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与启示 - scofieldlan的专栏 - CSDN博客

摘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大学目前之奋斗目标，然而必须客观指出，中国顶尖大学之北大清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仍然有不小之差距，本文试图从民国时期一流大学研究入手，揭开昔日中国一流大学的神秘面纱，探索中国一流大学前行之路。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s the goal of many universities in China.However,objectively,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top universities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or Peking University to fulfill their mission. Starting with researching the top universities (S.W.AsscU , Jiaotong University,Peiyang University,etc) of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try to unveil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developing the top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the road ahead for the universities to be top of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ight

关键词：民国  高等教育 研究 启示

民国时期，是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风雨飘摇的黑暗时期，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批大学，无论国立，私立，或是教会大学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这里有：工科翘楚，交通大学，北洋大学；综合名校的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私立闺秀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还有一度办学水平达到世界一流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1941年清华大学在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更是收到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贺电，极言大学进步之神速。[1]

在办学水平方面，早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成立之初，毕业生即可赴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院深造，而在二三十年代，交通大学“东方MIT”更是饮誉中外，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在人才培养方面，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卓越的科学家，国学家，艺术家。仅抗战中存在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就培养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几乎问鼎诺贝尔奖的首次完成结晶牛胰岛素合成的邹承鲁。而在以后为两弹一星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中，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就有八位。仅1955年中国科学院470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就占118名，占39.8%。[2]

饱经战乱，政治腐败，黑暗的民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培养这么多一流的大师，却令后来“富强，民主”新中国的大学难以望其项背呢？

一、大学起点高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第一条即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3]这里直接就规定了大学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方向，那就是培养服务国家，报效祖国的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在民国大学办学上几乎成为共性。

武汉大学校长前王世杰说，“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平的大学。”北洋大学在建校之初，课程设置，教科书选用等方面均以哈佛，耶鲁为蓝本。同样，交通大学校友钱学森回忆说，“1935年秋，我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就发现交通大学的课程安排全部照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交通大学就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当时交通大学的本科生教学水平在当时是属于世界先进前列的。”[4]

二，大学严进严出

民国时期大学大都自行招考，招收学生一般都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魏寿昆回忆北洋大学时，“每年报考者是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60人。”[5]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坚决杜绝后门，宁缺毋滥。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6]1923年校长卢田炳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招致师生一致抗议，将他赶出校门。”北洋大学同样是“录取新生，宁缺毋滥，四十年来，精神一贯”。[7]

就大学治学方面而言，同样是极为严格的。吴有训在执掌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期，考进物理系的学生成绩均是名列前茅，然而“1929年入学学生11人，到1933年这一班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54.6%。1930年入学学生13人，到1934年毕业时只剩4人，淘汰率为69.4%。1931年入学14人，到1935年毕业仅剩7人，淘汰率为50%，1932年入学28人，1936年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82.8%”。[8]

 在大学里，重视外语程度是现在所不可想象的。重视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习西方的决心和态度。较高水平的外语教学，是学校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接轨，可以直接订购英文原版教科书，毕业生留学英美，对英语均能应付自如。这一点在北洋大学，交通大学，以及教会大学里表现的尤为突出。

三，庚款的贡献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之谓也”。“师资是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之极”师资人才的重要对大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从哪里弄来大师呢？庚款对于当时的大学而言，为留学事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为以后中国大学发展注入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08年7月，美国驻华共识柔克义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国庚款之半数1078.529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并规定，该款有中美组成董事会共同管理，而不由中国政府单独支配，专用于选送中国留学生和开展中美文化交流。之后，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陆续退回庚款，以方便双边科教交流之用。这些资金后来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为高等教育基建，留学，培训，考察等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9]

