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三章 妓女经济学 第四章　更安全产品经济学 第五章 少种玉米和多反抗经济学

1945年，一位法国政治家——名叫玛岱?理夏兹女士要求关闭巴黎的所有妓院。她指出：178家获得许可证的妓院、6000家有妓女服务的旅馆、10000名面首（男妓）和6000名夜间女郎“正在毁坏巴黎人的道德和健康”。并且，她预言，妓院的关闭将使6000间客房可以用来提供给学生以及那些在战争中被炸弹驱赶离家的人们。
巴黎市议会被她的数据所打动，限令妓院在3个月内关闭，此举的效果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可从最低限度上说，显然还未能被证明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近来正形成和兴起一场富有活力的运动，以恢复世界上这项最古老“职业”的合法性。虽然在很在程度上同对卖淫的经济学分析与对迷幻药的分析相类似，但也有几个特别的不同之处。
妓女所提供出售的服务，像所有其他服务一样，具有两重性：即数量和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是互为相关的，数量可以用降低质量的方式增加；服务的质量是指在其他物品中（1）一种经验的功能（人力资本的投资）；（2）服务提供者内在特点的功能，例如相貌与智力；（3）现行营业支出，例如在外表、环境与健康方面所花费的金钱有多少。
肯定地说，在质量的这三个方面，替代是可能的。也许同样的质量可以用天生丽质，或者花钱在化妆和衣着上努力以获得同样的质量。某些夜间女郎能以衣着打扮的方式补偿相貌的丑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她们能够用衣着来替代天然禀赋。
对于许多享用妓女服务的人来说，质量的健康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法国，使得卖淫合法化的决策，在有关某些顾客染上性病的概率上，具有引人注意的结果。让我们来探询一下为什么。
当卖淫合法化时，难以计数的生意场所存在，其生存目的就是提供妓女的服务。既然所有的场所都是生意越来越好，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做广告。因为顾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价格和质量，信息成本相对是低廉的。如果一家妓院的妓女让顾客染上性病的信息公开化，那么该妓院不得不大幅度降价，或被迫承受营业上的损失。
尽管廉价的信息使得任何一家妓院让不健康的妓女工作是不明智的，法国政府依然要求每周进行体检以确保性病的发生保持在一个最低水准上。由于绝大多数妓女活动于妓院等场所中，对她们进行体检相对比较容易，因此，1947年前妓女很少有染上性病的。
当卖淫是合法生意时，该种服务的提供者索取她们的机会成本，而未加入任何风险因素，因为没有监禁或罚款威胁的存在。那些需要该种服务的人不需要投入他们大量的资源（时间和努力）去获得信息，以帮助他们避免劣质产品的风险，譬如由性病的威胁体现出的风险。
自1947年以来，法国发生了些什么？显而易见的是，那里不再有合法的妓院，大多数女郎走上了街头。做生意的成本增加了。街头妓女必须避免被监视和逮捕，不是靠圆滑灵敏，便是以贿赂警察的方式得以解脱。有些女郎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在外停留，这就增加了不舒适的成本。还有，她们不再从“规模经济”中获益，而在以前，这种“规模经济”可以降低她们这一行具有“诱人气氛”之类的“附属配套物”的成本。于是，在与以前的工钱相同的水准上，1947年以后，愿意继续从事这一行当的妓女减少了（因此，供给图标转向左内侧）。
在需求方面，顾客们不再对产品的质量充满信心，因为合法妓院之间的竞争消除了。先前，任何有着坏名声的妓院都会蒙受损失。而今，单个妓女可以更加容易地降低质量（即患有性病），却仍然获得顾客，因为顾客获得信息已经变得更为困难了。再者，也已不再有政府的医务检查。
可以预见的是，鉴于有关质量的信息已经变得更加昂贵，那些能够支付寻找健康妓女的成本的人，始终是富有的公民；而那些贫穷的主顾已经染上性病。不仅如此，非法卖淫的成本对社会其他公众有影响。假如一位中产阶级的大麻吸食者，因吸食非法烟卷而死于砷中毒，社会其他公众并不承担什么成本。但是假如一个码头工人染上了性病，他就不是独自承担这一成本的人，因为他可将此疾病传播给他人。这一点可部分地解释为何目前在法国有一种有关再次使卖淫合法化的狂热，在那些与卖淫相关的人群中，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染上性病的比率已经高速增长。
小结
在法国，对卖淫的禁止引起了妓女数量或增长率的下降和妓女平均质量的下降，或许也引起了需求者数量的下降（即使价格与以前相同），对顾客来说，也许引起了平均价格的上涨。作为一种附加的效应，性病在普通民众中，变得更加常见了。
