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帮,李先念蒙鼓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3:51:52
李先念轶事
李先念是一个木匠。党内出身木匠的常委还有李瑞环。实际上,刘少奇本人也是木匠出身,至少通晓木工活。195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身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看到中南海迎熏亭正在修缮,忍不住走过去干了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抓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以致于我们能够透过这张老照片看到这位严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中的有趣的一面。(《共和国重大出台前后》第三卷封一,刘少奇照片)
假如把李先念在党内的职务略微排列一下就会发现,李先念是我党不多见的能够成功的躲避政治风浪并且一直保持高位的罕见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而且,李先念创造下来建国后连续五届中心政治局委员的记录,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破过。
李先念是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开始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连续五次在党的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这个记录目前看从有政治局这个机构的正式名称开始,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拥有过。非凡是建国以后的领导人更是不能和李先念相比。例如陈独秀本人是连续五届的党中心领导人,但是,陈独秀在做领导人之际,党还不是执政当局,那时候的领导人往往牺牲在前,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说不能和建国以后的领导人并列。再有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六届到十届连续五次中心第一次全体中心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委员,不过,六届一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时,党也是在野党,还不是执政党,假如说从执政开始算起,毛泽东显然也“不敌”李先念。
李先念本人从中共中心副主席位置下来以后(主要是取消了中委主席的称呼,所以,副主席自动也就不予存在了),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从国家主席位置下来再继续担任政协主席。这在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核心层中只有邓小平、陈云才会享受如此殊荣,可见李先念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
1989 年5月31日,邓小平和中心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注1】从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李先念所处的位置。李先念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当时是协助邓小平、陈云负责主抓经济工作和部分外交工作。那么,一个受到党的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视和重用的李先念又是怎样摆脱危局、步入高层的呢?
李先念说起来算不得毛泽东的嫡系,一度还被视作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他在西路军失败以后曾经被人问及是预备回延安还是预备继续留下的时候,李先念选择了回延安,事实证实,这个选择给李先念带来了无限的生气。
李先念回到延安以后被毛泽东召见,以后李先念还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用李先念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的有些话毛泽东听进去了。当时延安开展的批判张国焘运动搞的很激烈。上纲上线很严重,抗大政治部直接下达给干部学员的提纲就是三条:第一,四方面军是土匪;第二,四方面军是军阀;第三,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被张国焘给收买了。
抗大中对四方面军的干部很歧视,整人很厉害,不交代实质问题就让坐在一个板凳腿上,还不让起来休息,有的人还受到殴打,红四军的副军长因为愤懑不平而自杀。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心工作会议上谈及这段历史时指责林彪当时搞宗派,把持抗大,专整四方面军的干部。【注 2】1961年正是毛泽东和林彪最后一次合作的蜜月的开始,适时林彪权力炙手可热,所以,毛泽东说这番话基本上可以说是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注重的是,林彪其人固然喜欢播弄权术、拉山头搞小圈子,但是,把持抗大整四方面军干部不能不说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事的,只不过林彪在逢迎毛泽东的时候显得“凡事左三分”罢了。
对于抗大的这段往事,很多党内高级将领都讳莫如深,许世友直到撰写回忆录时,对于此事也没有具体提及。而为数不少的党史教科书只是告诉大家毛泽东是怎么拯救许世友的,似乎毛泽东本人并不同意整四方面军。然而,假如真的如毛泽东所言,是林彪等人图谋专政四方面军的话,那么,多年以后的许世友还在为谁掩饰真相呢?
