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学资料辑录→文史→四明书林古今谈

    “书林”一词，作狭义解，可说是书坊或书肆的同义词，然而古代的书坊往往兼营刻书业务，拿当代的话来说，也就是书店兼有出版社的性质了。“四明”古时为明州的泛称，而地区要比明州更为广泛一些。
    本文以“四明书林”为题，撰文时可以少一些拘束。但从本文取材来看，仍然以宁波市区为主，只是在讲到古代雕版印书和四明山韬奋书店的时候，才写到余姚。

    四明的雕版印书

    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上溯到唐代中期，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了。
    浙江是我国经济和文化较早发达的一个省份，杭州、绍兴、宁波均序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列。浙江的刻书事业，在北宋年代已经相当发达了。那时的刻书中心在杭州，“临安刻本”质量之佳，在“蜀本”、“建本”之上，堪称全国之冠。
    四明刻书事业在南宋初期已经盛行。最早见到的刻本有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刻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卷末有“绍兴二年七月初一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余姚县刊版”字样。该书半页二十二行，白口，双鱼尾，左右双栏，对北宋年代避讳字均缺笔，确是宋刻本无疑。
    当时刻书最多的是官府学校。据《四明郡志》记载，宝庆年间(1225—1227)，郡学里就保存着《四明尊尧集》、《北溪先生字义》等28种著作的书版3516片。
    明州公使库刻本也很有名，是全国十大刻书公使库之一。
    学者自刻的书称“家刻本”，这在当时颇为风行。据《鄞县通志·文献志·艺文》所载，自唐宋迄清末，有著作的近千人。其中大部分虽已失传，但在历代著录中尚留其雪泥鸿爪。如舒亶刻印的《元丰圣训》、《六朝宝训》、见于《宋史·艺文志》，《懒堂诗集》在厉鹗《宋诗纪事》中有述及，朱翌撰刻的《鄞川志》，在《文献通考·小说家》中有记载；还有一些早期刻本，至今有实物可资证明的，如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楼钥家刻本《攻媿集》，是宋代刻本中的珍品。196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大字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就是从《攻媿集》中选取字样加以集录而成的。此外，如明代陈沂编著的《宋太学生陈东尽忠录》八卷，北京图书馆藏有正德、天启刻本各一。
    宋代四明学者的家刻本，还有袁燮刊行的《象山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沈晦镌刻的《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世称“四明新刻”)均是宋版中的佳椠。宋左圭所刻的《百川学海》十集，收录100种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是宋代丛书之祖，也是四明刻本。
    到了元代，改明州为庆元路。当时庆元路的刻本有《四明郡志》、《四明续志》、《困学纪闻》等近20种。元代四明刻本中卷帙最繁的一部书叫《玉海》，有二百零四卷。家刻本中著名的有袁桷《清容居士集》等书。
    沿至明代，私人刻书以范钦最有代表性。范钦是天一阁藏书楼的主人，他不但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有名的刻书家。范钦刻印的书籍有30余种，其中20种经他亲自校订，世称《范氏奇书》，其实是一部丛书(《中国丛书综录》收有这二十种书的目录)。在天一阁藏书中仍保留着一部分《范氏奇书》的原物。这部丛书的版式都是一致的，每半页9行，每行18字。天一阁至今还有范钦刻印的《竹书纪年》、《两同书》、《商子》等25种著作的残留版片数百块。这些版片是研究我国古代雕版印刷史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有清一代，四明刻书事业益趋繁荣，仅以宁波和鄞县的方志而言，官刻的就有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光绪五个时期纂修的本子；私刻的方志有蒋学镛的《鄞志稿》和徐时栋编刻的《四明六志》等。
    私家刻出更是不胜枚举。如清初郑氏二老阁刻印的就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南雷诗历》，姜宸英《湛园文稿》、《苇间诗集》等著作20余种，100余卷。这些作品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四明刻本中以诗文集一类为数最多。如李邺嗣《杲堂诗钞》、《杲堂文钞》；胡文学《适可轩诗集》；万斯选《白云集》；万斯同《石园诗文集》；童槐《今白华堂集》；袁钧《瞻衮堂文集》；姚燮《复庄骈俪文集》等等，不下数百种。此外属于史部的有李邺嗣编纂的《甬上耆旧诗》；全祖望的《续甬上耆旧诗》；陈励《历代纪元考》、《国朝名人考略》；董沛《明州系年录》等，也不下百种。科技方面著作的刻本，有仇延权《保婴秘书》，许宋珏《伤寒全书本义》，黄炳垕《测地志要》等数十种。此外，还有大量的用木活字排印的家谱恕不一一赘述。至于坊间刻本，汗牛充栋，限于篇幅，均略而不谈。
    到了清末民初，铅印和石印逐渐风行，雕版印刷退居次要地位。在民初刻印著作中，我们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鄞人张寿镛编纂的《四明丛书》。这套丛书分八集，共收历代四明学者著作163种、1221卷，1933年完成一至八集。这是一部集四明先贤著作之大成的丛书，对研究乡邦文献是很有价值的。

