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学研究→远古文化→农业——人类文明史上的启明星

农业——人类文明史上的启明星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的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大片木建筑遗迹和总数超过6000件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充分说明长江下游同样存在着灿烂的原始文化。在此以前，因为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比较集中，比较先进，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形成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起源中心的观念，东南沿海及华南、东北、西北被误认为是历史后进地区。五六十年代杭嘉湖平原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但是史学界长期形成的长江流域历史发展滞后观并没有改变。面对新的考古发现，史学界又冒出钱塘江是良渚文化最南端的看法武断提出“良诸文化不过江(钱塘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对考古界、史学界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国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所言: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又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我曾到那里参观过，看到那些精美的陶器、丰富的骨器、木器以及石器等等，特别是大批带有卯榫的木构件和干栏式的建筑，都显示了河姆渡先人技术的高超，实令人惊异不止”。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对我国考古学、历史学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是使学术界对农业的起源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人类的历史已有二三百万年之久，我们国家从云南元谋人算起，也有170万年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简单的生存，农业的起始是近一万年的事。纵观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地理环境，它们一般都位于山水交接地带。这种森林、草地、湖滨、江河相间的地貌复杂地带，汇聚了极其丰富的食物资源，因此一些人想象那时候原始人可能俯首可拾取食物，毋需为生活操心，但事实并非如此。河姆渡遗址曾发掘出土大量的动物遗骸，许多动物骨骸在食用时已被敲得粉碎，给辨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通过对可辨认的动物骨骸的统计，被食用的动物至少有61种。如此丰富的动物种类，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非常少见的，如与河姆渡遗址相同年代的钱塘江北岸的桐乡市罗家角遗址只发现22种动物骨骸，说明7000年前河姆渡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优越，为河姆渡人生产和定居生活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这个结论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发明以前，河姆渡人过的并非是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是需要通过艰巨的劳动，才能够勉强获取生存必需的食物资料。到了冬天鱼儿潜入深水，禽鸟远飞南海，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因为仅凭石器、木器这样简陋的武器很难猎得那些奔跑如飞的走兽，更难战胜老虎、熊等猛兽，单纯的狩猎难以获取足够的肉类食物。遗址出土的不同种属的动物遗骸数量上的差异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大象、犀牛、老虎、熊等猛兽的骨骸较少，发现的标本都是以个位数计，以第四文化层前后500年的时间去推算，在他们日常的狩猎中能够捕获猛兽是极其偶然的；鹿类、禽类等温顺类、个体较小的动物稍多。据统计，其中的麋鹿角就有500多件；爬行的龟、鳖类居中，显著可分的龟类个体达1570余个；鱼类较多；河蚌、螺蛳等最多；据当年参加发掘的同志回忆，河蚌壳、龟鳖壳发现时都是成堆的，每堆约有3～5公斤，许多煮食用的陶釜中都装有鱼、蚌的残骸。由此可见，原始人点燃篝火烧烤肉食只是偶尔为之。先民经常性的渔猎活动是在水网地带捉些鱼类和河蚌、螺蛳充饥，而且还不得不依赖橡子、芡实、菱角等大量的植物果实来补充食物的不足，橡子、芡实倒是大堆大堆出土的。橡子，学名麻栎果，为栎树果实，形似小红枣，外裹硬壳，实白色，含淀粉，味涩，多食有毒。芡实，水生草本植物，夏季开花，秋结果实，黄豆大小，壳褐色，含淀粉，多食易泻。据浙东地区老人回忆，过去灾荒年时曾以橡子、芡实充饥。把橡子或芡实去壳后，磨成粉，浸泡后滤出淀粉，掺和于米粉中做成食物，多吃了轻则腹泻，重则身体浮肿，因此不能作为主食。河姆渡人怎么食用橡子、芡实现已无法知道，但在农业产生以后仍然采集这些劣质食物并大量贮存，其生活状况也可想而知了。据民族学资料介绍，17、18世纪，拉美等边远地区的土著民族到冬天食物匮乏时，往往用杀死部落内老人、病人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发生。北京人的遗骸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人的头盖骨发现很多，躯干和四肢骨却很少，而且大部分头盖骨都有伤痕。这些伤痕是活着时受石块或木棒打击所致，很可能北京人有食人之风，也极可能是在食物匮乏情况下产生的。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时常可见到陶釜内有婴儿骨骸的现象。这种食婴的习俗，是否也是因为粮食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限制氏族人口的办法呢？总之，粮食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人类的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1992年作过统计，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只发现300余处，而以农业起始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7000多处，两组数字也可以说明农业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河姆渡遗址提供的稻作农业资料给人的启示之一是，农业的发明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人类智力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新石器时代农业普遍发生，从采集活动到农业生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原始农业曾经历了原始生荒耕作制和熟荒耕作制渐进过程。生荒耕作阶段，原始居民在一块田地上播种以后便迁往别处渔猎、采集，等到收获季节再回来，因此对作物的生长过程一无所知。到了熟荒耕作阶段，原始人群认识到一块田地经抛荒几年以后，地力恢复了，又可继续耕种，便开辟多块农田，轮流进行种植，于是开始定居下来。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他们渐渐地发现自然界气候、环境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并积累了管理经验。种植水稻需要灌溉的知识也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从近几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湖南城头山遗址考古发现的距今约6000年的水田遗迹看，原始人群不但能够充分利用湖滨低洼地来种植水稻，而且在水田附近还开挖了蓄水井和水沟进行灌溉，这是他们对水稻生长过程长期观察而形成的生产技术。从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的骨耜、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推测，河姆渡的原始农业水平不会低于上面的两个遗址。同时随着农业的出现，建筑、制陶、纺织、髹漆及原始艺术、宗教都得到发展，像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庞大的木构建筑在农业发明以前是无法想象、也是无力建筑的。
