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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遗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木构建筑。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专家的研究结果所知，第一次考古发掘揭露的第四文化层13排木桩遗迹表明，这里至少有3幢建筑，分别以A、B、C代表，其中A屋位于最东面，B屋近西南小山，C屋居中。从C屋的遗迹大部分与A屋、B屋有交错的现象证明，3幢房屋的年代是有先后的，C屋的年代要早于A、B两屋，只有C屋被废弃后，才有可能再建A、B屋，所以C屋是世界上第一幢干栏式木结构建筑。C屋遗迹残长18米，根据前后排桩之间距离测得屋进深8.2米，又根据同一列承重木桩的间距所知，当时房屋内是分间的，房间宽在2.6～3米之间，最宽的一间为4米，估计是氏族活动的公共场所，房屋的开间和传统的木构建筑一样是讲究对称的，C屋的长度最少也有25.4米。屋的高度根据8.2米进深需要也应在4米以上，加上地板以下木桩的高度0.8～1米，C屋的地面高度在5米以上。在7000年前空旷的荒野中凌空架起一座大房子，这是多大的气魄!用简陋的石质工具能够建起这样的木建筑，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繁荣发展阶段。
世界上任何创造发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日臻完美的过程，居宅的发明也是这样。在人类上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我们的祖先是住在山洞里的，如大家熟悉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这种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居宅的时候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人类社会出现居宅是近1万年的事，那时全球气温明显升高，平均温度比现在还要高出几度。这时候住在山洞里的原始人群从森林来到平原湖沼，丰富的食物资源吸引住了这些山里人，他们在森林边缘，邻近河湖的高地上搭建窝棚开始定居下来，最初的房屋出现了。我国土地辽阔，南北地理、气候差异很大，窝棚的形式也因地而异。北方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早期的居宅是从地面向下挖洞，深1米左右，洞底作为地坪，洞壁成为自然墙面，再用树枝在洞穴上面盖顶，抹上泥巴，成了居住的房屋。这类房子大约16～20平方米，称为半地穴式建筑。南方潮湿多雨，土地松软，原始人群只好在大树的桠杈间搭建房屋，因为简陋之极，称为巢居。《韩非子·五蠹》描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这种情况在民族学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太平洋巴拉房岛上的克诺伊人及大洋洲一些偏僻地区的后进民族在树杈上搭建住房。树巢也许比山洞更狭小，生活上也不方便，但它毕竟是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因此作为居宅比起山洞来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类既然已经迈出第一步，肯定很快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二阶段的居宅果然出现了。半坡遗址中期的建筑已发展到地面建筑，而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以其能通风祛湿，又能防范虫蛇猛兽侵害的众多优点，而出现在江南水乡。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用桩柱绑扎方式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
考察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和遗物，在建筑工程上有五方面的成就。
1.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的朝向布局
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从朝向看，座东北，朝西南，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从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看，与原始居民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这种特殊朝向选择需要对干栏式建筑本身特点进行探讨。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均未有完整的建筑遗迹出现，因为从建筑技术和材料看，干栏式建筑非常容易倒饵，据民族学资料，云南傣族同类建筑使用最长年限为15年。由于砍伐、加工上的困难，估计倒坍后的建筑构件又被河姆渡人用于建新屋的材料，只有入土的木桩较多留存下来。推测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2.由木桩、地梁和地板结合构成的建筑基础
干栏式建筑凌空地坪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地面的处理工作，放火烧荒后就可以建房，而且满足了居宅防潮抗洪的实际需要，也解决了南方气温较高而需降温、通风问题。但由此带来的建筑困难也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遗址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方桩体积较大，一般截面为15×18厘米，入地深度也比圆桩要深50～100厘米，可起承重桩的作用。其分布也有规律可寻，一般间隔距离1.3米～1.5米。圆桩的数量很多，直径大小变化也较多。板桩数量少，布置较密。通过对第四文化层桩木底部的取样调查所知，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可知是用打入法处理的。桩础完成后，接下去架设地梁，方桩上端面凿有凹槽用于拼接地梁，有的圆木上端原来留有叉子，也可以用来承托地梁或屋梁，关键性的构件如中柱、转角柱，凿有穿孔卯口和互成直角的卯口，辅以绑扎作进一步固定。地板铺放在地梁之上，多数未经固定，这样便于原始居民通过活动地板向下倾倒垃圾。基座开始是平稳的，但因土质松软，有些部位会沉降。这时先民把准备的圆木甚至地板往地梁下作桩木支撑，日复一日形成基础部分桩木林立的结果。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3.带横撑的梁架结构
