、澳力亚和克力丝三个柱饰来分别的象征男人体，成熟的女人和少女健壮、优美和纤细，这个八角擎天柱大致相当于那时的多力克柱饰，所表达出的是那种雄浑健壮的艺术韵味。
通过对彭山汉墓的研究，陈明达对中国的古建筑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得出结论：在汉朝，中国的建筑形式就已经基本成型。
这个在彭山汉墓里出土的汉代一佛二弟子摇钱树插座，是研究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史料。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佛教是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因此这个汉代的墓葬如果出现佛像的话，对于南传佛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这个佛像插座证明了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现在还有学者据此认为，佛教是从四川传到中原去的。
彭山考古成就辉煌。中央博物院在总结彭山考古时说：“崖墓与所含明器，皆汉代文明之代表。凡关于当时之建筑、丧葬、人物风俗、神话迷信、衣服用具、工业、兵器钱币种种问题之资料，无不应有尽有。”
彭山考古结束后，傅斯年和李济又在李庄筹划将科学考察延伸到大西北，他们商量合组了西北史地考查团。中央博物院聘请北大教授向达担任西北史地考查团历史组组长，组员有石璋如、劳干。历史组负责西北的考古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察研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开展敦煌学研究。
向达是中国最早、最杰出的敦煌学研究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在英国、法国研究流失国外的敦煌经卷。石璋如、劳干先期到达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详尽的测绘和编号，同时进行考古调查。
1942年9月，向达启程赴西北，他说自己是“匹马孤征， 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经过二十天的艰辛旅途，向达抵达莫高窟。心怀虔诚的向达在给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的信里，这样描述他见到敦煌艺术时的震撼：“六朝诸窟，朴素庄严 ：李唐诸窟 ，雍容华丽 ；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 ，仪态万方 ，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向达对壁画、塑像保留情形、供养人题识等，做了详细的编号记录，并进行研究。
向达到达敦煌时，画家张大千已经在这里临摹敦煌壁画很久了，张大千为敦煌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不久，两位同样倾心于敦煌的人却发生了矛盾。
他们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带回来很多当时揭的掉到地上的壁画片子，现在这个片子全部都保存在南京博物院，有的很大，有的很小，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张大千他们把后代晚期的壁画揭下来，把唐代的壁画面部现出来，敦煌有些馆就是唐代壁画上面铺一层泥巴再画元代、画宋代。
作为考古和历史学者的向达不赞同画家张大千的做法，两人产生矛盾在所难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敦煌，凋零残弊，狂暴的风沙肆虐着敦煌壁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敦煌管理混乱，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面对混乱，向达忧心忡忡，他奋笔疾书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1942年底，重庆《大公报》以“方回”的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
向达在这个信里面提议，敦煌应该由国家来管理，不要叫和尚来管理，也不要叫当时西北有很多军人来管理，应该找内行、由国家管理。
在向达的奔走呼吁下，敦煌终于收归国家管理，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甘肃的冬天狂风呼啸，寒冷异常向达只有一件在兰州借的老羊皮大衣，难以抵御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工作、生活经费也不能按时到达，困窘异常 。“鸣沙似雪，边月如霜，岁末大寒 ，弥增凄楚，今竟获此，以送残年。”在莫高窟里，向达用这样的文字送走了1942年。
此时在李庄的李济，也是身心交瘁，苦不堪言。年初，他17岁的大女儿凤徵在得了伤寒，因没有药品治疗而病逝了。在一年半前，李济14岁的小女儿鹤徵在昆明患病，也是因为缺医少药而病逝的。失去了一“鹤”一“凤”，李济遭遇巨大打击，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他强忍悲痛，努力工作。可重庆的一封来信让李济心境更加苍凉。信里写道：“西北科学考察团之经费预算，已两次呈请政府核准，均奉批示‘缓办’。”李济仰望西北，惆怅叹息，觉得愧对向达。
向达在滴水成冰的寒冬里，也没有闲着。他每天都忙碌地抄写和研究从民间收集到的经卷，还不停地给李济写信，提议和催促夏鼐尽快到西北来考古。向达在研究上遇到了啥难题呢？
严冬终于熬过去了，戈壁的春风还带有丝丝凉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是古代时的边关重地，可它究竟在哪里呢？向达在研究时发现，敦煌经卷对玉门关位置的记载矛盾而含混不清。仰望小方盘城，向达沉思：敦煌学研究单靠文献经卷，难有新突破。夏鼐应该尽快到西北考古，新的考古学材料才能拓展敦煌学研究的空间。
1944年2月，夏鼐抵达敦煌。西北考古充分展现了夏鼐横溢的才华，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新中国考古界的领军地位。
夏鼐把考古工作站设在敦煌佛爷庙。佛爷庙外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土堆，这些土堆人工痕迹很重，会不会是古墓呢？夏鼐和向达查阅史料后，开始发掘这些土堆。
夏鼐在小方盘城里面进行的考古发掘，更是轰动一时。在小方盘城发掘出土的汉简，里面就有一片简上提到玉门都尉，因为这些汉简都是屯戍边关的一些戍边官兵收到一些信件，在这个遗址的简上面有玉门都尉就足以证明以前争论不休的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考古学上找到了确实的证据，这个当时对历史学界来讲那是很轰动一时的。
夏鼐破解了向达心里的疑惑，破译了古代玉门关在哪里的千年难题。小方盘城就是古代的玉门关。
随后夏鼐又进行了甘肃齐家文化墓的考古发掘。齐家文化考古，是夏鼐西北考古最为辉煌的篇章。
1916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1923年，他又在甘肃发现了齐家文化，出土的是素面土陶。安特生根据西方文化现象，轻率地得出结论：齐家文化要早于仰韶文化。这个结论说明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错误的序列，说彩陶出现的年代就很晚，距今三千年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话我们彩陶出现的年代就比西亚伊朗那边年代晚不少，西亚大约在六千年左右就有彩陶了，得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彩陶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这个学说几乎影响了我们中国二三十年一代学术界一直到四十年代初
中国的彩陶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吗？夏鼐在甘肃安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揭开了这个谜底。这张照片是夏鼐当年发掘的齐家文化古墓，他在这个墓的回填土里，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两块彩陶片。
这就说明甘肃的彩陶应该早于单色的齐家文化里那种陶器，等于把安特生的次序颠倒过来了，所以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中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夏鼐从考古地层学上证实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也证实了中国产生彩陶的年代要早于西方。
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工作，建立了西北地区的文化序列，而且纠正了原来错误的认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者的能力和水平。
夏鼐发现的两块彩陶片，改写了中国西北史前文化的序列。而1945年8月15日，却改写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这天，日本正式宣布战败投降。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这里举行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午八点五十五分，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等七名侵略者剃着光头，神情沮丧地走进投降仪式会场。九点零七分，冈村宁次发抖的手在投降书上签字，并盖上自己的印章，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投降书呈交何应钦。
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在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上，中方的桌子和椅子都要比日方的高大和宽敞。当年日本人在投降仪式上使用的桌椅，现在收藏在南京博物院。历史就是这样的富有戏剧性，当年妄图毁灭中国文化，掠夺中国文物的侵略者，他们战败投降的见证物品，现在却成为了南京博物院的文物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