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棋哲学看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0

                                             从围棋哲学看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


　　综合与分析是人类思维的共同形式。任何思维都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  
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但这并不能排除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偏重某一侧面的事实。  

希腊人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明显以分析为主，由此形成严密的形式逻辑演绎体系。一直到近代微积分发现，数学家都用“数学分析”的概念。把一个对象逻辑地分割再分割，直到最后无限小，再来积分。这种思维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数学与哲学思维都强调把对象作为有机的结构从整体上去把握，强调一个对象与有关事物的关联、渗透和变化。不重视对各个部分的仔细考察，也不承认各部分的独立性。这里，可以看到：“善”的内涵和“真”的思维方式间的密切联系。原来，“善”的内涵和思维方式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它们是相互渗透的。不重视个人而强调整体的伦理观念，和一般的强调综合观察总体、忽视分析各独立部分作用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缺乏分析作基础的综合，势必要依靠直觉领悟。传统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特别发达的综合领悟能力；如果说中国人聪明，那就是聪明在这里。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现代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顾准文集》中，他一再慨叹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先天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花大力气，下“笨功夫”，对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深钻细研，因而不能发展出科学来。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在西方，人们在二十世才纪逐渐认识了直觉的价值。除了一些哲学家有专门著作外，对直觉的尊重已经为广大人群接受。  

中国人的直觉综合领悟能力突出表现之一是善于理解人。许多不同国别的观察者都一致公认，中国人在生疏环境中能最先掌握别人的特点，并且善于处理好关系，赢得好感：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欢中国人。①  

中国思维像毛笔字。一笔一笔看看不出好坏。它不注意精确，只注意总体的配合、气势、神韵。它的美感存在在于总体的组合，而不在于部分，部分的独立性没有价值。这里，又可以看到：原来审美感也和思维方式有内在的联系。真、善、美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统一不可分割的。  

我们转向对人的精神状态的观察。中国人爱讲“察言观色”，对人的观察依靠综合直觉。  

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共所安，人焉廋哉。”②这是一种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方法。但从《论语》中看，他对学生的了解更多是凭综合领悟，凭直觉。很少看到他对学生进行具体分析的例子。孟子说的方法更具有中国思维的特色：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③  

一面听他讲什么，一面观察他的眼睛，就能充分掌握这个人的心灵。这就是把一个人讲的话与他的眼光综合起来，依靠直觉掌握对象。可见，“察言观色”从孟子开始就成为了一种认识人的理论。  

眼睛是一个人灵魂的窗口。这很难用分析法证明。可这的确在一定范围内是真理，是世界各民族公认的。人的目光各式各样。中国人对此有深刻领会。什么“目光迥迥”，“死眯羊眼”，“鱼眼”，“两目无光”，“目光逼人”，“目光灼人”，“美目盼兮，勾人魂魄”，“眼神不定”……人的目光，有时像聚焦的光芒，锐不可挡，能穿透你的心灵；有时又昏暗无神，黯弱无光；智者的目光清明、锐利、坚定；贪婪者的目光执着、咬定、纠缠；追求者的目光有神、犀利、明亮；胆怯者的目光闪烁不定、收缩、回避；忌妒者的目光凶狠、穿刺、伤人；失望者的目光灰暗、迟短、无力；挑逗者的目光牵引、缠绵、跳动；淫荡者的目光扫射、阵发、捕捉；陶醉者的目光朦胧、散射、有情……总之，目光有正派、邪恶、善良、凶狠、爱慕、锐利、温柔、挑战、合解、惊恐、哀求、威逼、明智、愚昧、呆滞、灵秀、绝望、兴奋……各种表现，这是无可否认的。用物理学的方法，从光波波长、频率、相位等等去分析，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这里要靠直觉，靠综合领悟是毫无疑问的。谁能说这不科学呢？  


孟子是一位特别聪明的人，他自己说：天下舍我其谁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需要综合领悟能力，其直觉的可靠性因人的聪明程度和经验多少和主观精神状态而异。最聪明的人，如果有忌妒、偏见、傲慢也会发生失误。这种方法，常常能产生惊人的效果，但也容易导致荒唐的结论。  

当然真的判断一个人，要靠检验他的行为。上面说的话，前题是还没有行为根据时凭言谈与眼神作出判断。但有些时候，行为也不能准确判断人；孟子的方法有广阔的使用余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不善于运用综合直觉的结果。  

在更大的范围，对社会、政治的估价，中国人也多用综合领悟方法。古代信息落后，可供分析的资料不多，人们常凭藉少量事实，靠综合领悟得出重要结论。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片落叶触动平日积累的信息，灵感来了，就能预先知道局势将有变化。诸葛亮的《隆中对》固然有不少分析，却更多靠天才的综合领悟。所谓“见微知几”，“几”不是机会，而是一种兆头，是神妙的预见。《孙子兵法》是中国人智慧的出色表现，在军事上，中国人善于把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包括天、地、人、经济、政治、军事、物质诸多因素。古代各国军事著作中，能和《孙子兵法》比美的，恐怕不可能找到。  

