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三篇要素市场 第十五章征兵经济学 第十六章 职业性体育竞技经济学 第十七章 非法移民经济学

　　供给与需求分析适用于生产要素市场。这些生产要素可以是劳动力或资本的形式。本部分中的大多数篇章涉及我们称作劳动力的要素。在第十五章中，我们将征兵作为一种制度来分析，在此制度中劳动力以低于市场工资的水平，通过运用国家警察权力的方式而获得。在涉及最低工资的第十九章中，我们发现当劳动力的购买者不被许可支付低于某些政府指定的最低线工资率时，会发生些什么。从根本上说，其结果类似于实行农业价格保护制度时所发生的事实——即出现剩余。这一情况，我们称之为过剩失业。

　　第十六章的主题是职业体育竞技。这一章当中我们分析劳动力的市场限制，劳动力的购买者在此限制中联合投入，以形成一种垄断。这种垄断的类型被称作买主独家垄断——即单一购买者。有效的买主独家垄断可以降低由个人影响所获得的工资率，并且这的确是业已出现过的，并将继续出现。在第二十章中，我们假定警察系统正试图针对给定的产出，使成本最小化从而分析了警察系统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这种产出是预防犯罪，而投入则是劳动力和资本。

　　再者，我们提醒读者注意，我们并不是在分析个人的思维过程，而是分析他们被观察到的行为类型，以及这些行为类型根据变化中的约束而变化的方式。

　　第十五章 征兵经济学

　　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征兵制不久也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部志愿兵的形式。未过几年，有关“志愿兵役制的失败”之类的标题充斥报刊。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也一致呼吁恢复征兵制。在我们理解正在讨论什么之前，我们不得不审视实施将近两个世纪的军事征募制度的开端。该制度首先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州于1777年实行征募制。1778年2月6日，国会建议其他殖民地仿而效之。但是因为法国派出了军队，当时便不需要开始全面征兵。在1812年的战争中，显然康涅狄格州与马萨诸塞州被胁迫放弃征兵议题。但是，当征兵制在1814年成为法律时，这两个州的立法机构随时准备保护其属民，免受联邦政府的征兵之扰。

　　1862年4月，南部邦联开始了统一征募，到了1863年，北方认为应当通过入伍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导致了流血和暴力事件。事实上，1863年警察和民兵在纽约市的街道上与反征兵的暴动民众进行了三天的战斗。（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在那同一时期，北方联盟军队中有2％的军人是不允许被征入伍的军人雇佣他人替代。）然而，尽管美国内战期间进行了征兵，但被征募的人被允许“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入伍。因此，即便征募的方法是强制的，而最终谁将奔赴战场的决定却是灵活的。例如，一位发现自己被征募入伍的律师，可以选择支付他人一笔补偿费来替代他自己。只要他所支付的价格低于他留下继续工作所能挣得的收人数额，他就会从此安排中获得经济利益。

　　鉴于很多工人不能挣到像律师一样多的收入(也就是说，他们的机会成本较低)，那么找到一种替代就不是很难的事，因为以双方同意的价格交易，替代者也能获益。可以理解的是，相对而言，内战中的作战人员几乎没有多少是来自高薪行业的。

　　鉴于一个人对经济的贡献可以大致地由他的薪水所表明。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表述，即有效的资源配置随之产生。因为人们在他们的服务最具价值的方面工作或战斗。让我们暂且离开主题，去对资源配置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每当劳动力和机器对经济产出的潜在贡献未被充分实现的时侯，非效率便存在。

　　因此，按照定义，从非效率到有效率的配置变化导致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富裕起来。我们经济中的所有变化均有特定的成本，那些承担这些成本的人的处境便会更糟。但是从理论上说，产出的增加允许那些承担变化成本的人们得到充分补偿。前提是假设某种制度机制存在，通过这种机制，补偿性的“边际支付”可以得到实施。

　　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军队建设的技术方法这一历史问题上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募的形式成为一种纯粹的彩票抽奖，从美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总计14448330人被征人伍。从根本上说，同样的经济学分析适用于这些冲突中的所有人。让我们思考征兵制的某些经济方　面。