讨论题
1、对卖淫的经济学分析与对非法迷幻药的经济学分析之间有何相似之处？
2、请预测在美国全面实行卖淫合法化的结果，假设仅在主要城市实行卖淫合法化会怎样？
第四章　更安全产品经济学
可口可乐瓶炸伤人脸；电动开罐器使人触电；旋转式割草机使操作者的手致残；夜礼服起火将着衣者烧死；汽车毫无警示地失控乱撞，因为车的组装有问题。与产品相关的事故数量使人感到震惊，这些不幸事件导致的成本就更是如此了。因为，由这些导致灾难的产品引起的伤害、致残和死亡所损失的收入迅速上升。近来有一个保护消费者、反对不安全产品的运动。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它的任务是监督美国产品安全的水准，大概是要确保人们在驾驶汽车、剪割草坪或饮用啤酒时，不会遭受“不应有”的风险。分析改进产品安全性立法的有效性，也许有助于审视受一个未加限制的市场情况支配的产品安全水平。
让我们以一个电动牙刷制造厂家为例。假如它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厂家，它是如何决定它所生产的牙刷应达到何种安全水准的?当然使其产品绝对安全是很好的想法，但是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它是可能的，就不会是不花代价地到来的。
要使得一种产品更加安全，通常涉及更高的生产成本，并且它通常导致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需求的数量。我们的电动牙刷制造厂家有可能了解这一点。起初，它并无有关公众需求何种安全水准的信息，所以它可能任意选取一种。让我们比方说，五万分之一的买主被电击，对所有用户来说，由于他们在某个早晨，甚至未能看清浴室中的舆洗镜时遭受了伤害，这一概率当然会提高牙刷的真实成本。
现在假设另一个厂家也加入进来，并认为该安全水准是不够的，这一厂家想制造一种在15万用户中仅有一例被电击的电动牙刷，它的生产成本也许略微高一点，但它可做广告说自己的产品更加安全。假如有关安全性的市场需求大于由第一个牙刷制造厂家所提供的产品安全性的假定是正确的，它将以得到更大的生意份额而结束。如果第一个厂家希望参与竞争的话，就将不得不仿而效之，否则它将退出该行业。
事实上，有可能发生的是，某些消费者会偏好更为便宜、即便是有点缺乏安全感的产品，而另一些人则偏好价格更贵，而安全性更高的产品。其结果是，当电动牙刷市场扩大时，会有不同的分块市场。这些市场具有反映消费者在价格与安全性之间的主观权衡的不同价格——质量组合。
那么，这就是制造厂家借以发现公众所欲求的产品安全水准的机制。这是一种在时间的任一点上并不十分准确的试错系统，因为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这一论点的关键方面是，产品安全的水准是由需求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该产品的购买者所决定的。在这一特定场景下，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的确将会产生所谓产品安全的最优水准。但是这一最优安全水准假定：所有消费者被告知他们所冒的风险，并且能够做出有关他们所欲求的价格——安全性组合的理性选择。然而，我们知道，信息并非是免费获得的。当此类产品变得更为复杂和数量更多时，成本变得突出重要，消费者变得更为困惑了。这是对政府安全法规的理性阐述。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汽车案例中起作用的。
汽车是一种对其安全性具有最多关注的产品。安全法规是由拉尔夫?奈德尔于1965年在他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中向世界所披露而引发的。后来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国会与总统都被他的言辞所打动，因而通过了建立国家高速公路安全局的法规(以后改名为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委员会)。大多数人都了解汽车制造厂家现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双重刹车装置、双层薄片玻璃、无车厢内部突起部位、安全带，还有可能要求充气气囊系统，等等。我们不怀疑新的汽车将会比没有这些法规时更为安全，使用者将承受比以前较少的伤害。然而，我们仅仅是在谈论汽车安全性的供给方面。新汽车的供给的确是更为安全了，但是新汽车的价格也更高了。要想知道为什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制造一辆野马牌或马立布汽车的成本。