农业的起始表明人类已从攫取性经济进入到生产型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据人类学资料介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的脑容量还只有1000毫升左右，而河姆渡人成年人的脑容量已达到1600毫升左右，与现代人的脑容量相等同。因此考古界，史学界已把农业的起源作为新、旧石器时代的分水岭，作为人类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走向高级阶段现代人的标志。
启示之二是农业的出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从愚昧向文明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农业的出现使食物得到更多的保证，于是人口急剧增加，聚落面积扩大，新的居住点不断涌现，由此加速了氏族向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发展，距作为文明的标志——城市的出现已经不远了。这在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分布情况也很说明这个问题。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已在一些先进地区铺开，这阶段聚落遗址面积一般在5～10万平方米内，也有超过10万平方米的。如西安半坡遗址早期面积约5万平方米，甘肃大地湾遗址的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但它的居宅面积仅6～7平方米，除去火塘，仅能容身，反映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保持这样的聚落面积既是从食物资源上考虑，又从人类依靠集体力量抵御自然灾害、甚至猛兽侵袭的需要考虑。因为一个聚落的人口如果过少，集体的力量太弱，难以对付自然界的灾害和猛兽的伤害；人口若过多又会造成食物来源的严重不足。所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聚落的规模。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农业在技术上精耕细作，土地大量开垦成农田(以石犁出现为标志)，因此能容纳更多人的大聚落出现了。如目前国内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单是墓地面积就有3万平方米。这么大范围的遗址肯定是有许多氏族居住，实际已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住地。该遗址墓葬中的贫富现象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墓葬中1%的大型墓中随葬品多达100～200件，使用木棺、彩绘陶器，90%的小型墓随葬品一无所有，也没有木棺葬具。这种贫富差异反映生产发展后，社会财富增加，少数特权人物占有公共财产，这些大墓中的显贵生前应是部落的首领人物。在江南，由于江河纵横，聚落居址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没有北方那样大的规模，但农业发展以后，社会集团出现，遗址面积也随之扩大。如上海崧泽遗址的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河姆渡遗址3期文化后，它以东1公里处发现距今5800年左右的鲞架山遗址，西面1公里处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的香山佛堂遗址。3个遗址的距离这么接近，很可能是河姆渡遗址3期文化后向东西侧的延伸发展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河姆渡文化晚期阶段遗址面积也应在10万平方米以上。叠压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上的良渚文化，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过程的重要文化，其中心在浙江余杭市良渚镇，总面积达34平方公里，是一处有50多处遗址或墓地组成的遗址群。位于良渚镇附近的大观山实际是一个人工堆筑的高5～8米的土台，它东西长约670米，南北长约450米，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人工夯筑的土城遗址。在其上面曾出土7米多长、40厘米见方的大木头，还发现比它更大的柱洞，以及大片厚薄不等的红烧土坯，推测这里原来还有成组的大型建筑。联系周围发现的大型祭坛遗迹和随葬品中玉器多达数百件的贵族墓葬，这里应是一个酋邦的住地，人类文明的曙光已在东方天际显露。
启示之三是纠正了长期形成的稻作农业起源的一元论学说，形成稻作农业四面八方独立起源的基本共识，使农业考古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关于水稻的起源，传统观点认为粳稻起源于印度，籼稻起源于日本，中国的水稻是从印度北部阿萨姆地区经云南沿长江流域传播开来的。到目前为止，印度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迹在卢塔尔，距今约3000年；日本的稻作最早出现于绳纹时代晚期，距今也只有30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是对这种农业从某一中心起源，而后向外传播这一传统观点有力的冲击，立即引起了世界考古界、农学界的关注。因为河姆渡遗址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谷芒挺直，混杂一起的还有稻杆、稻叶，经鉴定并被确认是人工栽培水稻。这个结论还从大量出土的生产和加工工具——骨耜以及骨镰、木杵、石磨盘上得到印证。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少数出土的陶釜底部还残留着锅巴，证明河姆渡人是经常煮食米饭的，因此考古学家、农史学家认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已不是稻作农业的起始阶段，在它以前应该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而现有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中国的栽培稻是中国本土起源的。
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水稻的发现，引发了一场关于稻作起源学说研究的热潮。在突破我国野生稻分布最北端在北纬28度的界限后，考古工作者在北纬30度以上的长江、黄河中游地区相继发现一批稻作农业遗存。到目前为止，国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址已有100多个，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中以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分布最密集，计有36个。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我国稻作农业至少存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和长江下游杭州湾两岸两个起源、发展地区，稻谷作为食物的时间也可上溯至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阶段。但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数量、保存情况、生产工具和炊具等有关内容所构成的完整的稻作文化系列，诸如金黄色的稻谷堆积层，翻耕农具骨耜、鹤嘴锄、收割工具骨镰、加工脱壳工具石磨盘、木杵、还有煮炊器具陶釜和支座、盛食器陶钵、陶盆、进食具骨匕及刻画在陶盆壁面的稻谷丰收图等丰富的遗物，都是同时代其他遗址无法比拟的，因此河姆渡遗址仍是研究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