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党史研究中的反思-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我的一本《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近日写完了。这可算个人了却了一点心愿，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反思的终结，也没能减轻反思的沉重。因此，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反思下去。至于感到沉重，是因为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还没有成为现实。

孙中山把建国分成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可惜他老人家归天太早，三步走都留给了后人。国民党实行军政三十多年，最后以离开大陆宣告结束。共产党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为军政划上了圆满句号。从新中国成立起，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仍然是人治色彩浓重的社会。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是中国人生来太笨，还是"训"的不够得法？这就很值得研究和反思。

近些年来，在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两头真"的现象。蔡仲德把他老丈人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后来李普、李慎之等在悼念胡绳的文章中，也把这三段论套在了胡绳身上。其实，岂只胡绳，可说这是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前不久，一位老领导张劲夫同志就对号入座，写了篇《我也是个"两头真"》的文章，发表在去年《炎黄春秋》第11期。这"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干革命或做学问，都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中间的"失"，主要指失去独立思考，受到束缚，只有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后头的"真"，倒不一定是返璞归真，思想复原，而是说自认为思想得到解放，能有自己的想法，能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当然，各人情况不同，看法也有差异，但只要求真，总是好现象。

拿我个人来说，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例如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关于对报刊检查、言论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否完全认同，大概无人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可见，我们早已"惑"到不承认马克思若干主张的合理合法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是在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犯错误、摔跟头也就势在难免了。我在建国后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眼看着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文化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发展，国际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却关起门来瞎折腾，大踏步倒退（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建国初的4.7%降到1980年的2.5%），心里实在有点着急，但还得严守舆论一律。1979年以后，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确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允许对经济问题有一定探索，因而认识不断提高，情况迅速变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调节为主（即"鸟笼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并不完全顺利，但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世界比重已恢复到建国初期水平，国际地位也大为提高。那么，现在是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还不敢这么说。例如对那种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呢？有人便说，我们在建设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按说这就应当鼓励探索、允许争鸣，而不能只是空洞地讲坚持。

同样，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就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

我为什么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起中共党史来了？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存在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假话更不必提了。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我个人以为和延安整风有关系。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都和延安整风有关，也可以说这些是延安整风衍生来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至于我提出的这些看法，只是个人改行后的学习笔记，写出来的目的也仅仅为了引起讨论和听取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都得刮目相看。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可以扬眉吐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真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成熟、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强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只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92岁的任仲夷老人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为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为自由民主而英勇奋斗，但愿在走了大段弯路后，我们都能做到"两头真"，把我们党把我们国家搞得好上加好。

（2005年5月4日）

本文链接：何方：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文章来源：《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