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日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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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至9月初，抗战开始时，我正住在连云港市墟沟乐寿山庄，当时俗称“白家大楼”，也就是现在的海滨公园旧址。我生于1930年8月，时年约八岁多，语文水平已达到高小程度，数学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水平。下面将结合自己在抗战时期的所见所闻，回忆中日空军作战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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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时日本的专用纪年特称为“皇纪”，以公元前660年为“皇纪”之始，又以在位天皇的生日为“天长节”，实际上相当于国庆节。侵华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昭和天皇在位，他的生日是公历4月29日，那一天就算是“天长节”，日本战败后改称“绿节”。抗战期间住在大后方的中国人没有人记不住这一天的，因为这一天日本飞机必来空袭。特别在成都、重庆、昆明这一带，中国军民早就做好准备。学生和老师自然是想着要停课放假了，可是并无假期的欢愉感，因为知道炸弹和机关枪弹一会儿准来。

二战前与二战时期，日本和美国的空军都不独立，分属陆军与海军。军用飞机更因用途之不同，分为陆军飞机和海军飞机。日本的军用飞机原来都从英、法等国购入，本国的飞机制造业大体上从20世纪30年代初成型，能根据自己独立设计的图纸批量制造军用飞机，并以“皇纪”为自己制造的军用飞机排顺序号。1935年是日本皇纪2595年，他们制造的军用飞机就称为“九五式”，前面则常冠以开发和主要制造厂厂名，如“川崎”、“中岛”、“三菱”等。
自“七七事变”到1940年5月初，日军所用的飞机主要是“九五式”、“九六式”两个系列的军用飞机。此后，战斗机“零式”登场，一直用到战败。轰炸机则主要是“九六式”，在中国战场沿用八年。1941年后开发生产的新式飞机均投入太平洋战场，在中国极少出现。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人包括像我这样的中小学生在内，对这些日军机种机型均十分熟悉，甚至达到一听远方的发动机声音就知道是哪种型号的地步。
“川崎九五式”战斗机是抗战初期日军使用的机种之一。它是日本生产的最后一种双翼战斗机，翼展10米，机身7.55米，总重1847公斤，最大时速约400公里，航程1100公里；敞开式座舱，乘员一人，有两挺机枪，起落架不能收放。此机型与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霍克”战斗机性能大体相当。日军大概一开始看不起中国空军，故首先使用此种机型。1937年9月21日下午15时许，我7架霍克二型机与日军15架九五式战斗机在太原上空对垒。敌陆军航空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队长三轮宽少佐心高气傲，令其他日机在高空监视，自己与我机进行一对一的“狗斗战”，意在为属下示范。我机驾驶员为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队长陈其光，两机纠缠了几分钟，不分胜负。陈其光一想，上空尚有敌机14架，不如与敌机对撞。不料两机相向之际，敌人怕了，向下一溜，陈其光抓住仅有的两秒钟射击瞬间，开火将三轮宽击落。此战是我空军战史的光辉一页，当时报纸大事宣传，日方则在此后逐渐将九五式撤出战场。
