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明珠：孙中山与毛泽东民主思想之比较研究-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孙中山和毛泽东，一个推翻了帝制，一个建立了共和。作为二十世纪两位伟人，对中国历史走向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各自的思想——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现代中国都曾发生过而且还必将继续发生着巨大影响。全面论述他们的思想的文章已数不胜数，但关于他们民主思想上的差异，虽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明识灼见的论述，但大多是从政治角度的分析。 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可以转换维度，从他们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入手，进而分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对西方文化的撷取的态度，通过对他们言论和行动两个方面的梳理，将他们的民主思想进行比较和辨析。 

　　一 对民主的不同理解 

　　综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一生，如果将他们的言行加以比照，确实可以看出他们民主思想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民主的不同理解。简言之，孙中山是“让民作主”，毛泽东是“为民作主”。 

　　要真正做到让民作主，孙中山以为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自19世纪末开展革命活动以来，一直主张“民主”，反对“君主”；主张“共和主义”，反对君主专制主义。他第一个提出并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彻底实行民主立宪政治制度，并同一切复辟帝制、无视《临时约法》、践踏民主的历史逆流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孙中山先生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建立不是一个阶级所专有，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国家政权之思想。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全体是皇帝，建立新式的民主共和国，让全体国民选举总统和议员，组织议会，制定宪法；主张树立法律的权力， 实行法制，依法治国。他认为，国家的一切只有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理想。概言之，孙中山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具有以宪法为保障的，靠法律机器和权力运转的，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因为有这种思想，孙中山毕生革命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夺取政权后，努力使中国能有一部真正保障民主政治的新宪法，以使中国最终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所以，他极为重视对宪法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孙中山认识到：宪法是“治国的根本大法”，是“全国共同遵守的大法”，是民国“立国的基础”。在孙中山看来，一部真正民主的好宪法是理想的“宪政” (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对实现民主政治和人民自由权利关系重大。民国成立初年，孙中山特别强调“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民国的根本在于此”。“要有良好的宪法，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 (《中华民国宪法史序》)才能“使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五权宪法)。宪法从内容及意义上说，主要是“国家之构成法”，“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既是国家机构的基本组织准则，又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法规。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是法律常识，但在民国时代，则是真知灼见。针对“许多人以为中国不适用民主政治，因为人民知识程度太低。”孙中山说：“我不信有这话，我认为说这话的人还没有明白‘权能’两字的意义。要解释‘权能’两字的意义，有一个譬喻在此：譬如坐汽车的与开汽车的，坐汽车的是主人，他有的是权，不必有能，他只要说得出要到的地方，就可以到要到的地方，不必知道汽车如何开法；开汽车的是雇员，他有的是能，他能摇动机关左右进退迟速行止，但是他并没有开到哪里的权。行使坐车人的权，取用开车人的能，汽车便会很顺利地到目的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的一般。至于如何做法，自有有技能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哪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1] 

　　要实现 “为民作主”，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党领导一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他的一贯主张。“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2]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呢？毛泽东说：“对人民内部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3]但毛泽东使用的“人民”是政治概念，与我们现在从法律角度说的人民不是一回事(现在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性的法律概念，每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所以，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小群体可以僭称自己就是整体的人民)。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但在这四个阶级中，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认真地去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5]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胜利。众所周知，毛泽东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的，[6]他就是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敌我友的基本判断，从而建立起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和打击谁的阶级路线。黄炎培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公众，个人的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7]黄炎培很谨慎，毛泽东很干脆。在毛泽东的意识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写出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但人民民主理论美好是美好，但是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形式又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这是因为人民民主(人民主权)把主权给了虚拟的“人民”这个群体而不是某个有形的实体。正因为如此，人民行使主权才必须要依靠他们的代表——有形的实体——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又如何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呢？那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一切权力归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进而归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进而归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说到底也就是最终归于常委会中的主席毛泽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着重号为笔者所加)[9]毛泽东是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我们可看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着重号为毛泽东本人所加)[10]毛泽东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坚持终生的不变的信条，但谁有权决定怎样为人民服务，关系至关重大。如果是由人民自己决定怎样为自己服务，则人民民主就落到了实处，而要由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大救星来决定怎样为人民服务，那就有可能决定对了，人民翻身得解放，决定错了，人民万岁声中受苦难。 

