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湛悲剧看中国人的宿命（序）

—–《永远的北大荒》选登
林达
看完书稿的第二天早上，打开电子信箱，看到朋友送来的作者黄湛（见上图）和他的八弟黄治（见下图）青年时代的的照片。
书稿中，那30年牢狱下苟延残喘的黄湛印象，那被冤杀的黄治，都还鲜活地留在脑海中。此刻，骤然看到青年黄湛和黄治的照片，无法不感受强烈的心理冲击。
那是1935年的照片，年轻的黄湛戴着学士帽，穿着毕业的盛装。他显得自信，却还带着涉世不深的天真和腼腆。他一定心情愉快，在照片斜角，他略带装饰地用英语写道：给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这照片证明你们钟爱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黄湛对人生和未来充满憧憬。聪慧的少年黄湛在13岁那年就中学毕业。虽然战乱使他的大学生涯几经周折，可照片上的这一天，他还只有19岁。此后的14年里，中国始终处于战乱之中，大局势的动荡，固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是，社会环境还是宽松的。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工程师，还是有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他循着朴素的、要造福一方的古训，也循着人自然拥有的创造欲望，以一颗年轻的心，积极地挑战着自己的能力。渐渐地，他不仅在工程技术上成为一个出色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也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他娶妻生子，尽孝报国，关心周围的朋友，也参与一些正常的政治活动，在家乡还被选为国大代表。33岁，正是他成熟起来、开始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
照片上作者的八弟黄治（见右图），是一个美少年。看了照片，你绝不会怀疑亲友们的回忆：他如何格外受到母亲的宠爱，也如何得到周围女孩子们的仰慕。
这两张照片让我们相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光，有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就在黄湛33岁的那一年，1949年，中国发生了政权的变换。这个变换被称之为“革命胜利”。很多人没有料到，法律的界定、罪与非罪的概念，这些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明规则，都产生了本质的变化。大量在前政权的机构担任过职务的人，在前政权的部队服过役的军人，曾经持有与现政权不同的政治观点、参与过寻常政治活动的人，等等，都突然变成革命惩罚的对象。即使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现行政权的言论或者行为，他们都被以一种推论的方式，被度测有可能对新政权“腹诽”，仅此，就被定为一种新的政治罪行：“反革命”。而多年前的正常职务，可以被定罪为“历史反革命”。这样的罪名一度在这个国家成为最可怕、惩罚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人们在前政权下生活的时候，当然也要吃饭穿衣，要吃饭穿衣就要找工作，就会有大批人在政府机构任职。在前政权下生活的时候，当然也要正常地思维和进行社会交往和活动。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养活了自己，也造福了他人。没有人认为正常的工作和职务能够变为一种罪名。人们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亲戚和朋友、持有怎样一种人生观、参与什么派别的政治活动，就会是一种刑事犯罪。这是文明社会的常识。
依照这样的常识，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政权轮换更替的时候，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人们照常工作，持续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于维持自己原来的政治观点和正常的政党活动，而不是在轮换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就要造成平民的巨大恐慌。
假如这样的情况发生，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被迫害的民众身上，而是执政的政权，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史称“法西斯”的性质。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如上世纪10年代的俄国，以及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时的德国。
本书的作者黄湛，鉴于这样的历史先例，在一些朋友的警告下，曾经准备在政权交替之际逃离家乡。可是，只因三天的犹豫，黄湛失去了机会。
看上去是三天之差，实际上折射出黄湛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内心都在挣扎之中。直觉的感受，是故土难离，亲情难舍。内心深处，却是无法真正相信：无罪也必须逃亡。我想起我的一个经历21年政治冤狱的朋友李梧龄，少年的他当时已经随亲戚抵达台湾，却又折回返来。黄湛的小弟弟黄治在军校毕业后，曾在军队任低级军官，从未上过战场。母亲不舍得他离去，他也犹豫着，留了下来，决定重新进大学读外语。1949年的黄湛和他们，就在这样的犹豫之中，永远地失去了自由。