“九六式”战斗机是日本自制的第一种单翼战斗机，敞开式座舱，乘员一人，装两挺机枪。此机型时速较“九五式”略快，作为日军主力机型在中国战场一直用到1940年。与之对抗的中国空军机型，在南京时期主要是美制“霍克”，武汉时期是苏制伊（И）－15、伊（И）－16。九六式战斗机刚出现时，霍克似非其敌手。我军战斗英雄刘粹刚动脑筋，故意冲南京城墙低飞，引诱一架九六式尾随，快到城墙时突然减速，敌机措手不及，只好从他头上飞过。刘粹刚急速抬头，利用仅有的几秒钟开火将其击落。这是我空军击落的第一架九六式战斗机，当时报纸上登头条大事宣传。
日军侵华的轰炸机主要有“九五式”、“九六式”两种。“九五式”是双翼单发动机小型轰炸机，只在侵华初期短暂使用，后来使用的基本上是“九六式”，是双发动机的“重轰炸机”（实际上只相当于美国的中型轰炸机），这两种机型在对武汉、重庆的袭击中充当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新生产的轰炸机多用于对美作战，中国战场只用“九六式”对付到战败投降。1937年8月14日，日军9架九六式轰炸机从台湾起飞，来炸笕桥机场。我机以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为首，在刚刚飞抵机场油量将尽的情况下起飞迎战，击落敌机3架，我机降落时因油量不足、天色昏暗而损伤两架。后来，国民政府把“八一四”、“八一五”两次空战成果算在一起，称为“八一四”空战大捷，并定此日为“空军节”。

“零式”是二战中日本使用最多的海军战斗机，定型于日本皇纪2600年（1940年），故称“零式”。其中“52型”全长9.237米，翼展11米，自重2743千克，时速最快560公里，航程1570公里（加副油箱时可飞近6小时），乘员一名。其起落架可收放，封闭式座舱，装两门20毫米机炮，两挺机枪。全机主要用日本刚开发的轻铝结构蒙皮，重量轻，可是一打就穿透，还容易着火。此机型于1940年投入中国战场，继而投入太平洋战场，所向无敌。它转弯翻滚灵活，速度快，火力猛，当时的苏制、美制机种均非其对手。美国军方直至俘虏了一架此种型号的飞机，才明白它是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础上将战斗机设计成一个射击平台，只考虑格斗能力，包括灵活性、速度、超大的飞行半径，而牺牲装甲即对飞行员和油箱等处的保护。所以大体上说，1943年前，日本所有的飞机特别是零式，油箱一被击中就着火，驾驶舱也并无装甲，极易被击穿。打起仗来，飞行员只有调防没有轮换制度，全仗武士道精神支撑，到死方休。传说许多零式飞行员都不爱带甚至干脆不带降落伞，认为操纵飞机更方便，还有洗澡时遇对方飞机来袭，光着身子跑上飞机紧急起飞的笑话。
二
蒋政权自1929年起着手建立自己的空军，最初附属于军政部，在军政部下设“航空署”，1934年夏季起建立“航空委员会”，蒋介石自任委员长，派钱大钧为主任。从此，空军脱离军政部独立。在世界空军史上，中国空军算是早期独立的军种，因与意大利合作效果差，改为依靠美国顾问。1936年2月，改派周至柔为主任，大权则操在秘书长宋美龄手中。
1937年抗战开始时，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是美制“霍克三型”（约六十余架）与“霍克二型”战斗机（约十余架）。当时，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机约一百六十余架，但真正能与日机空战的主要是“霍克”，其余机种多执行轰炸等任务。“霍克三型”双翼翼展9.60米，机身长7.16米，总重1958千克，装一台745马力的气冷式发动机，升限7864米，最大时速387公里，航程625公里，固定武装为两挺7.6毫米机枪。“霍克二型”为其前期机型，主要区别为：二型机的起落架不能伸缩，三型的可收在前机身两侧；二型的发动机为715马力，时速370公里，航程460公里。这两种机型机身下有外挂大炸弹架，可挂500磅炸弹一枚；两翼下各有四个小挂架，可挂18磅炸弹八枚。