无论制造厂家出售多少数量的新型轿车，它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特定成本。这些成本首先包括设计与市场营销调研的成本，用以判定何种汽车最好销售。一旦做出生产某一特定型号汽车的决策，制造特定工具的成本，也就是制造新车体的模型、夹具的成本都必须予以考虑。接着是建立新轿车生产线的所有成本。并且如果新车型是要被公众所接受认可的话，它就得通过促销手段(即电视广告、广告标牌、无线电商业报道)予以介绍，这些都要涉及成本。
上述所有成本均被称为固定成本或沉淀成本。一旦汽车厂家花费了这些成本，就永久性地沉入其中，不论该种轿车是有100人购买，还是100000人购买。
除了这些成本之外，还有其他根据生产出的轿车数量变动的成本，最为明显的是劳动力和材料投入。生产越多的轿车，就要求越多的劳动时数和生产厂家更高的工资总额。生产越多的轿车，就要使用更多的钢材，购买更多的车内装饰件，定购更多的方向盘，消耗的材料总量也就越大。这后一组的成本被称作可变成本，因为它们随着产量波动，虽然未必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并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轿车公司必须获取利润。否则就会退出该行业。在一个长期的竞争性行业中，一个厂家的利润率通常不会比任何其他厂家高得多，虽然差别明显地存在。然而，当人们探讨相对于福特、克莱斯勒和美国汽车公司(已并入克莱斯勒公司——译者注)或是所有制造厂家的平均数而言，有关通用汽车公司颇为显著的获取相对高利润的能力，一直有着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涉及被称作“规模经济”的现象，或者用更为熟悉的说法，是来自批量生产的收益。这意味着当通用汽车公司对其所有的投入翻上一番时，它的产量超过这一翻番。因此其生产规模越大，每单位的平均成本就越小。通过生产数以百万计的轿车，通用汽车公司可以在清算出售每辆轿车的较高利润的同时，索取与其他公司相同的价格。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将其价格降低到现行价格之下(因为它仍在获取利润)，并逐渐获取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直至其他任何公司都不存在?我们怀疑是否通用公司真的享有规模经济效益，它未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有反托拉斯法。通用汽车公司并不想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那样在1911年被四分五裂。
那么，决定我们购买新轿车所应支付价格的是什么呢?短时期内，每个公司将赚取最多数量的钱，如果它忽略沉淀成本(让过去的就过去吧)的话。它应当出售轿车直至某一数量，在这一点上再出售一辆汽车的收益将不能包含生产这辆车的成本。给予某一公司最大利润的价格将与制造那一假设的最后一辆轿车有关的成本大致相等。
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哪家汽车制造厂家会以这种分析程序的计算尺度来考虑问题。（即使单个的决策制定者们并不以此方式推理，我们也可以预料使用这一理论的行为。）然而，我们还知道，在较长时间里，该制造厂家必须包含所有成本并赚取“合理的”利润，否则厂主们就将进入另一个他们能够赚取更多钱的行业。
那么，在所要求的安全特性这一问题上，以上陈述的隐含意义是什么?它正是说，此类便利工具的成本早晚会由消费者来支付。座位安全带、可折叠式操纵杆和双重刹车系统均要求额外的资源。有人必须为它们支付，并且最终该帐单将由轿车的购买者支付。虽然制造厂家也许会分担一部分成本，如果它所赚取的钱多于在开始时的竞争性利润的话。
政府有关轿车安全特性的规章已经提高了轿车的价格，使之高于无此类规章时的可能价格。（当边际成本增长时，价格也会增长。）为每辆轿车安全特性所估测的成本约为450美元。
除非人们所要求的轿车数量对价格变化是完全无反应的，当价格上升时，只有较少的轿车被购买。一些家庭将拥有较少的轿车，或较少地更换他们的轿车，或者更多地依赖于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火车。
由于进口轿车是美国产轿车的替代品，美国的公司就不遗余力地促使国会公布对所有轿车强制实行统一的联邦安全标准。否则，进口汽车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当然，更多的人就会以国内轿车销售价格来购买这些汽车。
然而，因为有了联邦汽车安全标准的存在并依从其规范，是否有更多的生命已经被挽救或者将要被挽救，却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当提供更大的安全性后，某些个人将减少驾驶的谨慎性。那么，经济学家的标准模型将预言：驾驶较不安全轿车的个人将会更为谨慎地开车，而驾驶更安全轿车的个人将会较少谨慎地开车。