在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大量无辜平民被冤捕冤杀。而这几个清洗运动的发生，较之后来的“反右派”、“ 文化大革命”等，其年代更早。被网入其中、还能活到所谓“平反”的幸存者也更少，因此，这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也要相对少得多。黄湛的回忆录也就显得格外珍贵。
作者在记录自己和亲友经历的时候，旁证了在世界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一个大国如何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没有任何像样的司法程序，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约束，政府杀人如麻。酷刑逼供，甚至陪杀都成为逼供的手段。黄湛本人无罪却被判15年刑期，没有看到判决书。在所谓的“刑满释放”之后，他和其他被称为“劳改释放犯”的人们，依然被变相地囚禁在劳改地，回乡无望。他在读着大学的小弟弟黄治，无罪而被“内定”五年徒刑，却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刑期，导致他在被关了三年半的时候，绝望外逃，被抓获后又改判无期徒刑。最终只因公安部长一个臆断的杀人比例，黄治就在饱受几十年非人折磨之后，被无端改判死刑，遭到枪杀。作者出身著名将领之家，在五十年代，他所有的兄弟都进过监狱。大哥黄汶和小弟黄治，再也没有活着离开监禁地。
我们作为读到这本书的后辈同时代人，在作者面前，也不得不深深地反省自己。虽然当时新闻受到钳制，资讯有限，可是，我们并非不觉不晓。大规模迫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所谓占人口“百分之五”的“黄湛悲剧”转过头去不看。直到祸水泱泱，高涨到文革，从我们所有人的头顶漫过。可是，当我们露出水面，庆贺自己的幸存，几乎立即又忘记了，水，并没有退尽。黄湛告诉我们，他生性软弱的大哥，直至去世的1986年，还在劳改农场领导的威胁下，不敢为自己的冤屈申诉。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987年，他的孩子才从法院取回那张已经失去意义的“平反书”。这本书也在提醒我们，直到今天，我们的法治建设依然远没有完善，作为“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判决”的劳教制度，今天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未经司法审判的监禁，在2004年的中国，依然存在。“黄湛悲剧”，并没有过时。
以个人回忆记录历史，牵涉大量细节，是这一类文字最珍贵的地方。可是，把这样的回忆诉诸文字，却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作为读者，我们都感觉不忍卒读。对于作者，每一段文字，都是旁人无法体验的生命、尊严、精神、肉体遭受践踏的痛苦历程，也是自己从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为了生存而被迫扭曲改变自己的过程。当你被迫跪倒在地，当你写下羞辱自己的文字，照片中那个年轻骄傲的黄湛，就被碾碎了。心中曾有过的，维持一个完整自尊的自己，这样的美好心愿，就已经永远不复存在。写出这个过程，是重新听到自己被社会模具活生生压塑时，别人听不到的、心底的大恸悲声。那是一个最好不去触动、封存起来的角落。可是，作者艰难地把它打开，展现给公众，正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个人抑或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的悲剧”；他在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遭遇，而且是这个国家的人权历史。他是在为他的子孙、我们的后代，拥有和维持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提供历史警讯。
黄湛的书令人感动，还在于他让我们看到，哪怕在最幽暗的深处，人还是可能坚守一个不被邪恶战胜的灵魂。在漫漫长夜中，只要出现一丝机会，黄湛就开始在创造性的工作中重建自己的自尊。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历史上，善总是弱的，可是，就是这善良之星火，不会熄灭。它驱退黑暗，推动人性的进步。黄湛让我们具体地看到，邪恶能够糟蹋他这样一个弱小的个人，可是，却无法迫使他也变得邪恶。在黑暗年代，邪恶像瘟疫一样蔓延，吞噬着人们的心灵。而终有这样的人，有善良的天性，有智慧和坚持常识常情的能力，有创造的欲望和本能。他被剥夺了一切，几乎已经被砸成碎片，可是，他一生都在建设，造福他人。这样的精神底气，来自他年轻时曾经拥有过的健康的生活环境，使他通常识之理，晓常人之情，建立起他做人的不变根基。正因为有了一个一个这样的人，良善，才穿越重重黑暗，传递下来，传到我们手中。
今天的中国尚在摸索前行之中。我们有时候听说，我们不需要抄录别人的价值观，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可是，有了这本书，在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黄湛和所有的受难者，他们永远站在那里，在提醒我们：价值观不是抽象的概念，并不因“你们”、“ 我们”、“ 他们”而存在区别，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人类。读过这本书的人当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所谓价值观的判断并不复杂，可是，定要有一个起码的标准，那就是：必须“以人为本”。
── 原载 《永远的北大荒》青年时代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