从二战后期的机种划分看，此种机型实在是一种“地面攻击机”。蒋政权买这种飞机主要考虑似乎是作为攻击地面目标之用，例如对付红军，等到与日本战斗机进行空战时，就显得笨拙了。因此，空军英雄高志航呈准宋美龄，改造此种飞机，拆去所有的大小炸弹架，甚至去掉机身下的副油箱装置，拆掉发动机的整流罩，如此时速能增加约50公里，动作也灵活多了。可惜，当时能改装的飞机已经不多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中日双方空军不断在杭州、南京、上海三角地带对抗。大约一个月后，中国空军损失甚大，难以为继。蒋介石寻求帮助，于8月21日与苏联签约后，苏联的飞机与“志愿队”源源而来。下面主要介绍两种型号的战斗机：
“伊（И）－15”双翼战斗机，1933年至1940年一直生产，机动性极好，据说转一圈只需8秒；速度慢，最快的“153型”起落架可收放，也不过400公里左右；续航力差，飞不到一个半小时，是一种内线防空用的“驱逐机”。“伊（И）－16”单翼战斗机，起落架可收放，速度达到480公里，只能飞一个半小时左右，1934年投入生产。苏联制造的轰炸机来我国作战者，主要是双发动机的TB－3和轻型的SB－2，兹不赘述。因战斗机航程短，苏联志愿队的轰炸机出动往往没有战斗机护航，全仗机群自己互相掩护。苏联轰炸机队出发的时间往往是一早一晚，因为敌方在东方，要考虑不宜向日飞行。例如去攻击日方的前进机场南昌机场，天不亮就从成都起飞，到达时天刚朦朦亮，炸完了往西飞，背光驾驶；或是傍晚起飞，背光向东，炸完了西返，这样最好，因为日军如有跟踪追击的战斗机，向光不易瞄准，我机后炮塔背光易于瞄准。我在成都暂住时，一到这两个时辰，大批（一般不少于九架）双发轰炸机飞过，居民就知道要炸日军去了，无不为之鼓掌。
三
“八一三”事变后，中日两军的飞机常来连云港上空盘旋，但你来我往，互不接触。双方全是漆成绿色的双翼战斗机，经常擦我家大楼房顶飞过，高不到百米，里面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楚。从海上飞来的准是日本飞机，现在想来，恐怕是九五式舰载机；从内陆飞来的都是中国飞机，我想是霍克。我常冲中国飞机招手，还特制一面小型国旗对他们挥舞，有时他们也招招手，我大喜，天天等飞机，也不懂害怕。到了晚上，从我住的大楼阳台往东方海面上看，有几艘日本军舰停泊，灯光极为明亮。我也不懂，反认为奇观，借来我祖父的小望远镜看个不停。现在想来，当时双方对兵不斗，若是从山顶炮台瞄准停泊的军舰打几炮，兴许能够打沉一两艘呢！
我家约在1937年9月撤离大楼，迁往徐州乡下夏圩子避难。1985年我首次返乡时，听海滨公园一位花匠师傅说，他当时十几岁，从墟沟往北看，日本飞机来炸大楼，炸了几天，最后一次用燃烧弹炸中，大楼化为瓦砾。1985年遗址尚可分辨，21世纪初我再到时，大楼扫地无余矣。

日军迟至1938年春季徐州会战之际才进攻连云港。经过几个月拉锯战，到1939年2月底，中国正规军撤离，连云港失陷。我全家则于1938年3月由徐州坐火车撤到汉口。我祖父白宝山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在原日租界占了一座原日本侨民的二层小楼供一家居住。我祖父和他的副官张振铎是从南京撤下来的，张振铎对我大讲在南京所见中国空军抗敌情况，还为我订阅一份《中国的空军》杂志，大约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约四五十页，里面登载了许多中国空军勇士杀敌事迹，大中学生甚至于高小学生订阅这份杂志的人相当多。那时武汉的第一场大空战“二一八”空战刚刚过去，张振铎又把那一场空战讲得活灵活现，并且说一两个月准得大战一次。