　　未能被注意到的成本经常是与非志愿性征募的这一方法相关的。为了简化说明，让我们分析一下军队，把它当作一种行当，将雇佣和解雇“工人”看作是“经理”将他们固定年预算中的一部分分配，用于支付代替员工的机器的人。当军队以低于这些以其自由意愿被征入伍者所能接受的工资率获得士兵时，军队经理们获取的是有关他们营运真实成本的不正确的信息。当劳动力成本(因为征兵制)被人为地降低价格，军队管理以使用比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更少机器和更多的人员而告结束。为什么?决策是根据下列线索而做出的：在一给定的人力价格上，军队必须考虑增加机器来帮助人员或在特定工作中取代他们的可能性。如果增加一台额外的机器，将允许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一个人去做两个人所要做的工作。管理层必须审视相对价格，以便有理性地决定是否应当租用机器(或是购买)。如果一个人每周耗费100美元，而一台额外机器的租金是25美元，机器将会被使用。但是如果人工的价格降低到每周20美元，那么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而租用机器，从经济上说是不值得的。因为被征入伍的军人们，事实上被支付的价格远远低于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行价格”，或者低于使他们志愿入伍的价格。我们知道，这种征募导致军队中出现高于最优的人机比率。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此举不可避免地使社会耗费比国防水平所必需的成本更多的资源。

　　另一增加的成本来自于典型的征兵制中仅有两年服役期限这一事实。从所有相似之处说起，完全以厂家雇佣工人(即支付足够的工资)方式获得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军队，职位补缺时间将超过两年。事实上，鉴于军队必须毫不含糊地支付比那些在征兵条件下高得多的工资，相对而言它的管理层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以确保职位补缺的时间实质上更长一些。

　　职位补缺涉及确切的真实成本，当一名士兵入伍服役时，他是一个“新兵”，必须加以训练。训练涉及诸如机器以及对其他人的时间等资源的使用。当一名被征入伍的军人两年服役期满时，他人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得到训练以填补他的职位。

　　除了与征兵制相关的相对较高的职位补缺成本之外，征募还导致被征入伍人才的非效率配置，在平民世界中，人们很少会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洗碗工或户外清洁工为业。雇主将这些人分配到最能增进生产率的岗位上，也就是说，他们对厂家的产出贡献最多的岗位。而在实行征兵制的军队则并非如此。所有被征人伍的军人是以相同价格获得的，无论他们是博士还是半文盲。如同在商业中，对军队管理层来说，最有效地使用被征入伍者的动力或许存在，但是其信号并非像在平民世界中那样明显。在那里，不同素质的工人的薪水差别是清清楚楚的。要雇佣一位博士，公司必须支付比一名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更多的薪水。一家商业公司以将博士投入他或她最能发挥效力的岗位的方式，获取对公司所支付薪水的尽可能多的回报。

　　除了上述成本，经济因每一被征入伍者而承受一种机会成本，该成本完全独立于被征入伍者所得到的支付。一个被征入伍者的社会真实成本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时所能挣得的收入。当一位雇主付给某人10000美元，我们通常可以假设该雇主正在获得至少等于其价值的服务，否则这一安排便会终止。如果同样的人被征入伍，等于他放弃一年大约相当于10000美元价值的平民生产性服务，以获得总数少许多的军事性服务。这一数额，而不是军队支付给他的，譬如说1500美元，才是他入伍真实的年度成本。

　　既然一支实行征兵制的军队仅支付(通过税金)被征入伍者真实机会成本的一小部分，那么，谁来支付其余部分呢?显然，被征入伍者他们自己承受大致与他们的平民收入和服役收入之间差额相等的隐性税的负担。（对于军队来说，报酬应当加上在服役期间所接受的训练与教育的费用，加上任何所接收的消费价值）。但是所有人均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因为鉴于这些人不在他们的平民岗位上工作(除非所有被征入伍者都是选自失业大军中)（有些人说我们从中获益，因为在军队服役可以”将小男孩塑造成男子汉”，把游手好闲的人改造成良好的公民，把少年犯改造成社区领导人。当然，也许还有获得这些“物品”的更加便宜的方式。），非军需品与服务的产出更低了，而费用则更为昂贵。

