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荒政之最：粮荒、房荒、人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0:52:22
王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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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取消农民的种粮权、做饭权导致粮荒
1958年的大跃进、集体食堂大锅饭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1959－1961年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多万。虽然各地都有人饿死，但是差距很大，哪里严格执行大跃进政策，“放卫星”浮夸虚报产量，哪里饿死的人就多，例如仅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1000多万人，而一些大跃进“落后”地区饿死的人不多，例如山东有一个“落后县”昌乐县就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王永成到任后，非但不“改造落后”，反而“倒行逆施”。全县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来源: 2007-04-14人民网 北京)
在我的故乡江苏省，当时“备战备荒”工作做得很好，贮备粮食至少可以供应本地居民和驻军食用一年，但是由于存在“台湾敌特活动”、“蒋介石反攻”的威胁，这些粮食主要用于备战，没有用来救荒。结果“敌特”抓了不少，“蒋介石反攻”连影子都没有。粮仓大都由武装民兵守护，没有发生一起解放前饥荒年常见的“抢粮事件”。苏北很多县份因“浮肿病”死亡（其实就是饿死）的超过万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是“浮肿病”死亡的高峰期，第三年，政策有所松动，例如当时有一张据说从浙江流传过来的治疗“浮肿病”的中药方，生病的可以照方吃药，很多患“浮肿病”垂死的人保住了性命。该方大致是“方用甘草一钱，稻糠一两，红糖一两，小麦五斤”，小火煎汤服用。一些比较爱护群众的干部向上级请命，以“药材”的形式发售了一些“备战备荒”的粮食。民间传言，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说中草药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应当予以发扬光大，有人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尚方宝剑”，编造了上述治疗“浮肿病”的药方，以吃“中药”的形式促使政府变相放粮。虽然干部的亲友“吃药”通常比较优先，但毕竟为普通群众也开了一条活路。
大饥荒之后，农民获得了做饭权，即分灶做饭，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种粮权还在生产队手里，效率很低。直到1978年之前，大部分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粮荒阴影挥之不去。包产到户让农民重获种粮权，仅仅一年，吃饭问题迎刃而解。到1980年代中期，在全国人口比1978年增加几千万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户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政府取消公民的建房权导致房荒
一般的商品房成本仅仅是一千多元一平方米，而房价近年来却一直居高不下，均价突破万元的城市很多。一部分人做了房奴，大部分人求做房奴而不可得。1990年代曾经讨论并试点过的自助式城市建房合作社销声匿迹，政府通过征地、批地等环节垄断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建房权。农民倒是有建房权，但是过亿农民已经进城定居，不可能把房子背着走。中国人再次显现了当年应对粮荒那样的智慧，各地城郊的小产权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价格不到当地商品房均价的50％甚至20％，各地“有关部门”屡次“打击”。如果政府换一个思路，积极引导扶持，承认民众的建房权，房荒就不难缓解。就算动物都有建窝权，中国人享有建房权也在情理之中。
政府管制公民的生育权导致人荒
仅仅是十年前，中国仍然似乎有用不尽的人力资源，但是2002年左右南方工业区已经出现民工荒，稍后蔓延到长三角地区，2006年起，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江西等地缺乏劳动力，人荒危机开始全面显现。伴随人荒危机，男女比例过度失调，“女人荒”危机也很严重。
为了控制所谓的人口爆炸，防止民族肥胖，中国采取了过激的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人并非越瘦越好，人口也不是越少越好。二十多年来计生部门一直通过强制性计划生育这种“放疗”、“割肉”减肥法给中华民族减肥，现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这种极端方法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个是头重脚轻老龄化，另一个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20多年的一胎化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急剧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如果不改弦更张，2020年前后人口危机就会总爆发，出现4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4000多万找不到老婆的壮年光棍。
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即二十多年前的“超生游击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推迟了人荒的出现。人口问题有20－30年的延后效应，现在不做调整，后果不堪设想。计划生育部门报告中国的计划外生育率是6％，当年粮荒时期农民的自留地（当时是救命地）大约也是6％，这是巧合还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底线？