    昔日的文化街

     从清末到民国时代，宁波城内较具规模的书店，大多集中在长约百米的日新街，日新街成了甬城的一条文化街，犹如北京琉璃厂、上海的福州路一样。
    当时在日新街有六家书店。
    从东门口折入，首家便是汲绠斋书坊。它创办于清道光年间，是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字号”书店，该店自己刻书、印书，并有一架石印机。经营以古籍为主，备货有《四书》、《五经》及经注、经解一类读物；还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私塾启蒙教材；文艺读物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常见书，工具书方面，有石印的《康熙字典》、《诗韵合壁》等；史部书籍，如同文书局的《二十四史》等大部头著作，在该店也能买到。后期该店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建立了特约经销关系，《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一类书籍在该店可以预约或代购。
稍    行几步，就是新学会社。它是戊戌维新后的产物，系清末奉化县留日学生孙锵、江起鲲集资创建，后由同籍庄崧甫接办。他们办书店目的想引进西学，以适应维新的需要。早期经营的书籍有严复翻译的《赫黎胥天演论》；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格致(物理)、数学等方面教材，以后渐渐侧重于桑园、农艺、畜牧方面的农技书籍。记得慈溪藉学者叶懋宣所编的《数学教科书》一厚册，也是该社出版并发行的。辛亥革命以后，该社还出版过彩印的《二十世纪世界大地图》，风靡一时。该社在上海设有分社，但不久在上海的分社营业超过了宁波的总社，因此就以上海为总社，在宁波的新学会社反而降为分社了。
    与新学会社贴邻的一家书店叫文明书局，兼营文具。解放以后，转为专营文具业。店主顾耐仙。
    文明书局之旁，有一竞新书社。主人王荫亭，奉化人，是一个热心于教育事业人士。他开办书店之目的主要是为学校做好“后勤”工作，以保证课本、校薄、仪器，文具的及时供应。
    文明书局的对面，有两家书店，一为明星书局，店主人姓马。少店主马元恺在解放初期曾任宁波市第三中学教师。明星书局创设于“五四”运动之后，经销一部分新潮书刊，如《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但同时也经售一些右翼刊物，如《醒狮》、《爱国青年》等。1952年，明星书局将店屋售与国营新华书店，在此先后开设过新华书店门市部、课本供应部，今为新华书店批发书店。
    另一家是单间门面的文星书局，规模较小，解放后闭歇。
    这些书店都有它的一些经营的特色，共同之处，一是经营多样性，二是营业的淡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三是开架陈列，书刊任读者自由取阅，不论买与不买，店员都毫无怨言。
    还有—家开设在中山东路西马弄口的振新书店。店主钱君培，原是汲绠斋业务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该店少主人钱永年在店内附设了一个“国光集邮社”，是宁波最早的一家集邮社。
    昔日的书店以中小学课本为营业大宗，每届开学季节临近，竞争非常激烈。1938年夏，宁波六家较大书店(汲埂、新学、文明、竞新、明星、振新)联合起来，组成“课本联合供应处”，形成了垄断的格局，使别的书店无法与之抗衡。
    开明街中段，有一家单间门面的开明书店，经营“五四”以来新文艺小说，以及新编戏剧、医学图书等，兼售一些进步刊物，在文化界中有一定影响。该店为沈霞光、沈云起兄弟所创办。
    与日新街相近的有一条又新街，街上有两家书店。一家是以经营古籍为主的大酉山房。店主林集虚(字乔良)，精于古籍版本，是一个书贾兼藏书家。他的藏书室叫“藜照庐”。另一家名为“三宝经房”，经售佛经，宝卷之类，兼营僧衣法器。
    1928年至1930年期间，崔衙街曾有上海世界书局宁波分局，四十年代，上海大众书局也在此没过分局，不久即闭歇。
    中山东路解放北路口，有一家经营通俗小说为主的文献书店。店主张世昌。
    根据笔者记忆开明街上还有两家书店。一为四明书局，未几即停业；另一家为林赓记书店，以经营通俗小说、戏剧、唱本为主，店主林姓。
    中山东路靠近县前一段，昔日有两家以经营古籍和碑帖为主的书店，一为通雅书局，另一为三余堂，均至解放前歇业。
    抗日战争期间，公园路上有一家宣传推广进步书刊的青春书店。创办人之一毕青，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新华书店副经理、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局长等职，现已离休。他在青春书店遭到国民党政府查封后参加三联书店工作。因另有专文介绍，此处不再重述。
    以上提到的私营书店，其中开明、振新、林赓记、文献四家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完全并入国营新华书店。还有一些经营古旧图书的摊贩，有周德庆、谢显德、张芝东等六、七人，在1958年联合组成集体企业一一宁波市古旧书店，也在1966年并入新华书店。