果然，我亲眼看到了战史上著名的“四二九”大空战。后来查资料知道，当时，日军的中枢机场是南京机场，前进机场是南昌机场。我军保卫武汉的机场，一个就在汉口郊区，当时驻有以И－15型为主的中苏混合编队；另一个在孝感，主要驻扎И－16型中苏混合编队。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庆祝“天长节”，配合东京天皇大阅兵，起飞18架“九六式”重轰炸机，由36架“九六式”战斗机护航，趁上午阳光在东方背光之际（对方迎战向光不利）杀到武汉来。约11时许，紧急警报拉响后，武汉一片沉寂。我方漆成深绿色的И－15型战斗机36架，以“品字形”三架为一组，九架为一个大“品字”，共四队呈密集菱形从我家房后低空飞过。我在房廊窗户内观看，第一次看见如此美观的大编队。后来听说，孝感起飞的И－16大队因为飞得快，到外围截击轰炸机去了，因此炸弹没有落入市区。
当时双方飞机都是敞开式座舱，空战只能在一两千米的中低空进行。我机队上升至武汉江面上空，即与日军九六式战斗机编队几乎平行对面遭遇，双方面对面互相冲过去，然后翻身捉对厮杀。后来我看了美国好莱坞的几种空战故事片，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编队空战的起始打法全是如此。
这次空战历时约半小时以上，几乎全武汉的人都在观看，不懂得害怕，我更是从头看到底。日军的九六式是单翼亮银色（铝蒙皮），与我方的双翼深绿色极易区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方一机尾部起火，拖着火舌向一架完好的日机迎头撞去。日机也不含糊，并不避让，两机立即撞在一起，变成一团大火，真是惊心动魄。后来知道，我方烈士是陈怀民。几天以后，报纸上发表了陈烈士的姐姐给日方被撞驾驶员的姐姐的公开信。
当天下午，报纸就发了号外，声称击落敌机21架，我方损失7架，大捷！我近年看到日本人写的战史，说是击落我机50架，日方仅损失两架，真是信口开河！我所见的我方飞机只有36架，焉能被击落50架？我当时虽然没有数过，但估计双方旗鼓相当，损失可能差不多，都有十几架。我方公布的数字可能有点不准，但相差不算太大。
过了几日，汉口的公园内公开展览坠毁的飞机四五架，敌我双方皆有。我方飞机上尚存斑斑血迹，我一见就哭了。当时掉泪的人可不少，大家都默哀致敬。武汉召开了祝捷与追悼大会，周恩来等人也去参加。
一个多月后，武汉又发生了“五三一”空战。此次空战主战场在汉口机场上空，距离市区远，我只远远看到日机在闪闪发光地翻滚，我机呈黑点状，看不清楚。这一战，我方公布击落日机十几架，我方损失则是对方的一半。
6月份，我撤离武汉。以后的“七九”、“八三”空战就没看到。
四
约在1938年8月份，我家迁到桂林，租一所前后院两层中式楼房居住。我插班入实验小学三年级读书。
日军飞机有时来袭。当时，广西没有驻扎第一线飞机。日机来的都是九五式轰炸机，双翼，一个发动机，漆成深绿色，远看很像我们的霍克。我们先是躲进公园高地亭子下伪装新建的防空洞，后来几次疏散到郊外山林中，再后来躲进桂林到处可见的岩洞中。一次，我随张振铎等人索性找导游打火把逛起七星岩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出了山洞，见半个桂林城均被燃烧弹焚毁。我家住处成为焦土，所有动产、衣物等全被烧毁，我家从此陷入贫困。
几天后，我们一家启程奔赴重庆，约于1939年初抵渝。重庆是山城。从防空角度看，有两大优点：一是便于开凿防空洞。洞上岩石有的高达数十米，不怕当头弹直接命中。二是秋季之末及整个冬季至春季之初，一年有半年下雾，人称“雾重庆”。当时的日军飞机不具备盲目飞行与瞄准技术，来不了。
日军为压服蒋政权，迫其投降，使用“战略轰炸”，集中轰炸重庆。1939年“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就是试探，是他们的大练兵。当时我正在重庆，在洞中两侧安放的长排木条凳一侧坐着，被震得掉下来。几秒钟内，原来漆黑的洞内一片红光，然后眼前又一片漆黑，比以前更黑，过一会儿才能看见附近的人。从此，我就知道害怕了。
那时，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甚至不知有雷达。1937年杭州空战后，中国政府就建立起以人力与电话、电报等通讯为主的防空监视哨系统，具体办法是：责成各县派专人在日机经常飞过地区的制高点（如山顶、高地、塔、高楼）观测，俟日机飞过，则用电话、电报、旗语、灯光信号等向下一站报知，直至到达总指挥部。县政府等有长途电话、电报设备的，则向重庆等处急速报告。这种土办法极为有效。