　　征兵制的这一隐藏税性质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两百年前，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审查法院有关美国商业水手被强征服役的合法性时作了如下评论。他写道：“但是如果根据我的推测，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在压力与胁迫下，那些本可以在商业服务中每月获得3镑15先令收入的水手被迫服役，以每月25先令的代价保卫这一贸易，而你们每月从他身上获取50先令。并且如果你们在自己的服务中获取10万美元，你们便是从社会上忠诚的那部分人，及他们可怜的家庭中每月抢劫25万英镑，或每年抢劫300万英镑。同时强迫他们为捍卫你们的贸易而冒自己生命危险。”

　　对这一隐性税分配的审视，揭示了我们过去惯常使用的征兵制度对富裕者极为有利，而对贫困者极为不利。主要是因为有较高收入的征兵对象可以获得的豁免。它实际上是一种高递减税，即按收入的百分比而言，收入水平愈高，所支付的税率就愈低。抽签制度，对于那些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豁免，仅仅是放大了递减效果。贫穷者和少数民族裔中有多大比例继续中学以后的教育?甚至在抽签制度下，富裕者拥有号召的资源：律师、医生、心理医师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征兵。1969年有283000人被征入伍，其中仅有28500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一数字仅占被征入伍总人数的10％，而美国高等教育适龄男性人口总数中，有40％的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大学延期服役的结果因而有所减弱，但是并未医治“征兵税”的递减效应。

　　美国公民被告知全部实行志愿兵役制的军队过于昂贵。这一抱怨完全偏离了要点。无论我们国家中的青年是否被征兵，社会都要为军队进行支付。那种说不能寻找到足够数量的志愿兵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因为1978年的最后3个月表明：要求入伍者中仅有90％被批准入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军队的实力下降了。1978年底，军队多录用了2000名超出预算数字的士兵。新兵短缺由于对剩余人数的重新录用而大大地得到弥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只有在某些特殊岗位，例如医疗与预备役方面才会存在。只要国会决定支付可观的价格，以吸引所希望的数量与素质的预备役人员和医务人员，这些亏空可以随时被消除掉。

　　当我们审视有关质量的数据时，当国会说实施完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已经失败时，它的意思并不完整。1964年，当我们仍在实行征兵制时，新兵中68％的人是高中毕业生，197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0％。1964年，1／7的新兵被归类为最低智力组，但仍被征入伍。到了1979年，该比率下降到1／20。

　　如同在所有经济情形下，不充足的供给可以归咎为价格过低。事实是军人并未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准。在1972年，军人工资率的确具有竞争力。然而到了1980年，他们大大地落后了。因而军队在填补其人力配额时显得困难重重，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不过，里根政府的确作出某些努力，将军队的工资支付尺度提高到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水准上。

　　军队削减其劳动力成本的途径之一，便是招募已经受过训练的平民人员，以填补中级职位。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个人可以被雇佣，从事军队中的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而保留其平民身份。目前，从根本上说，军队中所有中、高级人员来自军队内部。因此，被迫保留和训练士兵，以填补重要的技术性和管理类职位。为什么不能到劳动力市场去雇佣平民呢?他们将保留平民身份，从事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并非从事 “前线”工作，他们真的必须成为士兵吗?

　　小结

　　从效果上说，征兵是对军队人员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代之以市场出清的工资率支付的是，在征兵制度下，政府选择以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率的水准支付，并且要求特定的个人“为祖国服役”。从社会的角度看，军队的成本是相同的，无论是对军队人员一文不付或向他们支付市场工资率的一半，还是向他们支付完全的市场工资水准。军队的成本是全部社会机会成本——相当于每个人作为平民所能挣得的收入。军队的社会机会成本并不取决于谁为军队支付。征兵制度有效地向那些被征人伍者课税。一支全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既不便宜，也不比一支征募的军队更为昂贵。