1911年，庚款用于在清华园新建游美肄业馆，后来便成立了举国闻名的清华大学。1929年中比庚款用于重建北洋大学被烧毁的校舍。后来蔡元培又借助庚款的支持亲手创建了中央研究院。不仅如此，庚款有为大批出国深造的人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才使他们负笈康奈尔，聆教哥伦比亚，磨砚波士顿，留踪芝加哥，修业伦敦，问学“牛桥”，接触西方一流的科技和教育。从早期的胡适，赵元任，吴有训，茅以升，竺可桢，谈家桢，到中期的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到战后的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哪一个不是它的直接受益者？

不得不指出，庚款打上了国耻的烙印，确对中国走向今天的昌盛文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孔子曰：知耻而后勇。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正式顶戴着庚款的耻辱，负笈美欧，孜孜以求，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带回那个处于水深火热的祖国。他们一旦学成，即使国外的条件再优越也不屑一顾，毅然回国从教。[10]如此，那些大师才能在动荡的岁月潜心教学科研。即使是在“越教越瘦”的战时的西南联大。他们依然无私地为国家储备人才。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吴泽霖曾说，“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好像一架天平，天平的一头是我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社会，对得起父母，最低的限度应使天平的两端取得平衡。”[11]

高质量的庚款留学生的陆续学成回国，则是民国高等教育的最有力的助推器。

四，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与大学独立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提出了相容并包的思想，给大学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像之学府也。”才有了辜鸿铭，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文化大师。很难想象，在独裁，专制，风雨如晦的民国时期，师生基本人权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大学的民主和自由是难以想象的。

“思想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例。” 蔡元培如是说。“一切党派退出中大”战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如是说。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入心。之后，大批留洋学者归国，带来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民主，至少是大学民主和自治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这在动荡的局势下，大学仍然保持着自治是殊为不易的。

当记者问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12]记得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提不出意识形态，所以平津一带大学思想较为自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时期，尽管蒋介石试图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国民的思想，但是平津一代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抗战的西南联大时期，又有地方军阀龙云的保护，党化教育日趋没落，意外的确保了西南联大的思想自由。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努力使大学尽可能保持着自由的空气，为教学创造了相对优良的学术环境，抵制了浮躁的社会风气。抗战时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抗战时期维系生存的意志。学术本位，自觉抵制官本位，这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之中并不罕见。

五．   强大的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

民国时期，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是弱项，国学却从不曾中断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国学四大导师”。北大有钱穆，冯友兰。他们没有因为中国大力引进，追赶西方的科学文化而崇洋媚外，相反，他们依旧不遗余力地弘扬国学。国学教育也一直极为重视。所有的国立大学都要必修国文。交通大学唐文治编写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一度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清华大学的国文一直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同样，张伯苓亲眼目睹了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下定决心，毅然退役海军，转向教育，坚持“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信念，穷毕生之精力建立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周恩来等一大批优异的毕业生。至今仍然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在中国贫弱到几近亡国灭种之时，汪精卫投降日本，蒋介石消极抗日，抗战前景黯淡之际，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说，只要中国的文化还在，就算全部沦陷，也依然有光复的希望。刚毅坚卓的精神却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熠熠生辉!!!

启示：

在中国大陆维系了仅仅38年统治的中华民国，历经民国初年的黑暗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国共内战，残酷的中原大战，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尽管风雨飘摇，饱经沧桑，却依旧给当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不仅仅是培养那批有幸就读一流大学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的先辈，更向世人证明：中国，在战乱时期，也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反观新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惨淡经营的大学几乎瓦解成文理分家，重工轻文，理工分家的非真正意义的大学，大学发展严重背离了先辈的思想。以意识形态划分界限，知识分子遭到严重而长期的迫害，随后的1958年“反右”，十年文革更是将昔日大学的精神内核深深践踏。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13]