使用这样一个模型，山姆?佩尔兹曼教授发现，此类预言有一些经验支持，因为：(1)拥有安全装置的轿车与未装用的轿车相比较，汽车事故发生率超过了合乎比例的份额；(2)驾驶者所冒风险也有所增加，例如酒后驾车数量增加了；(3)相对于那些装有安全装置的汽车驾驶者来说，过路行人因汽车的死亡百分比已经增加。
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轿车已经被要求装备安全装置的时期内，事故的数量上升了，而驾车者的死亡率却并未上升。这些数据再次与此观点相一致，即个人有可能更加毫无顾忌地驾驶，因为他们的轿车上装有所要求的安全装置。另一个证据显示出类似的结果。在德克萨斯州所做的一项交通事故调查中发现：车体重量少于3000磅的轿车，占所有汽车注册总数的不到20％。这些轿车的驾驶者占出事轿车总量的13％和受伤总数的16％。另一方面，重量在4000到5000磅的轿车占注册总数的31％，但是此类车超过出事总量的57％和受伤总数的51％。轿车越是安全，比如说像用轿车重量衡量的那样，占有者的驾驶习惯越是不够谨慎。
再者，即使这种冒风险的效应被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仍必须认识到对安全的改进并非是免费的。安全性能增加要求使用真实的资源，并因而提高在此不能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的成本问题。例如新的安全标准每年挽救100或是1000人的生命，而要多为消费者花费比方说5000万美元，它是否值得去做?在某个价位上，我们可以将每辆轿车制造得如同坦克一般，以便让使用者来说是完全安全放心的。这样一种权宜之计也许也能解决某些污染和拥挤问题，但是这个主意是否会获得压倒一致的热情?是颇有疑问的。事实上，如果他们是在持续更高的价格上，用一种不同的对轿车增加安全性能等级的交换，我们也许会发现多数人不会赞同较高水平的安全性能。大多数人会情愿接受额外的风险，以换取较低价格的汽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已经将这一变换与消费者隔开。在本章开始时所讨论的从市场力量中产生的价格-安全组合的选择，已经被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所取代。对于安全性能的要求已经被强制执行，而不是从消费者自身的要求中衍生。更有甚者，这一最低水准随着每年所通过的新法规而保持上升趋势。
当然，即使驾驶者必须为他们的轿车支付更多的钱，有关强制执行安全标准的争论依然存在，某些驾驶者的行动可以影响在此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其他人。如果某一驾驶者的刹车闸有问题，他就会撞倒、碾过行人，而这些人绝不会因他们的伤亡而得到充分的赔偿。所以刹车闸被要求安装在所有的轿车上。然而要注意，这一论点并不适用于比如说有垫衬的冲撞，它只会保护轿车的使用者。
我们以指出一种现行存在的关注汽车安全性能的交换方式来结束本章。一方面，政府正在要求增加轿车所用安全产品的数量。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并继续要求越来越好的节约燃料的办法，为了获得更好的节约燃料的办法，汽车制造厂家已经制造出越来越小和越来越轻的轿车。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委员会已经发现，如果你开的是一辆超小型轿车，并且与一辆车身较大的轿车相撞，你的死亡风险比大车驾驶者的风险高8．2倍。如果你开的是一辆中型轿车，并且与一辆大车相撞，你的死亡风险仅比大车驾驶者的风险高1．3倍。汽车保险者也由此正在做出反应。例如，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对多数大型轿车给予15％的折扣率，而对许多小型轿车征收15％的附加费。因此，有了这样的交换：要想获得较为节省燃料的车型，你必须承担更大的伤害和死亡风险，如果你在一辆小型轿车中遭遇意外事故的话。
小结
安全性能是一种商品。不管它应用于何种产品，安全性能要求制造厂家付出额外的成本，并由此对消费者产生更高的价格。在一个非限制性的市场，通过一个试错(trial-and-error)系统，一系列安全一质量一价格选择将会出现。有些消费者将选择较低价格，较少安全性能的产品；另一些人将选择高价位，更为安全的产品。当安全水准被法规所指定时，如同对汽车所规定的那样，可预见的效果是消费者对此产品更加毫无顾忌的使用。某些方面的证据证实了这一假设：装备有安全设施的汽车与不相称的事故份额相关；酒后驾车的数量有所上升；过路行人占死亡事故的较大百分比。然而，与保护第三者有关的安全法规不从属于同一分析。所以，某些反对安全法规的争论，与垫衬的冲撞和可折叠式方向盘有关，但是争论偏向于刹车标准、轮胎标准及其类似物。
讨论题
1、是否在有些情况下，汽车厂家想撤回并不增加额外生产成本的安全措施?