　　讨论题

　　1．军队人员的“短缺”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

　　2．如果我们返回到完全的征兵制度下，谁将从中受益?谁又将会遭受损失?   第十六章 职业性体育竞技经济学　　1981年的垒球赛季较短，事实上相当短。为什么?因为有过一次罢工。在这一赛季中的50天，运动员们与球队的老板们无法达成协议。显然，争论中的主要焦点是所谓自由代理人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哦，它涉及到运动员与在他们目前服务的球队所签订的特定合同期限结束时，无限制地在垒球行业中寻求更好的雇佣机会的自由。直到1981年，垒球运动员在球队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建立在运动员合同的“保留条款”基础之上的。该条款给予球队独自占有运动员服务的权利，直到他被球队出卖、交换或释放为止。作为这一条款的结果，许多运动员对职业垒球联合会的老板们提出反托拉斯的诉讼。例如，垒球运动员柯尔特?福拉德在70年代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诉讼。当此案于1972年被转送到最高法院判决时，福拉德败诉。即便法官哈里?A，布莱克芒恩也承认：保留条款是“歪门邪道”。

　　作为罢工的结果，垒球运动员们在消除保留条款有害效果方面是相对成功的。橄榄球运动员在1982年秋季举行罢工，然而他们未能像垒球运动员们那样成功。目前他们在一种使运动员被单方面地约束在持有运动员合同的球队体制下工作。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调整修正，但是保留条款似乎仍然相对有效。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保留条款已经在垒球、篮球、橄榄球方面被延用这么多年，我们将首先审视一个没有保留条款的劳动力市场——招募园艺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多数园艺工人索取他们认为是目前“通行”的行业服务价格。如果有人索取比此价格低得多的价格，某些潜在的额外客户就会最终发现。那时他将发现自己面对许多新的需要他服务的请求。如果他不愿将额外的时间投入园艺工作，他就不得不在下列进程中的一个或组合中作出决定：(1)降低他服务的质量，以便每一工作所需时间减少，因而可以挤出时间为更多的客户服务；(2)拒绝增加工作；(3)提高他服务的价格，以便使特定的顾客(当前或潜在的客户)不会对获得他的服务感兴趣。显然，第一种选择与第三种选择相当，因为同一价格的质量变化与同等质量的价格变化产生了同样的经济效果。

　　另一方面，一位没有工作并希望吸引更多客户的园丁，可以自由降低他的价格或提高他的服务质量。也就是说，园艺工人们可以在他们自己中间竞争，以使他们自己个人的收入极大化。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园艺工人都会这样做。

　　现在让我们假定某一特定的园艺工人享有工作技艺出色的声誉，如果他已经排满了日程，一位潜在的客户将不得不开出在正常价格基础之上的某些激励以获取他的服务。一种足够的激励有可能说服该园丁做下列事项中的某一项：(1)更大强度的工作；(2)工作更长时日，减少节假日；(3)剔除一位他先前已接受的客户。

　　通常的激励形式是提供更高的工资，虽然激励并不总是以货币表示的。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运用这样的策略，意欲获得园丁服务的人们会在他们自己中间相互竞争。尽管并非所有家庭主人会花费精力去了解周围哪个园丁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好的服务，但仍有人会这样做。

　　我们刚才已经描述了一个竞争的园艺市场的工作状况。园丁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他们所出售的服务价格、数量和质量。家庭主人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他们所提供的价格(工资)，以及他们所欲求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理论上说，园丁们是以获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们服务价值（即他们是以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被支付的）而告结束的。园丁服务的购买者是以不多不少地支付这些服务的机会成本(即他们必须支付园丁们的边际产品价值)而告结束的。

　　如果全国所有的家庭主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决定起草一份“园艺工作保留条款”，将会发生些什么?该条款会要求每一位园丁只为一位家庭主人工作(或在此情况下更为现实的办法是，为一批家庭主人工作)。该园丁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除非附有保留条款合同持有人决定他自己(该合同的持有人)想要出售或交换这一合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先前描述过的竞争市场的一个关键方面已经被消除：园丁们不能寻找到最为有利的工作机会或进行业务竞争，因为只有该家庭主人才能首先提出变动。极为明显的是，这种约束将阻止园丁们寻找使得他们收入最大化的雇佣机会，并且会使他们的境况比在自由与竞争条件下的状况更差。