必须指出的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于秉承“理工结合”的理念，同时拥有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等大批尖端的一流学者，加上院系调整的受益，科大无疑拥有一流的师资。以及70年内迁合肥，远离中央，更有80年代由方励之，管惟炎短暂支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使科大具备了较多的自治精神，并吸引了大批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优异生源。少年班的特色办学更是享誉海内外。前校长朱清时更是强调：“科大的崛起在于它远离中央”。这些都使科大具备了一些民国时期大学的以上关键要素而得以异军突起，成为新中国时期，后民国时代唯一一所类似民国大学模式的一流大学。据统计，科大平均每一千个本科毕业生出一个院士，遥居全国之冠。90年代，中科大又抵制扩招风和“大学城”，确保了生师比和生源质量。加之划归中科院直属，远离教育部的诸多干扰，地理位置比较安宁，海外留学人才纷至沓来更是使科大如虎添翼。

在除科大以外的诸多高校，时至今日，经历扩招之后，空有表面的繁荣，“大学城”，合并潮，更名潮层出不穷。大师级的人物已随时间不可逆转的消逝，大学至今未脱离“苏化”的窠臼，实质空洞，体制僵化，管理泛行政化，官本位严重，大学成为了政治的延续，党化教育强化。办学自主权仍然是奢谈，遑论民主与自治？招生问题矛盾日益尖锐，大学重量不重质地盲目扩招，罔顾教育规律，为了经费保障，又不惜招收本难以承担的生源，生师比攀升，教学质量下跌，人才培养质量必然下跌。

更为重要的是，就目前而言，一党体制下的政体势必不会过多容忍思想的自由，既得利益者为了“维稳”，视民主，自由为异类，思想上控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亦不断加强。大学教育亦长期受到一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生思想束缚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中，思想自由受到很大的掣肘，从根源影响了大学的进步和繁荣。“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同时，优秀文化的萧条造成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社会风气浮躁，学术与金钱、权术挂钩，又严重影响大学学风。大学俨然沦为社会风气的牺牲品，学术腐败严重，官本位突出，早已不再是“转移一时之风气”的大学了。囿于学术环境和政治，思想大环境的限制，导致一流人才大量流往国外，“星条旗下一流人才，五星红旗下二流人才”的局面方兴未艾。

与此相应，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中国在机械，造船，电子，精密仪器等关键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而遭到技术垄断。国防科技工业，航空工业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落后西方强国；自主创新，原创性成果在世界科坛尚未形成气候。导致国家产业迟迟未能完成升级和转型，技术落后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又进一步凸现出来。从长远上缺乏一流大学导致文化软实力不足，对世界影响力不强。“中国在没能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大国的。”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14]

总之，当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是高大的平庸，大学成为有体无魄的“象牙塔”。

改变

Change We Need

一，切实增加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对大学少干涉，多支持，尊重教育规律，实现大学自治。保障充足的经费，增加高等教育投入，降低生师比。在招生方面，不与招生人数简单挂钩（成线性关系）。允许一些优秀高校单独实行招考，改革目前的高考制度，选拔适合大学的优秀人才。

二，大学校长一定要是大教育家，一定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这必然需要顶住压力，自主权是极为必要的，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

三，重视本科生培养。努力尝试引进欧美的教学模式，大力引进原版教材，参考或移植名校的课程设置，重视外语教学。从根本上重视本科生培养水平，加强实验教学和人文教育和熏陶。重视国文，美学，艺术等课程，加强通识教育，提高课程的弹性。

    四，放宽对私立大学发展的限制，或将国立大学转为私立，鼓励非政府力量参与办学，在经济上使大学独立。

五，中国大学需要的不只是金钱的支持，关键和根本是要突破思想和政治的桎梏。让大学独立和自由，找回大学的精神。大学真正需要的是像“五四”一样的思想解放。这必然有赖于制度的根本改革。

参考文献：

[1][2][3][11]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5.

[4]钱学森.《回顾与展望》

[5]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6]盛懿,孙萍,欧七斤.《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

[7]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

[8]《清华大学校史稿》

[9][10]程新民.《庚款留学百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7.

[12]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9

[13][14]章立凡.《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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