当时，日机来袭重庆的路线固定。他们一般自汉口机场起飞，沿长江西行。经过宜昌前线时，重庆与成都各地就对公众“预行警报”。警报原来只有“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以后，政府怕临时疏散不力而添设“预行警报”，即在高处（如山头、塔顶）立高竿。敌机飞过宜昌，一般说必来轰炸无疑，就在竿头扯起一个黑色大球，夜间则为红色灯球。人们开始警惕，商店收市，学生放学各自回家。敌机飞过巫山，悬两个球；飞过万县，挂三个球。敌机从此处脱离长江地标，继续向西飞行，这是他们常用的诡计，使我方不能准确判断他们是想炸重庆，还是成都。直到南充附近，如再向西，则成都发紧急警报，而一过万县，成都就发空袭警报，重庆只挂球，这是因为距离不同之故。各地空袭警报汽笛声音全是一长声一短声，连续三分钟。敌机如在南充附近拐弯南飞，以嘉陵江为地标直奔重庆，重庆就发空袭警报；敌机飞过合川，重庆发紧急警报，汽笛发短声，很快地断续响三分钟。当时听了，真如大祸临头，令人毛骨悚然。
敌机轰炸后，一般顺长江飞回汉口。大概飞过忠县，便估计不会折返，于是在重庆发解除警报，连续不断地响三分钟。如敌机轰炸成都，一般按原飞行路线飞回汉口。一过万县，重庆就将预行警报解除，放下球或灯。这里必须说明：放下球或灯有两种可能，人们要等一会儿，如果接着发空袭警报，那就是敌机已从南充南下；如果没有动静，就是别处倒霉，重庆躲过这一劫了。
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前，“下江人”（重庆人和四川人对来避难的外地人的统一称呼）经过逃难，明白日机的厉害，但重庆人不懂。从防空的角度来说，成都与重庆有明显不同。成都是平原地区，很难构筑防空洞，一有警报，就往郊外疏散。重庆是山城，依山建屋，比较简陋，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立柱架梁，然后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削成长条，编成不透风的篱笆状，栽种式直立于柱子之间，抹泥，泥干了上白灰，就是墙。房顶一般竹篱笆苫顶，瓦顶的房不多，这种简易房一震就塌，扶起来很容易重建，但是怕烧。至于防空洞，山城到处在建，各大单位都有自己的防空洞，公共防空洞据说约800个，还有几处大型公共防空洞。所以，1939年大空袭后，重庆人学乖了，空袭警报一放，一律钻洞，炸死的人极少，日军也学会多用燃烧弹。“大隧道惨案”闷死几万人，一因日军疲劳轰炸，不能出洞；二因防空指挥部指挥失当，不开洞门。当时我正在重庆，但没敢去看，也不让看。各种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重庆街头和学校里到处有人叫喊：“宰猪！杀猪猡！”因为防空指挥部司令刘峙外号“肥猪”。蒋介石被迫撤换刘峙，以贺国光代之。
大约在1940年夏季，苏联空军志愿队撤走，将飞机留下。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以1940年夏季最为疯狂，几乎每天必到，有时晚上以单机或几架飞机袭扰，弄得人们有时几十个小时在防空洞中蜷伏，缺吃少喝，洞里潮湿空气又坏，使人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家迁居重庆市郊北碚实验区陈调元的别墅区“雪英果园”，陈家曾抢建一个防空洞。1940年夏季，北碚更有几次被炸。一次主要炸果园，大约因为果园里全是瓦房，还有原建的一座二层小楼，十分扎眼，日机怀疑其中住着要人罢？日机投弹甚准，一个500磅大炸弹落在小楼前正面仅四五米处，将小楼上层震塌，弹坑约二人深，与小楼面积相当，距离防空洞侧面约五六十米，我被从长条凳上震翻落地。又一次，国民党军队招来一批新兵，在北碚体育场练兵。日机经过时，国军新兵人多，也没有找防空洞，只是分散隐蔽。结果日机也不去炸重庆了，就炸这些新兵，连炸带扫射，伤亡不少。当时波及我们的防空洞，洞门口夏季新设的凉棚起火。事后一想，洞中其实无妨，但妇孺怕烧死，往外冲，冲出后被日机发现，用机枪扫射。张振铎的妻子带我逃出，跑到果树丛中，躲扫射时，她把我压在身下。虽然后来冲出洞的人们都没事，但我至今感念她的掩护行动。