　　如果所有的家庭主人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协议的卡特尔，即他们不会在他们自己中间竞争以获得园丁合同，园艺市场的竞争将会在两方面受到抑制：在园艺服务的出售者中间和这些服务的购买者中间。园丁们的境况可能、而且肯定会比以前更差。

　　我们所举例子中的纯假设正是垒球世界中延续很多年的现实。两大联盟球队在他们自己中间达成协议，并由此产生了极为特别的运动员合同。由于条款包括了一个不得收买由任何球队“保留”的球员的协议，签立合同的俱乐部因而持有运动员下一年度服务的单方面选择权。一旦该运动员签署了合同，他就接受了球队之间所达成的所有协议；因此，他的唯一方针是企图从他所服务的特定球队获得可能达到的最高工资，而不能从竞争中的众多球队中获得任何帮助。运动员的选择是较为简单的：要么接受球队所提供的薪水，要么不打垒球——至少不为美国两大联合会中任何球队打球。

　　保留条款允许垒球队约束垒球运动员职业市场的运作。因此，一种垄断要素进入了垒球雇佣行业。（从技术上说，正确的术语应为独家购买——只有一个买主。）垒球队都众口一致地说，保留条款是该项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允许在所有球队中公平地配置优秀运动员。并且有人推断说，没有保留条款，较为富裕的俱乐部就会竞价挖走最好的人才。比赛就会向一边倒，而感到索然无味的观众们就会停止买票看球。

　　乍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当人们意识到任何行业都可以做出类似的陈述时，这一论点便失去其真实有效性。实际上，富有的公司不会竞购所有最好的工人，并因此使得生产“竞技”倒向一边。如果这样做的潜在报偿足够高的话，公司与垒球俱乐部可以总是借钱投资于好的工人和好的运动员。显然，只要一个好(富裕)的球队存在，建立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强队的报偿，就会高得足以使俱乐部借钱(或出售额外的股份)去这样做。

　　并且，运动员的价值取决于门票收入。仅仅有一个强队，门票的销售额会有多大呢?很少有人愿意去看最强、最富有的球队所参与的每一场比赛中如同屠宰式的大获全胜。所以，强队应当确保有其他强队与之竞争，以产生悬念、激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高额门票收入。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特别禁止约束贸易的行为，但是最高法院在1922年裁定垒球队可以免除受此类联邦立法的制约，并且它的裁决在1953年和1972年得到赞同确认。保留条款是一种约束球队争夺运动员的企图。作为其结果，运动员所挣到钱要少于无此条款时他们可能挣得的钱。

　　保留条款对运动员的影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之间不再相互争夺运动员的协议而有所增强。这样一种安排会暗示第三家联盟以开出更高薪水的方式，从这两家挖走最好运动员的潜在可能性。然而没有第三家美国联盟能够成立，因为与之签订合同的运动员将会被永久性地排斥在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之外。很明显，不会有足够多的运动员愿意冒此风险，当然也就不会有其他主要联盟出现。

　　为了试图反抗垒球队老板们的垄断势力，一个垒球运动员工会建立了。工会最终使得运动员获得更高薪水，以及改善他们的养老金计划的企图得以成功。它最终还成功地从运动员合同中删除保留条款。

　　至少一直到1982年(即这一版本的写作过程中)，职业性橄榄球几乎完全是职业垒球过去的翻版。国家橄榄球联盟从1919年起一直是唯一的联盟，直至1960年，美国橄榄球联盟出现为止。随着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出现，运动员的薪水迅速成倍地提高。

　　当国家橄榄球联盟统治时，球队可以“招募”运动员，并且有效地随心所欲地保留他们，不允许有高额薪水挖墙脚酌竞争。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队老板们之间串通一气的协议阻止了运动员们使其收入达到最大化，并且没有现存的与之竞争的联盟来竞价挖走他们的运动员。

　　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招募制度开始于1936年，该制度禁止联盟中的运动员与任何招募他的球队以外的职业球队进行洽谈。一般来说，联盟中最差的球队被允许首先进行招募选择，大概是在即将来临的赛季中给予他们一次更好的机会。