《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诸葛亮和周瑜分别在手掌中写下一个“火”字，两位天才将领都对局势有了共同的直觉，综合领悟出必须火攻。可是当真的准备火攻时，才发现需要东风。事先没有考虑到东风这一关键因素，正是直觉综合思维的弱点；这只有通过精确的、细致的分析才能发现。“火攻”是灵感，是综合直觉悟出的道理，是中国式思维的优点；没有考虑到东风这一条件，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是缺乏分析的可怕后果。如果没有“借东风”这场戏，火烧赤壁就失败定了。  

领悟思维使中国人很早就在数学上有惊人的发现。十进位的发现是一个突出例子。我们很难说清楚十进位是怎样发现出来的，只能说是一种非常卓越的领悟。古埃及人如果要写二百五十三这个数，就只能在最前面画两个百字图形，中间画五个十字图形，最后画三个一字图形。中国人却很简单地在百位处写２，在十位处写５，在个位处写３，就构成２５３这个数。十进位隐含在其中。  

在伦理学上，综合方式轻视个别部分的作用和短时期的功能，强调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长远；一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一代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子孙万代的利益。这类在中国人看来理之当然的观念，对其他民族则未必被认同。  

某种程度不妨把中国人的上述综合领悟式思维称作“围棋思维”。围棋是中国的发明，它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精确分析思维的影响，把一目半目的胜负视为最终目标，这和中国人原来的兴趣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围棋的思维方式仍然能体现中国的思维传统。  

围棋的黑子、白子都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单个的子没有独立性，无足轻重；一切得看这一子在全盘棋局中的地位－－它和其他子的关联而定（这和伦理观念中个人的地位多么相似）。围棋没有固定的攻击目标，只要能在棋盘上任何一处夺取地盘就行。  

国际象棋已经被电脑干预，棋手完全可能被电脑战胜；围棋则不可能。围棋的下法太多，多到再快的电子计算机也不可能应付（现代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也要一两年才能走一步）。下围棋无法用精确分析的方法，只能靠综合领悟，靠直觉的天赋。比如，围棋讲究“形”和“势”，似乎占优势，但“形”不好，就可能转化为劣势。敌方的阵地，本来不可能打入的，一旦自己一方在附近的子多，形成“厚势”，就可以因外势变化而“占势欺人”，乘势打入。  

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脱先”的重要。但何时能脱先却不容易判断。该抢先手而不抢，就会坐失良机；但不该抢而抢了，就会吃大亏。这很大程度依靠对全局的综合判断，权衡轻重得失。围棋不能孤立地考虑一块地盘的得失，必须考虑所有各块棋的关联；常常一块棋本是赢的，因为周围的棋发生变化而转化为败棋。许多块棋交互作用，形成错综复杂的局势。这种错综复杂局势从局部说可以精确计算，但从整体上说则无法靠精确分析判断其未来发展，只能靠综合直觉去把握。  

围棋中的转化非常多：这块棋交换那块棋，死棋变为活棋，“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暗渡陈苍”、“无中生有”、“死中求活”……特别是在布局时，表面分散、互不关联的子，隐伏着未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不是绝对的，有多种转化可能，再高明的棋手也不能预言其变化，下棋下得好，不可能不靠综合直觉与领悟。  

说到转化，应该指出中国的综合领悟思维特别重视事物之间的转化。老子的《道德经》和《易经》一个强调阳刚，一个强调阴柔，但都共同对对立面的转化作了十分高明的论述：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易》比老子优越之处是它指出转化的条件。如剥卦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阴爻，最上一爻是阳爻。阳爻处于顶端，下一步即将转入最下层；而阴爻呈全面上升之势。这是一个走向坏结果的形象。相反，复卦　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阳爻，上面一爻是阴爻，阴爻处于即将崩毁之势，阳爻全面上升，其象大顺。所以《篆辞》说：“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  

　　这种对立面相互渗透转化的思维，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广大人群中。中国人运  
用这种辩证思维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从不利中找寻有利的因素，是形成乐观主义的原因之一。  

　　哲学家讲剥、复，泰、否的转化，讲阴阳两极的交互作用与转化；文学家则说：“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普通人群用通俗的语言发明了大量类似警语：“时来运转”，“天无绝人之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人有旦夕祸福，马有转缰之危”，“舍钱免灾”，“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置之死地而后生”，“狗急跳墙”，“吃小亏占大便宜”……  

辩证思维使中国人有一套高明的处世与人生哲学。顺利时强调：“满招损、谦受益”，强调“居安思危”；不顺利时则强调“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皖南事变后，中共曾对处于地下状态、形势险恶的地下党工作提出十六字方针：“长期埋伏，隐敝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全世界的其他民族，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很少看见类似的思想。这显然和民族文化基因有关。中国民族灵活的、相信并高度重视祸福转化的思维方式，对其长期稳定并不断有繁荣局面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直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出色的认识或引发灵感，同样也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可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