2、节省燃料和汽车安全性能，何者更为重要?是否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第五章 少种玉米和多反抗经济学
第五章 少种玉米和多反抗经济学
1890年，当玛丽?利斯在堪萨斯州农村作巡回竞选演说时，她恳请农民们“少种玉米，多反抗”。从那以后，农民们便依此行事直至今日。
在19世纪末，他们的活动采取了政治运动的形式，目的在于：(1)扩大货币供给，他们感觉到货币将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得比其他产品的价格更快；(2)引入用以降低运输农产品运费的铁路价格规则；(3)控制垄断，他们认为垄断将会使他们产品的成本下降。当20世纪初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农民们坚持种植他们的玉米，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度地扩大了他们的生产，以对飞涨的价格作出反应。战后欧洲国家对所有进入他们国境的农产品均课以高额税收。伴随着其他因素，这一限制使美国农民可以卖出的玉米数量减少了。20年代农产品价格显著下降，农民的组织开始将他们的问题看作是一个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他们采用难以计数的共同努力以限制生产，但是这些努力失败了(除了在少数特殊作物，比如烟草的案例中，相对较少数量的生产者使得互利协议更为现实可行)。多数作物是在竞争条件下生产，也就是说，很大数量的销售者(和购买者)在对待一种商品时是无差别的(一位农民的玉米与另一位农民的玉米是相同的)。因而不可能使生产者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是20年代由自愿合作未能做成的事情，却在30年代通过政府的指令完成了。一项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的计划在那时形成，并且保持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几年前。我们很乐意对价格支持计划在其运作时的结果作一考察。
我们可以首先用考察实施价格支持之前的农产品市场的方式，以便最为清楚地看出其结果。在这个竞争市场中，大量的农民供应某种商品——我们将以花生来作例子，单个的农民们在不同价格上供给的数量总和构成了一种商品的总供给图表。每一农民仅供给总量中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影响该产品的价格。如果他提高自己的价格，任何希望购买花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以市场出清价格或者均衡价格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再者没有哪个农民肯挣得比可能的售价更少的钱，而在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价位上出售，因为他可以在市场出清价位上卖出他生产的所有产品。所以，农民卖出的每一单位产量价格相同。最后(边际)那一单位的价格与所有其他单位售出的价格完全相同。
该农民将继续生产花生直至某一点，在此点上，如果再多生产一个单位，其生产成本就会超出所接受的价格。每个农民面临着同样的生产决策，应注意的是，价格越高，农民会引致附加单位的更高成本，并且仍然有利可图。同样，价格越高，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会生产得更多。但是同样，单个农民无法影响价格。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将以在市场出清价格上(它与他的生产成本加上正常利润①相等)出售花生的方式而告终。（①这实际上是社会成本，因为他被要求保持种植花生，而不是改而从事其他行当。）
每个农民能够卖出其花生的价格，取决于人们在购买它的时候感觉如何，并且取决于他们的偏好、收入和替代商品的价格。一般而论，食品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相当迟钝的，因为没有可以取代食品的相近商品。花生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明显，因为可以获得替代商品。即便如此，花生的价格需要采取大幅度的削减，才能使得人们的购买比通常多得多。相反，单位价格的提高也并不会使人们的购买少得多(花生的需求是相对的价格无弹性)-这一情况对生产花生的农民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农业生产和产出的成本每年可以有较大的变化，在众多因素中，天气的变化十分重要。在好的年份里，生产规模可以相对较大。但由于花生的需求是相对无弹性的，农民们将不得不大幅度地削减他们花生作物的价格，如果他们想要全部卖出的话。他们甚至不得不在该年承受某些损失。当生产规模在某一年因为比如说旱灾的缘故而相对较小时，相反的情形就出现。
总而言之，短期的花生市场竞争导致该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且导致生产者的利润变化。
那么现在通常的价格支持计划进行得怎样?政府决定了用什么来构成“公平价格”。这一关键性决定的公式就是：农民在历史上因购买所支付的价格，与他们所接受的在“好”年景里他们作物的价格之间的比率。鉴于此价格高于本应普遍通行的价格(均衡价格)水平上（自称为市场均衡价格），政府如何才能使这一仲裁价格“粘住”?政府同意在此价位(平价)（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通常支持价格是在平价的75%至90%之间）上购买花生。在历史上，政府不是储存花生，便是以通行价格在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对)出售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价格经常是低于支持价格的；所以，政府承受了“损失”。例如在1976年，非食用“榨取类”花生(用于榨油)的支持价格为每吨394美元，而世界市场价格是每吨256美元。于是其结果为，美国政府每年向种植花生的农民提供5000万到2亿美元的补贴。