　　十几年前，华盛顿的北美印第安人队招募了一个明星后卫——吉姆?(雅楚)史密斯，他在俄勒冈大学的记录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且作为一个新手，他为印第安人队出色地完成了开始的营垒。不幸的是，在那一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史密斯突遭严重的颈部损伤，并因此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1976年9月，美国大法官威廉?B?布莱恩特向史密斯判决了276000美元的赔偿金。这并非是因为他的身体损伤，而是因为他遭受了经济损失。史密斯争论说，联盟的招募制度限制了他与印第安人队在价格上的争议权，结果该谈判是完全的一边倒，以致于他被阻止获得一份在他一旦遭受残疾损伤时，将给予他经济保障的合同。当大法官解除国家橄榄球联盟每年一度对大学选手的招募时，他评论说：“这种对协议的彻头彻尾、毫不掩饰的拒绝，以其典型的和最为有害的形式构成了抵制集团，一个长期被谴责为公然违抗　反托拉斯法的手段。”布莱恩特进一步补充说，招募程序“绝对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具有限制性的东西”。他还指出了国家橄榄球联盟为了迎合法院而有可能采取的某些变化。例如，三支球队可以被允许挑选同一个运动员，然后竞价争夺那一运动员的服务。这当然会改善运动员的议价地位。（应注意的是，如果不存在保留条款，招募制度就不会有效。因为它不会配置产权；没有保留条款，球队老板们就不会获得运动员合同中的产权。）

　　1966年，在六年的“竞争”之后，美国橄榄球联盟和国家橄榄球联盟同意进行合并。国会批准了作为众议院法案附件的这一变动。（尽管有1967年的法院裁决，这仍从属于反托拉斯法。）这一合并已经影响了运动员的自由。虽然条款注明了在于完他合同的一年选择期之后，运动员可以与另一球队签约，如果他这样做的话，第二支球队就必须向他原先的球队支付赔偿费。显然这打消了第二支球队招募的积极性。运动员也可以试图通过橄榄球掮客安排交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所涉及的运动员来说，此类谈判尚未得到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结局。以预防有争夺运动员需求出现的形式，美国橄榄球联盟与国家橄榄球联盟已经明显地使得运动员的薪水低于他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可能得到的薪水。

　　小结

　　职业体育竞技中任何类型的保留条款有效地限制了球队老板们在一种不受约束意义上争夺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在招募制度中，保留条款的后果是，将运动员的薪水削减到比他们在非限制性竞争劳动力市场中所获薪水更低的水准。招募制度中的保留条款，只会在球队老板们共同抵制以获取对购买运动员服务的垄断(这种类型的垄断被称作独家购买)情况下出现。只要法院继续允许联盟主要职业球队的老板们共同抵制、违犯反托拉斯法，此类情况才可能持续下去。

　　讨论题

　　1．为什么说为了保持职业性体育竞技竞争性平衡，保留条款是必需的论点是无效的，或至少是相对薄弱的?

　　2。是什么阻止了在多数劳动力市场中出现对投入购买的垄断(独家购买)?  第十七章 非法移民经济学　　每年大约有40万人被许可合法地移民到美国，每年至少有另外100万人非法地移民到此。这些人是“无证移民者”，或用更为简单的说法，是非法移民者。他们来到这一国家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寻求更好的工作。1981年和1982年，每年大约有100万非法移民被移民局官员所阻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一带，有些人被逮捕了若干次。事实上，有一位执著的墨西哥人一天之内就曾被逮捕了5次。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总数目估计在500万至1200万人之间。某些城市尚有比他们应摊“公平”份额数目多得多的非法移民，比如说洛杉矶、圣地亚哥和迈阿密就是这样。用于追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他们原来国家所耗费的资源数量已经迅速地增加。事实上，根据美国众议院有关这一主题的听证会记录，“在美国被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字似乎已与移民与归化局工作人员的数字直接成正比例”，毫无疑问，非法移民似乎成为美国的一个难题，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禁止罪犯、妓女、疯子和痴呆者移民为止，美国对移民入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88年10月19日通过的法案要求将那些违法进入美国的移民驱赶出境。一直到1917年的移民法公布，有关移民的现行法律的第一个系统安排才正式生效。这些法律包括对识字的要求，并且对东方人有某些苛刻的限制。在1924年的移民法中，对于来自东半球国家的移民强制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对来自西半球的移民却仍无限制。到了1965年，每年对东半球移民的定有12万人之上限，而对西半球移民的上限为17万人。

