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四篇社会问题与外部性　第二十一章动物灭绝经济学 第二十二章 石油泄漏经济学 第二十三章 地狱峡谷洪水经济学

第四篇　社会问题与外部性
第二十一章　动物灭绝经济学
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似乎并不适于严格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这些问题典型地涉及被称作为外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经济活动对于那些正在产生它们的人的决策过程来说，成本或利益，或者两者兼之是外在的。负面外部性的一个范例是空气污染。外部性，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较典型地是因为共同财产问题而出现。共同财产是在某一时间同时既为大家所拥有又不为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空气或在更小的程度上说，水，多年来一直是被作为共同财产而对待的。既然没有人有效地拥有共同财产，也就没有人有效率地使用(或不予以滥用)它的动力。
缺少产权是动物灭绝经济学、捕蛤经济学、石油溢出经济学、地狱峡谷洪水经济学和交通堵塞经济学这些章节的中心问题。这些都是涉及社会成本与利益的社会问题。
在第二十七章中，讨论了一种创立可以进行污染的财产权利的明显企图，而在第二十八章中，又涉及了过度污染和耗竭资源的概念。
在这一部分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展示了经济学分析的能量。社会问题具有一种转变为经济问题的途径，因为它们较典型地涉及有关如何使用稀缺资源的决策。
第二十一章　动物灭绝经济学
在1973年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提交的有关《濒临灭绝动物种属法案》报告中，该委员会总结说：动物灭绝的两大主要原因是猎杀和对其生存环境的毁灭。这一观点中当然有真实的成分；自史前时期起，人类与动物就已经在此星球上为空间和生存环境而相互争夺。然而这一问题远比诸如此类的简单陈述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对动物种属的毁灭并非什么新鲜事。一般认为，大约在一万两千多年前，北美洲大多数量大的动物区系的灭绝与人类在此登陆有关。24种哺乳动物与22种鸟现已不复存在了。它们中间有剑齿虎，巨大的美洲驼，20英尺高的地懒，背高7英尺、角宽6英尺的野牛等等。
事实上，地球上曾经存在的种属中，只有0．02％目前仍然存在。当许多人相信人类的猎杀是这些种属灭绝的直接原因时，还有一些与此观点相反的证据。
有关人类对这些动物的灭绝负有直接罪责的论点，是建立在人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浪费的猎杀者这一观点基础之上的。诸如将动物驱赶至悬崖峭壁的猎杀方法，其结果是有比该部落享用部分多得多的动物被滥杀，便是对这种不加区分地对雄性和雌性动物一律予以毁灭的写照。由于没有任一群体对这些动物拥有产权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管理这一资源的动力。假如有某一群体认真对待并且管理动物，就会有另一群体与该群体为利用这些动物而竞争。　　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遇到挑战。有人争论说，事实上，原始部落的确管理过这一资源，并且企图只杀死那些较弱的动物，而将该种属的雌性动物保留下来。但是应注意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关产权的问题。在动物全部是在唯一部落排他的猎杀范围之内的程度上，该部落具有管理这一资源的动力，并且长期不断地更替这些动物。