　　二 西方文化对孙中山浸润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形态背景。一个人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是同他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人生境遇和所受教育密切相关的。要理解孙中山对民主之所以不同于毛泽东，应追溯到他受西方文化的浸润以及他对西方民主的认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虽然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定继承关系，但主要还是受西方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阐发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渊源：“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 ，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享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父母和祖母，同胞兄妹中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孙眉(1854—1915)和姐姐孙妙茜(1863—1955)，下有妹妹孙秋绮(1871—1912)。孙中山的家境从祖辈起就非常贫寒，和中国农村许多穷人家的小孩一样，孙中山自幼就参加了农业劳动，早知稼穑之艰难。因为家贫，十岁(1876年)才进入本私村塾读书，接受旧学教育。 十二岁随母亲从香港乘船赴檀香山，投靠他的哥哥孙眉，“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1]自此先后在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13岁)，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16岁)，英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香港的拨萃书室(17岁)，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域多利书院(18岁)，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20岁)，香港议员兼医生何启创办的的西医书院(21岁)就读，在这里他与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在西医书院五年多的时间里除正课外，他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各类书籍，初步掌握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之基础知识。开拓了正处于成长期的孙中山的胸怀和眼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他后来曾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12] “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杂而不纯，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13] “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其一矣。”[14]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因屡遭清政府的追捕，多次被迫流亡欧美各国。伦敦蒙难前后，孙中山在那里专心研读政治、法律、外交、军事和经济等类书籍，进一步接触到西方民主理论，并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推动。他所创著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会通中西、守常应变的典范。民主精神是中山先生一以贯之的行为要则，民权理想是中山先生孜孜以求的思想的鹄的。在不失中华文化大统的前提下，它广泛地吸收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学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和穆勒·斯宾塞的自由论……他在晚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明确指出：“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从欧美传进来的。所以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 [15]在他看来，吸取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决非可有可无。由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一生在海外居住学习的时间要比国内长得多，这是他形成开放的文化胸怀和认同西方民主根本原因。 

　　三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家有父母和祖父，同胞兄妹中排行老大。1902年-1909年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17岁(1910年)，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8岁(1911年)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其间，曾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20岁(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21岁(1914年)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25岁(1918年)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同年6月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26岁(1919年)　从上海回到长沙。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岁末，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与孙中山比较，两人在26岁以前所接受的中西文化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以后经历也极不一样，终毛泽东一生，除到过苏联外，没到过其它任何国家。而且，毛泽东也没能熟练掌握任何一门外语。他和同时代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从实用的角度去认识和吸取西方思想，而且主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民主观是马克思、恩格斯观特别是列宁的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在论无产阶级专政时说：“无产阶级专政就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16]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于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国家”。[17]但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不是更大的至少也一样大。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民主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治国之道与术的结合。民众既是政治运动的目的，同时又是政治运行的工具，行仁政，得民心是维护政权或进行革命的重要策略和根据。毛泽东幼年读了六年私塾，四书、五经、《左传》等可以背诵：“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18]再经过六年师范，老师的指点和他自己的钻研，对这些古书作了进一步的消化。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作为他毕生的追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的夫人杨开慧、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潭、他的儿子毛岸英等，一家共有六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的这种为了人民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格风范，正如自己所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建国后，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在读到“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 时，写有这样的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19]毛泽东的评点表明他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视。不过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基础上的，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人民”是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阶级集合。它是中国社会带有革命性的各个阶级的力量聚合。它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思维特点，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 