为了避免太大的过剩，1941年政府允许最大限量为160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花生种植。然而从那时起，每英亩的产量增加了3倍，并且分配的限量也并未降下来。更为甚者，大量的“非法”花生——根据最初的分配计划不被官方所许可的土地上所种植的花生，已经在过去几年中种了下去。既然可以在支持价格的价位上出售花生，并以此方式获得每吨165美元的毛利，那么某些农民以“非法”方式种植花生便不足为奇了。
于是价格支持意味着两件事：(1)对于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来说，意味着较高的价格，这些产品的固定(平价)价格超出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价格；(2)更多的政府资源(纳税人的钱)花费在农业上，而这些钱原本有可能花费在其他方面（并且，资源过去和现在都被献给获得和保持这些补贴上，在水门事件调查中暴露的非法牛奶合作支付，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
如果价格支持与种植土地的限制确实增加了农民的财富，那么就会有动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家开辟新的农场，以分享利润。这是种植烟草的农民所碰到的。三十多年以前，他们围绕着这个难题，寻找到一种立法的方式，即向50万名种植者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分配种植烟草的权利。从那时起，出于各种实际的目的，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用于烟草生产，因为对在未经许可的土地上种植烟草征收了75％的禁止性税收。
获得许可的土地所有者因而被赋予烟草种植的垄断地位。如果今天你要购买—些这样的土地，你还期望能像垄断者那样赚钱吗?如果你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你会感到惊讶。该土地的价格很早以前就已经升至仅能为新的所有者带来具有竞争性收益率的水平。赚到钱的人是那些烟草种植许可证的最初拥有者，他们每英亩收获1500至3000美元(以现值计算为4000至8000美元)的利润。同样的分析可以用于价格支持生效之后的农业土地所有者们。某项研究这样总结道：“价格支持计划纯利润的大部分已经被资本化，并渗入到土地的价值中。”
鉴于控制烟草生产的计划也包括对每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拿出多少烟叶来出售，以及在何种价位上可以出售的限制，其结果即为：(1)有比原本有可能提供的数量更少的烟草供给；(2)出现比原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可能通行的价格更高的烟草价格；(3)烟草产品随之出现的较高价格。
这个分析取决于这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人们吸用或多或少相同数量的香烟和雪茄烟，不管价格的相对较小的变动(即如果烟草产品面临需求弹性)，那么较高的价格只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将被奉献给烟草制品，而较少地用于其他事情。鉴于情况似乎如此，烟草计划因而产生了从吸烟者到烟草种植许可证最初拥有者的收入转移。
1972年和1973年，政府官员、与此相关的外行们以及许多职业经济学家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永久性食品短缺的纪元。然而，目前的农业形势与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形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政府不得不定期努力消除“过剩”的黄油和奶酪。政府不得不同意种植食用糖的农民有关对进口糖数量加以更多限制的要求，政府还得去处理牢骚满腹的花生种植农们的游说，他们要求政府的价格补贴补不得减少。到了1981年底，未售出的过剩玉米已达5000万公吨。当然，有关农产品永久性短缺的概念未能流行。
小结
一个对农产品无限制的市场会产生均衡价格，在此点上，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相等。这样一种价格支持体系将导致过多的供给数量，即如果价格支持的价位高于市场出清价格，以及如果有某些手段来处理“过剩”产品的话。较为典型的是，政府已经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购买了“过剩”的农产品。只有当世界价格超出了价格支持的价位，过剩才会消失，如同在1973年出现过的那样。从农业部门历史中所要吸取的教训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均对非均衡状况作出反应：即相对较高的价格，无论是由市场力量或是政府干预所引起的，总是促使生产者更多地生产，消费者更少地消费。
讨论题
1．为何会有在某年进行永久性食品短缺的讨论，而在另一年又谈论其过剩问题?
2．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饥馑出现，此类事件如何能与本章中的分析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