许世友等人被抓、被判刑,这样的气氛下,李先念还见了一次张国焘,并且最为难得的是,李先念还就从撤退鄂豫皖根据地同毛泽东认真的谈了一次,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不撤也不行。”【注3】消除了以往的一些误会。虽说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成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可是,李先念当时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也说明李还是一个有相当勇气的人。
通过几次接触,毛泽东对李先念有了比较深的印象,加之李本人又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毛泽东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些偏爱,主要是和工农干部朴实、坚定有关,同时,工农干部也比较听话。所以,当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预备把李先念下放到129师做一个营长的方案出台后被毛泽东亲口给否决了。毛泽东对李先念表示,把李先念从一个军政委下放到营长的位置上去,不公平。他给李先念安排了去做高敬亭的参谋长。这成为以后李先念走出阴影的发仞。
尽管毛泽东有言在先,不过,对李先念的查考仍然没有结束。李先念主持的鄂豫边区以后迎来了它的新领导-郑位三。郑位三去边区是中共中心书记处给华中局的电令,这个书记处的电文的意见就是来自毛泽东。电文中的口气很生硬也很严厉,除了任命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和部队的一把手以外,还严厉的指出郑位三带去的同志要对郑位三有足够的信仰,同时要求郑位三有一台直接和中心对话的电台以及严密、可靠的机要班子,电文中指出边区的机要部门已经被敌特占领云云。可以说,郑位三是顶着不折不扣的钦差帽子到达边区的。
在同郑位三的交往中体现了李先念做人的圆熟、机敏的一面,也体现了郑位三本人的难能可贵的品质的另一面。
郑位三到达边区以后传达中心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强调巩固这一方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巩固方针应该是针对李先念等人的扩充队伍和扩大边区规模的情况。有人在延安告状说四方面军某些人贼心不死招兵买马,这些谰言可能得到了应有的响应。而郑位三以后虽说对李先念多加照顾,然而,这一巩固的方针始终坚持不变。这也说明了这个方针的来头实在不小。
李先念是1943年年初在蒋家楼子会议上当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郑位三就来接替李先念的位置。由此可见,李先念在当选党政军一把手以后再三给中心、华中局去电请求辞去书记的职务的顾虑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边区党委成员给上面的电报中请求中心不要变更书记的人选,当时刘少奇已经答应了,可是,后来还是换上了郑位三。
换上来的郑位三倒始终没有以钦差自居,中心两次任命他为边区党政军一把手的文件,他都没有拿出来念,一直都是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而且,他对李先念、陈少敏等人还是比较尊重的,非凡是对李先念。任质斌后往返忆他去河南发展时,就是李先念出面磨郑位三给任多配备一些武装,郑后来也答应了。不少同时期的老同志以后怀念郑位三时,都提到了他在鄂豫边区的这一段做事磊落的往事。郑位三背后曾经提醒李先念吸取高敬亭的教训,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建议。
说到高敬亭的事情,不免要多说两句。以往,不少的公开资料中介绍高敬亭被杀一事时都提及毛泽东的那句话:“那个高敬亭当初是不是可以不杀?”似乎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并不赞同高敬亭被处决。而且也有一些书里面把高敬亭被杀的责任推给叶项二人。但是,根据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的回忆,杀高敬亭的事情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达以后军部才得知,此前根本没有与闻。那么,谁能给蒋介石直接对话商量高敬亭这个量级的人物的去留问题呢?假如高敬亭被杀仅仅是叶项二人的行为的话,那么郑位三提醒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一事的教训的另外涵义又在哪里呢?毛泽东的那句反问我看包括两层意见,一个是反对杀高敬亭;一个是杀了以后有些后悔。高敬亭本人是四方面军的翘楚,而且一向横暴,他死后据说同情他的下场的人不多,高因为工作上的分歧逼死了老资格的方维夏,说起来也是一个严厉斗争的角色。但是,高敬亭的能力还是很有一些的,在部队中也有一些威望,唯一让上边感到芒刺在背的是此人独立性比较强烈。
叶挺是一个非党人士,杀高敬亭不可能由他来拍板,而项英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坚定的执行政策的教条主义者,此人固然在看待一些政治战略上有僵化的一面,但是,公然背着中心擅自行事的非凡是自主杀掉支队这一级别的领导的情况在项英的个人历史上不多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而且,新四军军部的一个营长叶道志(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脱离部队事件出来以后,叶本人就被仓促的枪决。这件事就是背着项英做的,以后项英还专门向周恩来反映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主张轻易杀人。从历史上的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看,项英在杀人问题上是一个比较冷静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以后和毛泽东的种种分歧,项英仍然能够遵守一个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可惜的是因为项英属于毛泽东点名犯了错误的干部,在新四军失败的第二天,延安就马上出台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可见预备工作已经由来已久,也因此过去扣在项英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也比较多,像风传的他和叶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我将在另一篇《叶挺.项英.毛泽东》一文中给予具体解答,此不赘。
这里讲项英、高敬亭的这段往事就是旨在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于来自其他山头的干部还没有完全消除戒备心理,当然对于李先念也不例外,郑位三提及高敬亭的这件事也是为了告诉李先念不要给中心和毛泽东造成一种招兵买马、独立王国的印象。而李先念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李先念在工作方法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路数,例如在对四方面军的历史评价上,李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李先念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表明这种分歧,更没有背后议论长短,而是事后找到毛泽东,在私下里交换不同的看法。从后来的反冒进到第一次庐山会议,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于上书、背后议论等形式是很反感的,相反对于当面说清楚事实则抵触相对少一些,用毛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就是李先念和郑位三之间,李也充分的尊重郑位三的地位,在郑位三提出巩固方针以后,举凡举手表决时,李先念也从不唱反调,而是背后做工作,效果也不错。这些反映了李先念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善于处理多重同志、上下级关系的灵活的手法,这也是李后来一直比较顺畅的缘故。