日军陆军航空队累次空袭重庆、成都等地，要压蒋介石投降，最终未能成功，中国空军的苏制战斗机机群也不断抗击日机。为彻底夺取制空权起见，日军陆军央求海军派出尚未上过战场的新机种“零式”飞机，以策划一次新的号称“百一号作战”的战役。1940年9月13日上午8时许，山口多闻司令官指挥的海军轰炸机外加13架零式战斗机共56架，从汉口起飞前来轰炸重庆。我军以25架И－15式、9架И－16式飞机迎敌，在重庆市西郊璧山上空与零式敌机遭遇，苦战半小时。我方后来公布损失13架，11架重伤。敌零式飞机全部返航。据说，我方飞行员降落后，痛惜战友，落泪不止，说：“我们的飞机性能差多了，根本还不了手！”从此，大后方制空权落入日军手中。日机一来，我机升空逃往西昌机场，人称“飞机躲警报”。可见，落后就要挨打！
五
陈纳德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牌战斗机驾驶员，飞行技术高超，且有自己独特的空战见解，1937年夏季退伍后即应聘到中国笕桥航校任教。他刚上任，抗战就爆发了。每次中日空战，他只要在战地，就从不进防空洞，必用望远镜观察战况，并用望远镜头摄影机摄制影片，用心研究，逐渐钻研出一套对付日机特别是对付零式飞机的办法。
1940年10月14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询问重建中国空军的方法。陈纳德认为，中国空军现有的飞机均非零式之敌手，优秀的飞行员也损失殆尽。蒋介石叫陈纳德赴美国设法，结果搞来了数十架P-40式飞机，以后陆续有补充。陈纳德还招聘来一批美军“退伍”飞行员，按自己的战术要求，在印度等地训练，然后以昆明为在华主要基地，于1941年8月1日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当时额定P－40式飞机100架，飞行员100人，地勤人员200人，后来人称“飞虎队”。
P－40式有多种型号，先到中国的是B型，后来有E型，差别是前者只有四挺机枪，后者有六挺。速度约在560公里左右。它的性能较零式略差，特别是格斗能力明显不如零式。因此，陈纳德强调两种战法：一是双机协同，互相支援；二是自高空突入敌阵，打一下，不论击中敌机与否，不可缠斗，立即下滑至低空，然后找别处再爬高，接着再来。这是对一次大战以来传统“狗斗战”的彻底否定与改造。这一招果然灵，日机每次必败，飞虎队在许多地区夺回制空权。
飞虎队成员复杂，有些被美国陆海军航空队认为是“刺儿头”而清理出队伍，其中有不少是亡命徒，可是他们个个身体棒，技术高超。听在昆明的人说，为节约经由“驼峰”空运而来的燃油，待防空监视哨报告敌机接近临空时，飞虎队才起飞迎战。有的飞行员击落敌机后，就忘了节油，绕昆明低飞一阵。为炫耀飞行技术，有的竟在侧飞中将一条大腿伸出座舱乱晃，有人说，这是给他们的“相好的”看呢。飞虎队的飞机上，驾驶员各自随意漆些标志，有漆女明星的，漆自己女友或老婆照片的，漆米老鼠的，五花八门。所以从近处空中就能分辨出是谁驾驶的飞机，不用看编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飞虎队纳入美军正式序列，改编扩大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日本海军航空队为准备太平洋战争而提前撤出中国，陆军航空队逐渐丧失在中国战场的主动权以至制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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