    从浙东韬奋书店到宁波新华书店

    1942年夏，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创设了新浙东书店。1944年,因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书店归属于中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出版发行科领导。书店总发行部设在四明山区杜徐，与韬奋印刷厂邻近。
起初，只依仗交通站兼搞发行工作，以后逐步在章家埠、梁弄开设了韬奋书店门市部，并在“三北”和鄞、奉、新等地区相继设立了发行分部。所有分支机构约有十四、五处。
    当时发行的书籍主要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以及《整风文献》、《大众哲学》等政哲读物；文艺作品有《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教科书与扫盲读物。出版物主要由韬奋印刷厂自己排字和印刷。该厂还兼任着印制“抗币”、粮票和布告的任务。
    那时书店的工作任务十分艰苦，敌人来了，就把书报和印刷机器藏起来，拿起枪支跟敌人打仗，敌人一跑，就放下武器从事发行工作。 “一手拿枪，一手发书”成了书店人员的战斗口号。他们终年穿着草鞋，翻山越岭，不顾个人安危把革命的精神粮食送到战士和向往革命的读者手中。在樟村英勇就义的李敏烈士，就是兼职的图书发行工作者。当时不少青年，正是阅读了这些革命书籍以后，才毅然走上抗日和革命道路的。
    1945年9月30日，纵队奉命北撤，书店亦随军北上。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在纵队一级大多建立了随军书店。宁波市新华书店的前身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的随军书店。
    1949年7月15日，宁波市新华书店正式诞生了。地址就在中山公园内。负责人张舟。开办时定名为“新华书店宁波支店”。不久，迁中山东路(方紫金银楼旧址)营业。1950年至1952年间，先后迁移至日新街和中山东路(今宁波钟表眼镜商店处)营业，并在江北新建江北门市部。1958年，增辟科技书店。
    十年动乱期间，图书发行出现过一个畸形的局面，一方面是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的发行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其它出版物的发行量却跌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原有的古旧书店也在这个时期被迫停办了。直至文革后期，方才恢复了一个供应古旧书的“内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禁锢已久的求知欲，象火山喷发一样迸发出来，当脱销已久的古典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重版后投放市场时，读者欣喜若狂，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达旦排着长队，等候着一早开门购买自已心爱的读物。先后出现过抢购各种复习资料的高考热、外语热、工具书热、改革开放经济著作热、普法读物热、武林小说热、通俗小说杂志热等等，呈现了文化复苏和出版繁荣的景象。
    从80年代初、中期开始，由于商品市场的活跃和发展，图书发行也出现了第二渠道，新华书店一统图书发行市场的格局遇到了挑战，有几家批零兼营的集体书店应运而起。还有数以百计的个体书摊，这对活跃文化市场，方便读者购书，起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也有不少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的书刊充斥于市，通过清理，图书市场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现在，宁波市新华书店是我市图书发行的主力军和流通的主渠道。该店(不包括镇海、北仑两个独立的区店)已有大型综合门市部即东门口门市部和专业书店七家，它们是：科技书店、少年儿童读物书店、外文书店、音像书店、批发书店、教育书店和古籍书店；还有地区性门市部三所(江北、江东、慈城)，单位供应部，教材发行部和储运部三个服务部门。全店现有正式职工133人。1988年，该店图书发行量已接近1000万册，销售额800万元，1989年,销售额已逾千万元，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