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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反政府示威者(红衫军)

    联合早报：泰国民主的未来 

　　支持泰国前首相达信的“红衫军”民众昨天聚集首都曼谷，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示威，并向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解散国会下议院，举行新一轮大选，还政于民。泰国政府则在曼谷及周边七府实施国内安全法，防范集会示威失控为暴力事件。 

　　示威活动可能升级并失控的危险一直存在。此前，当局表示在中部大城府一家工厂搜缴一些自制武器，正调查是否与“红衫军”的集会有关。泰国陆军也宣布，增调驻守东北部和北部的兵力到曼谷，加强对第11步兵团驻地的防卫。第11步兵团驻地是泰国政府应对“红衫军”示威的行动中心，也是阿比昔在集会示威期间夜宿的场所。“红衫军”已经扬言，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解散国会下议院的要求，“红衫军”将从集会地点走上曼谷街头游行，并将包围第11步兵团驻地。 

　　无论是泰国政府或当地舆论，在示威前都一致呼吁“红衫军”自制。首相阿比昔表示，示威应当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多家泰国报章日前也相继发表评论，敦促各方保持冷静，维持和平，否则将导致“民主的枯萎”。这轮示威的看点，在于考验“红衫军”是否有足够的动员能量，一旦参加的民众超过10万，将打破过去集会的人数纪录，撼动政府的地位；阿比昔政府如何因应，新一轮选举是否会举行，将不但是这场政治角力要如何善了的关键因素，也势必对泰国民主政治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国民主一度被看作是东南亚的模范生，与菲律宾一样，曾经颇受西方媒体推崇。虽然期间经历了多场军事政变，泰国政治的民主还是因为王室、司法、民政、媒体等公共体制的相互作用，而没有如同其他新兴国家那样走向独裁或寡头政治的歪路。泰国民众在社会经济大致平稳发展的同时，也得以享受到政治上相对较多的个人自由。“红衫军”可以合法地集会示威，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然而这次政治危机的严峻性质，主要还是在于社会的严重分裂，以至于维系泰国民主政治的主要机制，也因为社会互信的流失而削弱整体公信力。且不论他的政治手段和意图如何，从选票箱里获得政权的达信，终究是被军事政变所非法推翻；作为一个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达信操弄民粹政治上台并扩权的过程，反映了广大农村基层民众（“红衫军”），以及城市中产精英阶层（以同样不忌讳诉诸街头抗争手段的“黄衫军”）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尖锐对立。达信的政治前途，无疑也成为了泰国这道撕裂的社会鸿沟能否愈合的象征。 

　　民主政治原来就是一种通过社会大多数认可的制度设计及游戏规则，来分配利益、解决矛盾的权力安排方式，其有效运作不光只是选举得票数的多寡，更包括了其他制度面的紧密配合，使得政府在治理的合法性之外还得到社会多数认可的正当性。由达信下台所引爆的政争，除了打击选举制度的公信力，也波及了王室的超然与司法的独立，最终让政府的正当性迟迟得不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可。“红衫军”这次集会要求重新选举，只能是重建政治秩序的第一步，如何恢复泰国政治生活的互信基础，才是泰国民主命脉存续的要害所在。（联合早报）

　　邱震海：泰国政局动荡是理性精神的最大失败 

　　凤凰卫视3月15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若麟：各位好，欢迎收看《时事开讲》，我是王若麟。从12日开始的泰国红衫军的示威活动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火热的境地。红衫军进一步的向阿披实逼宫，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泰国曼谷的一个军营遭到手榴弹的袭击，两名士兵受伤，看来这个趋势有进一步升级的事态。 

　　另外，现在身在欧洲的泰国前总理他信，也是通过视频电话来鼓励支持者继续和平抗争。相关话题，我们请邱震海先生来点评分析，邱先生，您是如何看现在泰国这样的一个局势，他信到底是不是这次示威活动的始作俑者？ 

　　邱震海：从狭义上，从微观的局面上，这次的风潮，我认为是他信引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风潮，主要是由于前几天泰国法院宣布没收他信的财产。他信的财产非常之多，据现在公布的有22亿美元之多，他对我说就是部分被没收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他心有不甘。 

　　泰国风潮：理性精神的最大失败 

　　邱震海：心有不甘，所以他就发动群众运动。正好是支持他信的那些群众都是底层的，而且是广大农村的农民，本身文化素质并不高，所以几乎被他一煽就动的那么一种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从他信的角度任何一种事情，只要他发动群众运动，他都会认为，他是有道理的，他是吃亏的，所以他才要发动群众运动，但是我认为这场运动就孤立的看，他信是始作俑者。 

