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始终重用李先念

一、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笑称：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5年１月，毛泽东在遵义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1953年，毛泽东在李先念（左二）等陪同下视察湖北农村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密商“交班”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之新鲜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这么快，却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天，毛泽东就对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来指示，对第五师和边区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国内蒋军必四方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4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源，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因此建议：（一）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二）八路军南下二梯队立即星夜出发，暂在边区待机一时，协助控制山地，调整阵容。最好能留在边区，则可整编四至五个旅，应付内战，更有把握。

　　8月15日，毛泽东谆谆告诫李先念：“时局虽急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这次来电，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答。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其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在应邀去重庆谈判前，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关注东北和中原问题。

　　10月11日，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由于过分的紧张工作，毛泽东于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泽东的健康基本恢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原解放区已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靖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举行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你不当财政部长，只好把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这一决定，所以并不觉得突然。尽管人已经来到北京，但他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理解他，请中央另物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陈云向中央提议和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也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李先念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还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李先念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保证粮食供应，不仅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泽东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保护了李先念

　　1966年，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全国出现了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以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这个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轰”。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并于1966年11月制造了所谓“出国风波”。

　　当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不干了，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开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

　　一下车，李先念就转身对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说：“在五十年代我就想来。六十年代也想来，可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终于来成了。比斯塔首相，我应该谢谢你。”

　　“我们尼泊尔应该谢谢中国，谢谢毛泽东。你们是一个大国，自1955年两国建交后，我们一直和睦相处，中国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诚地说。

　　“你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呀。去年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是和尼泊尔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李先念诚恳地说。

　　宾主笑意盎然，步履轻轻，走向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座落于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冲中的毛泽东故居泥砖青瓦，土木结构,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普通农家住房。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简直不敢相信地问了两次：“毛泽东就是在这座房子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农民？”大家一个个地点头，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无话可说，他与夫人亲切地耳语着。美丽的夫人听完后，笑了起来。

　　首相说的是什么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着。比斯塔首相向翻译点点头，示意翻译。

　　比斯塔首相说：亲爱的中国同志，请你们猜一猜这个赢了钱的学生是哪里人？接着他做了一个手势加动作。

　　这一下说什么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语。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点了点额头又捏了捏鼻梁笑了。首相相视一眼也笑了，说：“您猜对了。”

　　李先念解释道：“脸面又称台面，鼻梁弯弯的，自然是台湾了。”李先念话一说完，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毛致用笑着对李先念说：“过去在湖南一直听说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铁算盘，今天看来你还是一把不动声色的活算盘哩。”

　　“你说错了，毛主席的铁算盘是陈云和李富春，他们教我学会了搞经济。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师，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经济的老师，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