　　那么从历史上看，直至20世纪，美国从根本上采取的是开放政策。在其开放政策实施的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保持了持续的成长和繁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它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的确与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相联系，为什么公共政策还要寻求改变无限制的移民?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审视人们为何要移民到美国的原因，他们的移民对劳动力所产生的效应以及过去美国人为何经常从中获益却又似乎认为他们不再从中获得利益了。

　　人们为什么要移民?一般来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有德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想要到美国来，也许有很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但是压倒一切的动力是经济方面的动力：他们想要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准。

　　一个出于纯经济原因的迁移决策，不但建立在潜在的收益基础之上，而且立足于迁移所涉及的各种成本。最为明显的(并且相对是最不重要的)迁移成本是交通成本。随之而来的便是入境后搜寻工作职位的成本。如果该移民已经很久未工作，这一成本可能会很高。另一成本是在一个不同的城市或国家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园，拆除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园。这一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且还有心理方面的——即失去老朋友并试图结交新朋友，与亲戚们离别等等。所有这些迁移成本都是在一开始时就引发了，所以它们在移民者的心目中隐隐显得高于他或她在另一国家工作有可能获得的较高收入的潜在性收益。那么，所预见的工资差异(因为这的确是人们所必须审视的)，必须与几乎是立即因此而引致的，但一般来说是一次性的移民成本相比较。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在我们有严格的移民法律之前，经济原因是人们移民到此的决策基础。移民到美国的净数额，即到达者数目减去离去者数目之余额，从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随商业活动而大幅度地上下波动。在商业大萧条时期，净移民数很低；而在繁荣时期，净移民数则上升。

　　如同我们在经济学中所说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当然这其中重要的是美国的相对繁荣。因此，人们在其本国的境况，相对于美国来说，越是每况愈下，也就越具有移民到此的更大动力。墨西哥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根据环境基金会的估测，墨西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每年3．5％，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依这样的速率，墨西哥人口数字将在大约20年之后翻上一倍。人口增长中至少有一半是被混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潮所吸收的。这大概是由于墨西哥国内的过剩人口无处可去，墨西哥国家经济研究院声称，墨西哥国内的失业大军正在以每年80万人的数字膨胀，因此，在美国工作的吸引力在未来无疑将会变得更为巨大。有一段时间即从1942年到1964年，我们允许墨西哥人根据“季节性农业工人”(充当临时工的墨西哥人——译者注)计划进入美国。50年代，在这一计划的顶峰时期，有40万墨西哥人在美国农场合法地工作。当然，一旦这种合法的计划结束，非法移民的数字就增加了。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一成本不仅仅是一墨西哥人进人美国的运动，也许只是因经济状况悬殊而形成的世界范围反应的前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将此说成是：“正在上升中的实际上无法抗拒的国际性迁移潮。”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美国人为什么希望制止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国家。基本论点是，他们剥夺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可是这一论点为什么并不总是正确的?要理解某些美国人排除外国工人的欲望，我们必须分析此类移民对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熟悉国际贸易收益分析的学生，在我们谈论有关来自劳动力贸易收益时，会识别出其突出的相似性。在任何情况下，当墨西哥工人开始越过黑奥格兰德并寻找工作时，他们扩展了美国的国内劳动力供给。（国内劳动力供给曲线外移。）给定劳动力的稳定需求曲线，工资必然下降。给定在墨西哥人越过边境之前就存在的供给曲线，我们知道在较低的工资率水平上，某些美国人就会拒绝接受这些工作。他们确实将被墨西哥工人所取代。但是另一种事情就会发生：盯住较低工资率的美国雇主们就会雇佣很大数量的工人，就会有比以前更高的商品与劳务的产量。最终结果是，比如说在爱达荷州土豆生产的增加，加利福尼亚州莴苣的丰收，弗罗里达州鳄梨产量的上升。关键是即使在墨西哥人越过边界之后，有更多的劳动力在工作，但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中却只有比以前更少的国内工人。墨西哥人实际上并未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剥夺走，而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领域面对较低的工资率，所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美国工人)决定离开这一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也许从中获益，但是某一特定的群体将会是受损者。比如说，塞扎?查维斯是一位前联合农场的工人，但当然不是在允许更多的合法和非法的外国人进入美国这一意义上的前墨西哥人。