美洲的原始部落是否对许多早期动物和鸟类的灭绝负有责任，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人类在稍后一段时期的动物灭绝中所起的作用则清楚得多。第一个已知的例子是欧洲狮的灭绝，其最后的生存者可追溯到公元80年。现代最为著名的范例是有关旅鸽(一种善于长距离飞行的美洲鸽，因人类猎取食用已遭灭绝。19世纪初曾有亿万只旅鸽栖息于北美东部——译者注)的例子。曾几何时这些鸽子曾是北美洲、也许是世界上种群最多的鸟类。它们以巨大的群队一同栖息和迁移，其数量也许超过10亿。当鸽群临空飞过时，天空竟然会被鸽群遮盖得黯然无光，有时简直持续数天。奥杜邦[奥杜邦，1785—1851年，美国鸟类学家和美术家，擅长画鸟，1840—1844年编成7卷本的(美洲鸟类图谱)。曾测量到一次约40英里长、3英里宽的栖息鸽群。]虽然印第安人曾长期猎杀这些鸟类，只是到了白人到来并将鸽子作为其食物时才导致了它们的最终灭亡。鸟儿被人们用网大量地捕杀，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曾因其庞大的数量而被人们认为是简直无法灭绝的动物，差不多完全地消失了。最后一只为人所知的旅鸽于1914年死于美国辛辛那提公园。
美洲野牛仅仅是侥幸地逃过了同一命运，其游荡在草原的庞大的群队是猎杀者们易于攻击的目标；随着铁路的出现以及穿越美洲大陆的铁路线的建设，为满足铁路员工们对食物的需求，猎杀者们杀死了数以千计的野牛。当对野牛的毛皮需求也增加时，野牛成为进一步猎杀的目标。虽然由于它的庞大数量，野牛似乎是无法灭绝的，但其结果几乎与旅鸽的命运相同——野牛逐渐被灭绝。尽管印第安人发现他们的食物来源正在被大批毁灭，而发出强烈抗议，但一直迟至19世纪，才制定了某些保护野牛的措施。
旅鸽与野牛的命运显示了保护濒临灭绝之动物种属最主要的两难困境。在没有对这些动物确定所有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试图猎杀它们，以便获得私人收益。人类对食品或衣物的需求与某一特定动物种属生存之间的冲突，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动物的灭绝。
在当今时代，政府已经以州级或联邦法规的手段，来尝试规定禁猎季节以及猎取数量。其结果至少已经部分地获得成功。也许今天在北美洲有比殖民者扩张时期更多的麋鹿，别的一些动物种属也是如此。其效果是，一种配给制度(而不是价格)被用来限制对“共同财产资源”的利用。但是在当今时代，鲸鱼的许多种属所受到的灭绝威胁说明了这一难题还远未获得解决。
大量捕获鲸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国际间讨论的议题；所有有关方面都是十分清楚的，由于缺乏某种形式的限制，鲸鱼家族正处于灭绝危险之中。其结果是1948年一个国际性管制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1WC)的建立，试图通过共同努力来管制国际上的捕鲸活动。但是国际捕鲸委员会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成员们有权否决他们认为任何过于严厉的管制。假如某一成员决定公然违抗这些管制时，国际捕鲸委员会并无强制实施的权力。由于某些捕鲸国家，例如智利和秘鲁，拒绝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配额对这些国家并无什么影响。并且某些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成员国已经使用非会员国的旗船来避免使用自己的配额。
对某一动物种属大量捕杀最好的例证是对蓝鲸的围捕。甚至在使用最为现代化的设备时，有时几乎重达100吨的巨大蓝鲸，也是难以被捕杀的；但是密集的捕杀方法逐渐将鲸鱼存量从大约30万头到100万头减少到目前的600头到3000头之间。在1930年至1931年的冬季，差不多有3万头蓝鲸被捕捉。到了1945年至1946年，有不到10000头蓝鲸被捕捉；50年代末期，年捕获量下降到1500头。到了1964年至1965年，总数仅为20头蓝鲸。1965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发布了一条有关捕杀蓝鲸的禁令。但是即使在禁令公布之后，捕杀蓝鲸的行动在诸如巴西、智利和秘鲁等非会员国的陆地起锚站仍继续着。