李先念在抗战期间创建根据地、解放国土面积达90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正面抗击了日寇150000多人和伪军80000多人,建立了 50000多人的正规武装和300000人的民兵武装。李先念以其个人不俗的能力表现赢得了党内的认同,毛泽东亲口对龙云说过:“李先念就是我们党的青年英雄。”然而,当初曾经对李先念同中心解开误会的一度代理中共中心中原局书记的郑位三却在建国以后官场蹭蹬,仅仅给予全国政协常委等虚职,1975年文革中含冤去世。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同其他二十多位领导人一道被选举为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应该说,李先念是一位党内不多见的上马治军、下马安民的军政双才。从风尘仆仆、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共和国财经领域内的管家,李先念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对于建国以后日益左倾的毛泽东在主管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盲干、冒进,李先念是不以为然的,李先念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而只能招致损失。” 毛泽东因此在反反冒进的时候,对李先念曾经加以深刻的责备,毛泽东讥讽李先念是杞人忧天,一见到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李先念则说:“我不是忧天塌天下来,而是忧几亿人没有饭吃。”虽说李先念也被迫在1958年5月,和周恩来、薄一波、陈云等人一道做了违心的检讨,可是,后来在庐山会议时还是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向毛泽东坦承自己的忧心忡忡。
在大饥荒的岁月中,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150亿斤。”针对这些困难,李先念提出承包的建议,不过,李先念是深知毛泽东的脾气的,所以,提的比较保守,建议一年一包。虽说如此,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中每每与自己相左的李先念,毛泽东固然不断的敲打一下他,有时候还让他当众做检讨,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紧跟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服从与忠顺,所以,尽管李先念“小错”不断,毛泽东还是逐渐把他放在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1958年5月李先念当选中共中心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经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几位 “巨头”之一。
文革起来以后,李先念也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里面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二月逆流中,李先念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样拍了桌子,他指责谢富治和稀泥的同时还说当时国内的大规模的逼供信是罕见的。李先念的如此发言虽说刺耳,可也有别于谭震林、陈毅那样的尖锐,因此,在处理三老四帅时,毛泽东有了区别对待。再加上李先念检查做的很好,熟悉上也很深刻,所以,毛泽东不但没有穷追不舍,反而变相的保了李先念。三老四帅中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或者下放或者靠边站,陈毅、谭震林则被批判,唯独李先念安然在位,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由此也可见李先念的“内功”之深厚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和叶剑英成为二月逆流中绝无仅有的两个继续进入中心政治局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专门保了李先念,李先念很受感动,当着全体中心委员的面,做了公开检讨,至今保留的新闻纪录电影中还能看到李先念当初痛哭流涕的表态的场面。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原谅了李先念,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也认为李先念态度很好,言词很恳切。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李先念对邓小平保持了相当的尊重,在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李先念请邓小平先走,邓不肯,坚持要李先念先走,而且还搬出了规定,这是许家屯回忆的。然而到了1975年以后,李先念居然在毛泽东面前状告了邓小平。李先念在 1975年国庆节单独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对毛泽东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味道不对,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徐景贤转述王洪文的亲口所言。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指出对文革老同志中有一些人第一不满足,第二要算帐,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以往我们都知道是毛远新最早向毛泽东做了诋毁邓小平的汇报,实际上在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中,李先念也同样做了类似的表达。
毛泽东死后,李先念开始和叶剑英有所走动,此前叶剑英因为也犯了“错误”,已经很少有人登门了,这时,李先念不仅是活动一下彼此的关系,也是进一步向叶剑英打听一些消息。然而,在叶那里,李先念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直到1976年9月,还是华国锋挽留了预备外出的李先念,让他在北京再呆上一段给中心参谋参谋,具体参谋什么,华国锋也没有告诉李。直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逮捕以后,李先念还如蒙鼓中,他在开会的现场问叶剑英的秘书王文理:“这是开的什么会吗?”然后,后来在中心统一定调子抓捕四人帮决策过程的几位领导人名单时,还是加上了李先念的名字。从而让李先念得以和叶剑英一起成为“十月春雷”的功臣。
华国锋的短暂春秋之际,李先念由于精通经济工作,成为华国锋再度冒进的先锋,也因此受到邓小平、陈云的批评,对此李先念做了一定的检讨,背后对此却并不怎么满足,后来他对来访的许家屯说:“你看看,他们计划的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李先念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以后的胡耀邦、赵*阳事件中,李先念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建议始终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聆听和首肯。
1992年6月21日,年已83岁的李先念寿终正寝。他和毛泽东是同一年龄谢世的,他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生前位置最高、荣誉最隆、信任最深的唯一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