　　再者，考虑到非法移民者愿意在低于美国工人(人们将他们所接受的美国工资率与他们在自己国家所接受的工资率相比较时就毫不奇怪了)工资率的价位上工作，移民倾向于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中的早先成员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并寻求美国的福利庇护，由此提高了这一国家的福利成本。然而这一问题也许是被夸张了。失业率在临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些地方，如埃尔帕索和德克萨斯州内部的某些县似乎确实是特别高；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了边境地区，失业率似乎就不受非法移民流人的影响了，至少不是以任何可以衡量的方式而加以影响的。证据进一步显示几乎没有非法移民向我们的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过什么需求。显然他们所使用的服务成本被他们向联邦收入税和社会保障所贡献的货币数量所超过。

　　不过，反对非法移民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美国工人们感到他们的工作职位危如累卵，他们的薪水危机四伏。非法移民可能上升的潮流是否能够被行之有效地应付?也许不会。非法移民们很难被劝阻，因为他们经常因无望的工作前景而逃离。如果他们在美国首次被抓住，这就是一次可判处半年监禁和500美元罚款的轻罪。第二次被抓就会处以两年监禁或1000美元的罚款。实际上这些被抓住的非法移民只是被遣返回到他们自己所出生的国家。然而如此简单的工作却相当昂贵。联邦政府在每一非法入境者被押送回国，通常是送回墨西哥之前，向洛杉矶县支付的用于他或她每人每夜的食宿费用为102美元。埃尔帕索、德克萨斯州目前每年要花费1000万美元用于对非法入境者在遣返之前的监狱居留。

　　从政治上说，在有关移民政策上有两个观点不同的主要群体。工会反对移民，而商业企业却赞同移民，几乎不可能阻止雇主们从低价、有时生产率更高而又恰恰是非法移民的工人中获益。的确，多数使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声称他们是“更好的工人”，也就是说，他们有更高的边际产品。大概这一更高的边际产品来自于他们无法获得这一国家的福利及因此而产生莳对工作的迫切需要的现实。换言之，没有一个全面的政策，我们就无法阻止雇主们雇佣非法移民者。

　　将非法移民者运送到美国，并且对他们进行保护而获利的动机已经扶持起一个巨大的行业。沿着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走私的“蛇头”们索取50至500美元不等的价格，将非法移民带入美国境内。如果再交一笔额外的钱，就可以获得伪造的文件，包括旧房租收据和公用设施帐单，除此之外，非法移民们还能获得伪造的工作许可证。

　　指望墨西哥政府封闭边境也是不现实的。随着该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墨西哥成为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美国人口并未有迅速的增长，并且美国是一个资本密集的国家。墨西哥只能以用美国的资本与其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来获得利益。双方在一起可以生产出比双方各自独立生产时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问题。墨西哥向边界以北出口劳务，而美国对其支付工资。这些被运送回墨西哥，最终，以工资形式支付的美元，是以墨西哥人花费在美国制造的商品上而告结束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用美国制造的商品换取墨西哥人所提供的劳务。

　　非法移民的问题便停留在此。

　　小结

　　一般来说，个人迁移到其他国家，是因为有获得更高生活水准的潜在可能。墨西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近邻必然带来非法进入美国的各种企图，尽管有法律限制此类企图。在某种程度上，非法移民成功地在美国作为工人而滞留，美国的劳动力供给由此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给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稳定的(没有需求曲线对等的移动)，均衡工资率将必然会下降，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将增加。因此，非法移民并未造成美国人的失业，而是在特定的低技能工作范畴内削减了相对工资率。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会偏好对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法移民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

　　讨论题

　　1．完全消除非法移民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法是什么?

　　2．为什么美国在其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实行的是开放式的移民政策?而如今却不再有这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