座头鲸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从起初估计约为30万头的规模减少到如今的1500到5000头左右。如同蓝鲸一样，座头鲸目前也在捕杀禁令保护之下，但是由于缺乏监视的能力，使得禁令仅仅成为一纸空文。对1973年通过的几项保护措施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难题。美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禁止在南极洲猎杀长须鲸，将小须鲸的配额定为5000头，而不是日本所要求的12000头，并以地区配额制定出一块抹香鲸区域，以便整个鲸鱼家族能够得到保护。一年之后，这一协定的成员国日本和当时的苏联人，竟宣布他们将设定符合日本利益的更为现实的配额。
再者，甚至在政府管制试图保护动物时，偷猎都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在贫穷的国家尤其如此；对一位非洲的当地猎手来说，一对象牙的收入也许是忍饥挨饿与相对富裕之间的差别。
没有什么比蜗牛飞鱼和北美土狼更为适合作为描述动物灭绝困境的例子了。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规定任何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都必须做出环境影响说明。一种面对环境毁灭的保护濒临灭绝之动物的机制由此得以创立。最为著名的范例是蜗牛飞鱼这种小鱼，其生存受到田纳西州峡谷当局抗议中的大坝建设的威胁。该项环境影响声明将TVA将蜗牛飞鱼的灭绝列为大坝建设可能出现的恶果。1973年的濒临灭绝动物种属法案由此而引发，条款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任何受到灭绝威胁的种属。其结果是一场全国性的狂怒，并在由大坝所提供的新增电力所涉及的人类利益与一种名不见经传的小鱼可能出现的灭绝之间作了相对权衡，这种小鱼的存在仅仅为极少数人所了解。事实上，这一问题是在田纳西州峡谷当局重新估价了大坝的利益成本，并得出不值得的结论之后才得到解决的。不过，很多人从蜗牛飞鱼与水力发电的利益成本出发，将此冲突看作是一种荒谬的冲突。
然而，如果说蜗牛飞鱼的故事描述了一种拯救动物、避免其灭绝之努力的荒谬，那么相对于绵羊的北美土狼的例子显示了一种更为困难的两难境地。土狼并未得到保护，但是猎杀它的方式已经被严厉地限制了；尤其是，某些毒死土狼的方式已经被限制或制止，结果狼群得以大量地繁衍增加。
羊羔是土狼所喜爱的食物，它们被大群的土狼所掠夺吞食，因而很多地区牧羊人发观养羊的成本高得简直是难以承受。随着羊群的减少，在美国羊毛和羊羔的相对价格已经显著上升。结果会是什么?土狼是否应当像许多环境保护群体所坚持的那样被保护起来?我们是否愿意因此而为羊毛和羊羔支付大幅度上涨成本的代价?如同这两个例子所描述的，人与动物种属之间的冲突并不容易解决。
小结
如果人们要列出两类不同的动物清单，一类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另一类则不是。要想总结体质特征来区别双方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实际中，在濒临灭绝和未遭此威胁的动物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公共财产。对单独的个人来说，没有制约捕杀公共财产动物的激励，因为该行为对最终生存的动物总数没有影响。政府对猎杀动物的所有限制都是企图克服公共财产这一难题。不幸的是，在动物不断运动的情况下，例如说鲸鱼，甚至政府的限制也难以实施。
讨论题
1．是否曾经有过狗、猫或者牛的灭绝问题?为什么没有?
2．有人争辩说，拯救珍稀动物种属的唯一方法是建立私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只有富裕的猎手们才有可能在保护区内旅行消遣。这会怎样有助于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种属?