粮荒、房荒、人荒的根源是一致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管制造成的。粮荒、房荒造成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时间弥补，但是人荒危机却很难用时间弥补，如果不及时调整，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加上过低的生育率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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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取消农民的种粮权、做饭权导致粮荒
1958年的大跃进、集体食堂大锅饭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1959－1961年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多万。虽然各地都有人饿死，但是差距很大，哪里严格执行大跃进政策，“放卫星”浮夸虚报产量，哪里饿死的人就多，例如仅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1000多万人，而一些大跃进“落后”地区饿死的人不多，例如山东有一个“落后县”昌乐县就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王永成到任后，非但不“改造落后”，反而“倒行逆施”。全县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来源: 2007-04-14人民网 北京)
在我的故乡江苏省，当时“备战备荒”工作做得很好，贮备粮食至少可以供应本地居民和驻军食用一年，但是由于存在“台湾敌特活动”、“蒋介石反攻”的威胁，这些粮食主要用于备战，没有用来救荒。结果“敌特”抓了不少，“蒋介石反攻”连影子都没有。粮仓大都由武装民兵守护，没有发生一起解放前饥荒年常见的“抢粮事件”。苏北很多县份因“浮肿病”死亡（其实就是饿死）的超过万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是“浮肿病”死亡的高峰期，第三年，政策有所松动，例如当时有一张据说从浙江流传过来的治疗“浮肿病”的中药方，生病的可以照方吃药，很多患“浮肿病”垂死的人保住了性命。该方大致是“方用甘草一钱，稻糠一两，红糖一两，小麦五斤”，小火煎汤服用。一些比较爱护群众的干部向上级请命，以“药材”的形式发售了一些“备战备荒”的粮食。民间传言，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说中草药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应当予以发扬光大，有人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尚方宝剑”，编造了上述治疗“浮肿病”的药方，以吃“中药”的形式促使政府变相放粮。虽然干部的亲友“吃药”通常比较优先，但毕竟为普通群众也开了一条活路。
大饥荒之后，农民获得了做饭权，即分灶做饭，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种粮权还在生产队手里，效率很低。直到1978年之前，大部分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粮荒阴影挥之不去。包产到户让农民重获种粮权，仅仅一年，吃饭问题迎刃而解。到1980年代中期，在全国人口比1978年增加几千万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户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政府取消公民的建房权导致房荒
一般的商品房成本仅仅是一千多元一平方米，而房价近年来却一直居高不下，均价突破万元的城市很多。一部分人做了房奴，大部分人求做房奴而不可得。1990年代曾经讨论并试点过的自助式城市建房合作社销声匿迹，政府通过征地、批地等环节垄断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建房权。农民倒是有建房权，但是过亿农民已经进城定居，不可能把房子背着走。中国人再次显现了当年应对粮荒那样的智慧，各地城郊的小产权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价格不到当地商品房均价的50％甚至20％，各地“有关部门”屡次“打击”。如果政府换一个思路，积极引导扶持，承认民众的建房权，房荒就不难缓解。就算动物都有建窝权，中国人享有建房权也在情理之中。
政府管制公民的生育权导致人荒
仅仅是十年前，中国仍然似乎有用不尽的人力资源，但是2002年左右南方工业区已经出现民工荒，稍后蔓延到长三角地区，2006年起，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江西等地缺乏劳动力，人荒危机开始全面显现。伴随人荒危机，男女比例过度失调，“女人荒”危机也很严重。
为了控制所谓的人口爆炸，防止民族肥胖，中国采取了过激的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人并非越瘦越好，人口也不是越少越好。二十多年来计生部门一直通过强制性计划生育这种“放疗”、“割肉”减肥法给中华民族减肥，现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这种极端方法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个是头重脚轻老龄化，另一个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20多年的一胎化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急剧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如果不改弦更张，2020年前后人口危机就会总爆发，出现4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4000多万找不到老婆的壮年光棍。
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即二十多年前的“超生游击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推迟了人荒的出现。人口问题有20－30年的延后效应，现在不做调整，后果不堪设想。计划生育部门报告中国的计划外生育率是6％，当年粮荒时期农民的自留地（当时是救命地）大约也是6％，这是巧合还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底线？
粮荒、房荒、人荒的根源是一致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管制造成的。粮荒、房荒造成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时间弥补，但是人荒危机却很难用时间弥补，如果不及时调整，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加上过低的生育率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