　　以天下为己任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一生对孔子不大尊敬，到了晚年更是大不敬。毛泽东是批儒的，要打倒孔老二。但是他的意思和“五·四”时期的砸烂孔家店似有区别。他重视读书、研究和身体力行，要求人们从古典的文化中吸取民主和积极的成分，而不是砸烂孔家店之后的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他批儒，矛头的指向是人们革命之后停滞不前的思想和革命的途中因为局部胜利而产生的向旧体制投降招安的心理。所以，他也重视法家。法也是来自于儒的东西，但是发展了儒的不足的一面，更适合推动人们进取，改“常道”为“变道”，讲求变通，注重现实，相对地关心了普通平民的利益。从对儒法态度而言，毛泽东更倾向法家，而且发展了法家。这个法，就是强调在尊重传统积极方面的基础上创新。如就孔孟而言，毛泽东对孟子好像要好得多。孟子曾经讲过“天将隆大任于斯人也”以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早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叫“子任”的名字。把拯救中华民族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强烈的使命感很容易导向英雄史观。当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多地受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形成了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毛泽东早先还是比较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他曾明确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20]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也确实在人民群众中寻求救国的社会力量。但是当随着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时，他期望通过自己的权威，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最有效地加强人民民主，也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离真正的民主越来越远。我们前已说过，毛泽东的民主是“为民作主”，他虽然也多次说过宪法与法治的意义，但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22]所以，民主实现的程度就只能取决于领袖的意志。而现代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的人民的意志，离开了法治，民主就没有了保障。 

　　“王道”与“霸道”并用与毛泽东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王道”，以礼治国是儒家的基本思想：“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荀子·大略》)而强调中央集权，以法治国，以刑至上的“霸道”则是法家的主要观点：“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商君书·赏刑》)。“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毛泽东除了继承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外，对中国传统的王霸并用的思想也有吸收。毛泽东用“施仁政”一词来说明民主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但毛泽东强调，“仁政”仅施于人民内部，决不能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处理敌我矛盾就必须用专政的手段，剥夺敌对阶级的自由，不给他们民主的权力。我们已经讲过毛泽东的“人民”不是一个法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是可变的，今天说你是人民，就给你民主，明天说你不是人民，就要对你实行专政，后天又说你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只能在“民主”与“专政”的夹缝中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四 结论 

　　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由于来源不尽不同，孙中山民主思想主要是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再加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直接民主影响[23]，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主要是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继承和发展再加上受中国传统儒法治国思想的影响，因而有了很大的不同。孙中山的民主过于理想，至少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内无法实行，毛泽东又有点片面和偏颇，想一夜之间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包括一大部分人民的领袖)一时不理解，还达不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民主要求时，毛泽东希图通过自己凌驾于全党和全国人民之上的权威硬行推动，以至于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用不受约束最高权力来推进全民的“大民主”，结果不但没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反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恐怕是毛泽东绝没有料到又永远无法瞑目的不甘与不服。逝者已矣，不管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为中国人民的民主竭尽心智，虽然各有得失，但他们的英名与业绩必将永存，怎样将他们的探索继续下去，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后来者的肩上。 

　　[1] 《关于民主政治》，《孙中山文集》，422页，孙中山研究学会，孟庆鹏编，团结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后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只注页码。 

　　[2]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11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后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只注页码。 

　　[3]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14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后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只注页码。 

　　4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1375页。 

　　[5]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137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 3页。 

　　[7] 《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204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 103l页。 

　　[9] 转引自《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31页，郭德宏 汤应武 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80页。 

　　[11]《自白书——复翟理斯函》，《孙中山文集》，939页。 

　　[12]《学生要勉术学问琢磨道德——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文集》，692页。 

　　[13]《自白书——复翟理斯函》，《孙中山文集》，939页。 

　　[14]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孙中山文集》，599页。 

　　[15] 《民权主义六讲·第五讲》《孙中山文集》，191页。 

　　[16] 《列宁全集》第23卷，1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1963年7月3次印刷。 

　　[17] 《列宁选集》第3卷， 2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18] 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1页，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后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只注页码。 

　　[19]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1081页。 

　　[20]《〈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 790页。 

　　[21]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1页。 

　　[22] 详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363页。 

　　[23] 详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