第二十二章 石油泄漏经济学
1978年3月1日，注册油轮“阿莫科?卡迪兹”号在离法国布里塔尼海岸不远处遭遇巨浪。显然它的船长等得过久，再寻求救助时已经来不及了。油轮被撞裂，5460万加仑的石油注入大海。由此对法国渔民、土地所有者、旅游者、商业老板和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失估计累计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一灾难是随着10年之前的较小但仍是重大的石油泄漏事件而来的。1967年3月，“托雷峡谷”号油轮在英国南部海岸搁浅，并且泄漏出119000吨原油。在当时，这样的数量被认为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尽管英国政府就花费了800万英镑用于清除所造成的污染，油膜在英国和法国的水域中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于是，正如“阿莫科?卡迪兹”号所碰到的一样，人们由此认识到由容量超过百万吨的现代油轮所造成的威胁。这些船只的体积是令人惊叹的，它们所承载的石油容量是令人恐惧的。鉴于大部分船只都以油为燃料，那么泄漏的威胁就不仅局限于油轮和驳船。除了事故以外，泄漏还会来自转输油料时的泄漏、特意用泵排掉舱底的污水、以及海上油井的喷泄，如同圣塔?巴巴拉案例中的情况（本章的重点是有关直接倾入水中的石油泄漏。一个附加的难题是由陆地上的石油泄漏所造成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因事故而引发的——来自输油管道泄漏和23万加油站对使用过的油料的处理等等。最终此类油料渗入小溪、河流和海洋。）。1974年有26起主要的石油泄漏事件(有11起发生在美国海域)，最为严重的是在南美洲南端的“麦塔拉”超级油轮的2600万加仑的石油泄漏。由于石油并非是生化可分解物(并非迅速变质的)，世界的海洋正在累积不断地增加“不可消化的”石油污染层；油膜及其油状珠球在全世界的公海中都可见到。其生物性后果仍然是不可判定的——我们并不知道它对海洋生物的长期影响是什么，但是任何赤脚在海滨漫步的人都会发现海岸线上石油造成的污染后果。
再者，这一难题被来自石油输出国成功的卡特尔活动所引起的石油供给危机(指1973年10月6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译者注)搞得更加复杂了。石油价格从1973年赎罪日战争　以前的3美元一桶上升到1976年的11美元一桶。1982年，每桶价格为32．42美元。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价格上升的结果是鼓励新的供给来源，尤其是海上钻井，完成穿越阿拉斯加钻取北坡(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一地区，在布鲁克斯山脉和北冰洋之间一译者注)石油的输油管线建设，并且鼓励更多的巨型油轮来载运石油。北坡的石油运输到市场的方法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争论。它是否应当用油轮运送，穿过胡安?德富卡海峡而进入皮吉特海峡?在此狭窄的水域中一次巨型油轮的泄漏将对此区域造成重大灾难。
某些技术方法已经形成，用于清除所造成的石油污染，更好的技术方法也许会在未来被发明出来。但是也许会证明有效地预防将来的泄漏会使社会付出少得多的成本。有若干种选择方案可以予以考虑。
一种建议方案就是禁止海上石油钻探以及从水路运输石油产品，这当然会减少石油泄漏，但是这有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带来副作用。短期效果将会是原油供给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石油产品价格的上升。富人和穷人都一样要使用汽油，但是它占据穷人支出的更大比重。（研究已经表明下列汽油支出费用在收人中所占的比重的分布：3000—　　5000美元收入者，该比重3．4％；5000—7000美元收入者，该比重为3．3％；7000——15000美元收入者，该比重不到2％；15000美元以上收入者，该比重为1．4％。所以，更沉重的负担将会落在低收人群体身上。）这样一种政策的长期后果有些更加难以判断。石油产品价格的上升将提高新的国内发现的赢利性，并且由此导致更为集中的勘探。这是否会足够地增加供给导致价格下降到先前水平的供给，仍是颇有疑问的。
再者，即使美国采取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措施，仍然不会完全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其他国家的油轮还将运载石油并且继续污染海洋。鉴于我们的法律权威只能管辖海洋中的较短距离，我们的海岸将仍然不能免遭到处飘移的油膜的污染。