　　我之所以强调孤立的看，因为除了红衫军之外，还有黄衫军，还有反对他信的人。我们知道前年黄衫军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占据曼谷机场达几个小时。去年是红衫军，所以泰国最近几年自从他信在2006年9月份被推翻以后，不断的此起彼伏，前年是黄衫军占据机场，去年是红衫军使东盟峰会流产。 

　　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都已经到了曼谷了，然后没有办法举行峰会，使阿披实政府脸上蒙羞，所以通过发动群众运动，不管是黄衫军占领机场，使这个曼谷的国际机场陷入瘫痪，还是红衫军在去年整个这么一场地区性的国际峰会流产，目的就是为了使他的政敌脸上蒙羞。 

　　包括这一次发动那么大的一个群众运动，呼吁或者号称，甚至是威胁三天之内要推翻他对手的政府，就是因为他对手的政府没收了他的财产，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就孤立的事情而看，红衫军这个事情是他信引起的，但是黄衫军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可以从很多层面上来看，第一个就事论事的，就这个事情本来的起源，以及它未来的走向。第二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泰国民主的机制有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任何一个机制背后是有人的因素，所以我归结成，其实泰国风潮是人的理性精神的一个最大的失败。 

　　王若麟：对，你看他信还鼓励支持者，他在视频电话里，他说我要提前祝贺你们所有人，你们帮助改写了泰国的历史，见证了泰国政治从精英时代进入真正的民主。您觉得这个民主，您怎么理解？ 

　　邱震海：这个问题，就是制度跟人永远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制度是人设计的，制度也是人来执行的，所以当这个人缺乏理性精神的时候，再好的制度也是会被走样。当制度走样的时候，没法实现某一部分集团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任何一个所谓失利的人们都会认为我是失败，我是失利，我是吃亏的，于是他的非理性机制又会占据上风，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个过程当中举一个例子，也许不太合适。我觉得在1991年8月份，当时我们知道苏联有个八月政变，当时戈尔巴乔夫由于他搞当初所谓的改革，然后被一些左派人士，当时有前苏联的国防部长、前苏联的副总理，有八个人起义把他软禁起来了。 

　　还有，就是戈尔巴乔夫原来的一个政敌叶利钦，当时在戈尔巴乔夫八月政变被软禁之后有三方，一个是戈尔巴乔夫被抓起来，另一个是抓他那些左派分子，另外一个是叶利钦，是他本来的一个政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一点理性精神，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一方一定会反，一定会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推翻，或者来抗议、抗争那些左派分子，而原来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方正好是拿了鸡毛当令箭，正好是找到一个机会顺水推舟，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当时游行群众也已经走上街头了，坦克也开上街头了，但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原来那个政敌叶利钦，在这个时候请注意，我们并不是为叶利钦的历史功过做任何评价，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 

　　但是，在当时1991年8月份八月政变之后，叶利钦登上坦克振臂高呼，他不是呼吁他的支持者继续再去推翻戈尔巴乔夫，而是他希望大家归于冷静，归于平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这个振臂一呼，我认为在这个当时，那个历史关头，我认为不管叶利钦有许许多多历史的功过，但当时他是理性精神占了上风。 

　　如果没有他这振臂一呼，也许八月政变就会变成一场流血政变，原来软禁戈尔巴乔夫的8个左派领导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交出了自己的权力退了。所以一场本来可以演变成社会动荡的一种骚乱，流血事件，就由于叶利钦——相对来说，俄罗斯人在欧洲境内还不是最有理性精神的——相对的理性精神占据了上风，而避免一场流血冲突，所以我想指出的是泰国无论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包括现在出来的其他颜色的衫军。 

　　其实我认为人的理性精神，除了泰国以外，其实在我们亚洲也是非常缺乏的。所谓理性是什么意思，理性是任何人都有情绪的，我们都是人，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情感，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但是如何剥离自己的情绪，如何克服自己的情绪，如何直达问题的核心，如何在研判，做判断的时候，不是按照自己的情绪来思考问题，来做出研判。 

　　当然这个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很难，马上会有人反驳，当制度不完善的时候，你怎么要求我理性占上风。我理性占上风，我不就变成傻瓜，我吃亏了吗？这就是一个新陈代谢有机的问题，但是只要是一个民族，一个族群慢慢树立理性精神，他就会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进行。 

　　反之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精神，任何一个事情，哪怕很小的矛盾，它也会在很低的层面上变成一种流氓政治，变成一种街头政治，变成一种乌合之众的交锋。所以我想指出的是，其实泰国风潮除了民主制度之外，缺陷以外，其实背后可以看出它理性精神的一种缺失。 

　　王若麟：民主应该是理性的民主，不应该是情绪化的民主。（凤凰网-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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