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呕心赈粮荒

                            □ 蒋冠庄 高敬增　《百年潮》 2008年第01期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无论城乡,人们口粮都很紧张。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各地纷纷告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要决策,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陈粮食危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加之从这年起,全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评注：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虫灾？并且较之常年同类灾害严重到怎样程度？应该列举出来。］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实际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粮食为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一些干部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不敢讲真话、实话,高指标、浮夸风卷土重来,粮食虚假的高产数字降不下来,1960年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这样就使中央原来确定的粮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坏,带来了粮食的高征购。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其中1959年粮食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9.6%。而在正常年景,粮食征购数仅占粮食产量的20%多。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征购了农民的一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1960年、1961年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数量过高,征购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城市和工矿所需口粮也难以正常供应。无论城乡,人们口粮都很紧张。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人们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树叶、挖观音土充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据后来的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几倍。
　　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不顾自己刚遭到错误批评,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提出解决意见。1月13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4月1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仅细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做答。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调查研究 　　
　　当时,李先念还亲自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十分厉害,因而招致的祸害也大。1960年6月至7月,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他发现,饿死人比较多的光山县是信阳地区的一个重灾区,搞浮夸最严重,县里干部竟然宣称亩产高达万斤。许多社员的口粮、喂牲口的饲料粮都被征购去了,社员只好捋树叶、扒榆树皮充饥。他看到这里一些农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甚至有一些人因无东西吃而饿死,心情非常沉痛,流了泪。他坚定地表示,干部如此严重的不正之风和由此引起的饿死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他反复地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讲解中央的政策,鼓励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渡过灾荒。         李先念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这位负责人仍然不能面对现实,还滔滔不绝地说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河南信阳的情况。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李先念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共产风”严重而暴露较早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这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信阳地委积极开展了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阅后,于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将此报告发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随即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各地重视,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1960年秋。李先念来到家乡湖北省红安县调查研究。他请来十几位农民和县领导干部一起座谈时,感到农民当着县领导干部的面,没有把心里话讲出来。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到农民在县里的临时住处,把他们喊起来。农民们才讲了实话,反映大炼钢铁砍了大家许多树;兴修水利使坏了大家的手推车和其他工具;吃食堂,不给农民分口粮,食堂吃得不好,老人、病人想吃点东西,家里也没有粮食做。他还了解到有的地区因缺粮而饿倒了一些人。他立即向有关部门建议,调进了一些粮食,及时解决了缺粮户的困难。
　　
四项应急措拖 　　
　　安排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已跃居事关全国政治、经济大局的第一位问题。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6个报告,在10次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第一项应急措施: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
　　从1960年初开始,粮食缺口大已经显现,食油、棉花也十分紧缺,特别是粮食调运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调出和调入。为保证完成粮食紧急调运任务,李先念提议,经中共中央于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并决定由李先念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
　　李先念早晨起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粮食部呈报的购、销、调、存5日(或一旬)进度表,了解粮食动态。当时的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副部长杨少桥、赵发生等人,几乎每天都要到李先念那里去汇报粮食情况,有时甚至一天去两三次。
　　由于原来的产粮省因受灾和浮夸风等因素的影响,安排本省吃粮也颇紧张,因此纷纷叫苦,粮食调拨任务一时难以完成。李先念为此心急如焚。
　　1960年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未解决。7月5日,李先念和谭震林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粮食调运情况不好,6月份应调出21.19亿斤,实际只完成14.54亿斤。京、津、沪和辽宁等省市只能随调随销,天天过年三十,再这样紧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出现乱子。”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lO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现在的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四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六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的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万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一个月内,李先念三次向中央报告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这说明了他对完成粮食调运任务的焦急心情,也反映了他对人民疾苦的高度责任感。他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有一次,湖北省长张体学以湖北省委名义给李先念打来电话,哭诉道:“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连湖北这个产粮大省都严重缺粮,李先念听后心情非常难过。
　　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李先念告急时,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地区。例如:1961年中央决定调给粮荒严重的河南3亿斤粮食,这时,李先念接到邓小平从辽宁打来的电话,说辽宁粮食供应紧张,需调入3亿斤粮食。李先念找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商量决定,从给河南的3亿斤粮食中,挤出2亿斤给辽宁。对此,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深表满意。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渡过春荒。
　　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李先念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1960年9月,李先念到湖南省,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省党政领导人汇报了粮食问题。省委书记华国锋说,由于春寒和旱灾,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只能达到190多亿斤至202亿斤,扣去农民口粮、饲料、种子、城市居民消费的粮食、工业用粮等,只能往外省调出14亿斤到14.5亿斤。中央要求湖南调出15.5亿斤的任务,实在完不成。李先念听完汇报,表示湖南少调出l亿多斤粮食,他作不了主,立即请示了周恩来。第二天上午,他宣布周恩来同意湖南省调出粮食定为14亿斤。
　　第二项应急措施: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
　　1960年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他在会上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北戴河工作会议时候预计的要低,不但农村消费标准要比北戴河工作会议计算的更低,而且城市消费标准也要同时低下来。”
　　农村口粮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东西南北各地区自然气候、水利、耕地等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生活水平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要依据不同情况制定,做到尽可能合理。李先念经过反复研究,提出安排农村口粮的设想: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400斤: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320斤: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00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要从上年度的590亿斤 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不能降低,必须保证;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可以适当照顾,但要与远郊区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同年10月8日,李先念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并且主动提出不吃或少吃肉。李先念也带头吃代食品。  第三项应急措施:从国外进口粮食。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他在信的末尾,焦急地说:“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都在信上批示同意进口粮食。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粮食进口的具体工作,由李先念亲自抓。中央同意进口粮食以后,究竟进口多少合适,经过反复研究,开始周恩来同意进口50万吨。1960年12月,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同外商谈判中已有把握签订进口200万吨的合同,如能进口400万吨粮食,那么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按计划,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订购的第一批小麦,1961年2月份就要到达中国天津港。进口粮食数量大,装卸运输任务重,时间紧迫,缺乏经验,困难不少。1月27日,李先念召集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他在会上说:“粮食运到了港口,如果运不到急需的地方,发生粮食脱销,那就成为政治问题。”“粮食体大、笨重,不及时运出码头,就会堵塞。造成整个码头的瘫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开个动员会,把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要做到进口粮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装、快转运。”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李先念任组长,办公地点设在财贸办公室。会后,立即派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财政部副部长李树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江东平等7人,分别率领工作组赴大连、天津、上海等7个主要港口坐镇。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办公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那段时间,每天清晨六七点钟,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等,就已经在李先念那里讨论进口粮食的安排问题了。
　　2月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李先念在这批粮食抵达港口前夕,委派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琮、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机械部副部长沈鸿、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先到达天津。李先念叮嘱他们,要定期召开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不断改进粮食的装卸和转运工作。当时,把船上的散装粮食卸到火车厢里,开始是用铁抓斗,但撒漏多,造成粮食浪费,后由沈鸿和粮食部科研所负责人傅立民研制出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轮船中吸出来,解决了装卸粮食遇到的这一难题。
　　由于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进口粮食43亿斤,首先调运给京、津、沪、辽和重灾区,避免了粮食脱销的危险。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平均进口为109.4亿斤;出口粮食127亿斤,年平均出口25.4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平均净进口84亿斤。这对于解决当时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保证市场稳定,休养生息,恢复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项应急措施:减少城镇人口。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用于供应1.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陈云、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李先念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他带着这个问题,去河北省石家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他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他在信中写道: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他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他提出,为减轻国家对城镇粮食供应的负担,增加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城乡关系,必须减少城镇人口。“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谈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万八千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