简单地使用取消任何经济活动的方式，有可能消除很多使“无辜旁观者”付出代价的生态难题。但是这通常是昂贵得令人止步的解决方案，具有外部非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数量在不断上升，全面禁止这样的活动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那么我们能否消除这些副作用中的大部分，而不取消产生它们的经济活动呢?这些有害的效果的存在出于—个原因：即导致这些成本的个人或群体甚至并不承担这些成本的——小部分。如果污染者们不得不承担其全部社会成本，那么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就会以经济的方式消除尽可能多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宜称所有的污染都必须被制止，但是如果消除污染的总成本超出了其收益，那么该经济就会得到较少的真实收入。）
简而言之，对大多数污染问题的一种安慰性的回答是让污染者付出代价。但是要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改变产权——也就是说，改变有关所有权的现有法律。对财产的权利就不得不进行修订，以便包括任何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之成本和收益。以两类污染者为例，这就会使得驾驶汽车的人和纸浆厂的操作者们对他们所引起的空气和水域污染负支付责任。
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隐含着如何判定特定活动副作用的真实经济成本的难题。比方说，如何对一家钢铁厂的大烟囱污染所造成的破坏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从原则上说，价格可以被估测出来。但是在实践中，这一任务绝非简单，并且，这一困难因有效地评估实际污染者所引致的成本这一难题，而更加复杂了。
在石油泄漏的情况下，成本评估因海洋(常常是海滩)并非是私有财产这一事实而变得复杂化了。它们是“公共财产资源”，也意味着没有人拥有它们，而人人都可以使用它们。如果某人拥有它们，那么此人就会像任何其他财产所有者在遭受损失时所做的那样，对污染者就所受的全部损失提出起诉。这便指向一个公共政策能够涉足的领域。
第二十三章 地狱峡谷洪水经济学
地狱峡谷，位于将俄勒冈州与爱达荷州分开的斯内克河(在美国西北部，是哥伦比亚河的支流一译者注)两岸，是北美大陆最深的峡谷，甚至超过了大峡谷(指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深度。它有着美国最为壮观的景色，并且是糜鹿、鹿和大角绵羊的自然栖居地；横空成片的红腿鹧鸪呜叫声回荡在山谷的两侧，汹涌奔腾的河水中扑腾着大马哈鱼、硬头鳟和鲟鱼。
地狱峡谷还可能是开发水电资源的最佳遗留地。这样一种开发的结果将会是一座高矗的大坝，它将河流围成一个巨大的湖泊。
是否应当建造这座新的大坝?
这一问题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争论。在这一时期内，各种计划与提议的地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两方面的论争者也已经有了变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已经变换了立场)，并且曾经一度是在公共电力与私有电力两派中就两种选择方案和相互排斥的大坝选址之间的争论，已经变成那些从根本上反对建设大坝的人，与那些同总应当以他们的共同努力来建设和营运的公共与私有电力群体联合力量之间的争执。
当雄辩言论与电力政治学统治舆论时，这一问题在联邦电力委员会面前以数据进行了激烈的舌战。这些数据被用于大坝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且因为有若干个替代性的大坝综合方案被提交，也就形成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替代方案。我们只要审视其中之一——高山绵羊大坝，这显然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水力发电方案。
成本——收益分析已经被用来帮助判定与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区别开来的社会成本。这种区别是什么?对于广泛而大量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或提供来说，不是没有区别，便是区别如此之小，以至于无人愿为此而劳神。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资本数量的私人机会成本和预期的收益来决定是否要承担一项经济活动。比如说，如果某一预计的收益回报率超出了提议建立工厂所需资本的机会成本，这一工厂就会被建立起来。