河姆渡人在建筑上部的空间用柱和梁做成构架，来承托树木枝干结成的方格网状檩架的屋面，然后铺设茅草或树皮完成屋顶防雨遮阳的工程。这种以梁柱为主的构架结构技术是建筑技术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奠定了统木构古建筑的基础。从桩础遗迹看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只有4根立柱，有一根立柱为室外走廊平台所用，这样，还需要两根立柱，才能支撑坡长5～6米的屋面。那么河姆渡人是怎样架梁结顶的呢?遗址出土的编号为59的木构件，是考古、建筑专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构件。该件是一根长2.63米，直径18厘米的两头榫，榫的体积比较小，位于截面中间，所以建筑专家认为这是一根立柱，是一根屋梁和地梁之间的立柱，这根立柱作为中柱太低，而作为檐柱又太高，因此它在屋内的空间位置应在中柱与檐柱之间。有了这根立柱后，可以在屋顶坡面中间增加一根次梁，这样5米长的坡面可以通过两段连接完成，使椽子的材径可以大大缩小，从而降底屋顶的重量，使屋面得以架设。这是一根举足轻重的构造柱，这根立柱架设后，为了稳定起见，经中柱绑扎一根横撑把中柱两边这两根次梁撑住，从而使屋架更加稳固。今天这种带横撑的五梁五柱干栏式建筑在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见到。
4.榫卯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从形式看有柱头及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的榫、燕尾榫、平身柱卯眼、转角柱卯眼，直棂栏干卯眼等。平身柱卯眼即是中柱上的卯眼，转角柱卯眼即是檐柱的卯眼，与梁配合使用使中柱和檐柱、中柱与中柱、檐柱与檐柱得到紧密联接，从而构成十分稳定的屋架，使地板铺设得到可靠保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地板长约100厘米，板厚6厘米，因此地梁之上还需要铺设一道地栿才能搁置地板。如果用绑扎方式来固定地梁与屋柱的节点，那么用不了多久，楼板将会坍塌下来，只有榫卯发明以后，特别是带梢钉孔榫应用以后，加强了梁柱的连接，凌空的干栏式建筑才能稳稳立住。可以说没有榫卯木作技术就不会有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出土的木构件中还有数件带企口的构件，其中有标本的企口内出土时还插入一块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块。这种企口技术是密接拼板的一种较高工艺，后世多用于地板和厅堂屏风板墙拼接上。有专家认为当时的企口技术主要用于檐墙的墙体工程上面。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时，第四文化层底部出土一根长450厘米、宽8厘米的木构件，构件较宽一面两头各凿一个长8厘米、宽6.8厘米、厚8厘米的卯眼，较窄一面凿有一道宽3厘米、深3厘米、长320厘米的企口，同时在企口面两端也各凿一个小的卯眼，与较宽面的卯眼垂直相通。这根构件用于檐柱之间的地栿较大的卯眼用于连接柱枋，较小的卯眼可以插入带榫构件，与檐柱捆扎，把地栿固定后，企口内可以插入80～100厘米长的木板，制成檐墙。后世店铺门面的排板及室内可拆卸的板墙同样是沿用企口技术。河姆渡文化的榫卯、企口木作技术充分反映当时的干栏式建筑技术己比较全面。
5.装修工程的出现当时
干栏式建筑的装修内容有室外走廊的栏干安装、室内地坪平整处理、苇席铺设和进出口及室内中柱，横撑构件上的刻花装饰等。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干。第二次考古发掘时曾在第四文化层出土一根残长112厘米、宽14.4厘米、厚7.2厘米的木构件，上有等距离小方卯，卯口长9.6厘米、宽4.8厘米、深3.6厘米，为插入直棂栏干所用。可见河姆渡人在考虑安全因素的时候也考虑形式的美观。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也称蝶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背面比较粗糙，中间凿有凹槽，顶端槽两旁有穿孔突脊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突出展现上面的“鸟”。绍兴战国306号墓曾出土一座铜质屋模，屋顶立有一杆，杆顶有一立鸟，室内有4个乐人。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代表着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建筑水平，虽然出土的榫卯木构件仅上百件，只占构件总数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节点还采用藤条绑扎加固方法，但这并不能因此而降低对河姆渡人建筑技术的评价。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由于它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指出，干栏式建筑促成了穿斗式结构的出现，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提高地板(居住面)，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在中外建筑史上写下光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