然而，在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收益或成本带给别人而不是投资者(与用户)时，纯粹的私人计算可能会产生从社会整体的观点看的错误决策。在高山绵羊大坝项目的案例中，某一承担该项目的私人投资者就不会得到作为调节河水流量与在低水位季节释放更多水量的结果而在下游的发电厂产生的新增电力收益。作为在高水位和潜在的洪水季节减少河水流量的结果，私人投资者也不会从减少在斯内克河下游和哥伦比亚河诸支流的洪水损害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投资者既不会承担毁灭或损害迁移鱼群的社会成本；也不会对减少水禽和哺乳动物的野生动物栖居地承担成本；也不会对不可挽回地改变某一特定的、不可替代地区的美丽景色承担成本。
这些外部性中的一部分是相对易于衡量的。其中之一便是一座大坝的下游收益，这就是新增发电量乘上每度电的价格。另一个就是减少洪水损害价值，这可以用估计被蓄积的洪水量可能在下游所造成的损害的大小来进行计算，并且用这一数字乘上在没有大坝的情况下，如此高水位可能出现的频率(这一数据从该河流的历史档案中获得)。但是谁能衡量对以前未经开发的峡谷在美学意义上的壮观景色与娱乐价值毁灭相关的外部性呢?让我们看看在高山绵羊大坝案例中是如何试图进行这一计算的。
暂时省略掉与改变环境相关的外在成本，反对建设大坝的人们衡量了提议建设大坝所有其他成本与收益，与次优替代方案核能发电相对照。接着他们提问什么价值必须用于保护原有环境之上，来为不应建大坝提供根据。结论是在超过其项目规划的50年寿命期，根据有关其他大坝高山绵羊大坝和核能替代方案所做出的假设，将会提供超过其次优替代方案1400万到2400万美元的收益。
这一数字派生方式的一个简单介绍将显示此类案例中的通常程序。大坝的总投资成本，以9％的利率计算为266786000美元。债券将在那一利率上浮动以提供这一数额。这使得年度总成本(对债券所收取的固定费用，加上营运、发电和输送电力的成本)达到39597000美元。
在收益方面，电力收益(大概包括下游的收益)是每年41894000美元，洪水控制收益为每年245000美元，总计为42139000美元。从年度毛收益中减去年度毛成本，由此得出每年2542000美元的净收益。在该项目的50年寿命期，便是总计为24068000美元。
最后一个数字会使你感到困惑：250万美元的年净收益乘上50年，应该得出比2400万美元多出许多的数。但事实上它却没有，因为今天所挣得的一美元要比明年所挣得的一美元值钱得多，是未来50年1美元价值的75倍。这一原因非常简单，认识到今天的美元能够挣得也许9％(也就是说，它们的机会成本或我们对未来之美元的贴现率)。我们必须提问的是需要以今天的多少美元，来得到明年的250万美元收益在时间上更长远，货币的机会成本利率越高，现值也就越低。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成本。当所有的数字被计算出来，2400万美元就成为估算的上限。估算的下限1400万美元是使用不同的利息(贴现率)用类似形式计算的出来的。
现在我们接近最为关键的问题?保存现有峡谷的价值是否与今后50年的1400万至2400万美元相等?你是如何衡量对自然风景魅力享用的?理想的答复将通过评估人们将会愿意付出多少来保持该峡谷而获得。我们并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用进行某些比较的方式来获得一般概念。比如说，我们发现在挪威，溪流可以归私人所拥用，体育竞技中的钓鱼者愿意每天支付500美元，以便在某些有大西洋马哈鱼的溪流区域获得垂钓的权利。既然硬头鳟是大西洋马哈鱼的近支，这一数字给了我们某种人们对在地狱峡谷钓鱼所赋予的价值概念。加拿大的大西洋马哈鱼租赁价格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我们还可能调查人们在市场条件下，通过类似比较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狩猎和其他形式的消遣进行支付的。
更进一步说，显然消遣娱乐资源的价值每年都在增长，因为收入和闲暇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享受此类设施。鉴于需求在全部价格上都在上升，而供给却是固定的，（从理论上说，替代物的确存在，但不清楚的是，他们究竟有多近似）该价值将不可避免地保持上升。总而言之，根据这一粗略估计，对高山绵羊大坝进行反证研究的作者总结说，原有峡谷的娱乐消遣收益的确超出了期望从水力发电开发项目中获得的1400万至2400万美元的收益。
当我们进行本书第一版的写作时，这一问题仍是疑向颇多，如今已经得以解决了。这是否是由冷静的成本——收益演算所解决的?几乎不可能!一方面这些数字无疑具有某些影响，另一方面，最后决策由国会在政坛做出，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斯内克河的那一部分进一步进行大坝建设。
小结
要评估某一提议项目的成本与收益，人们必须展望未来。未来的成本与收益必须被贴现回现值，以便发现所提议之项目的净现值。只有当所建议之项目的净现值为正时，我们才可以考虑该项目会是一个具有潜在前途的项目，当然，由于缺乏有关对我们环境的某一改变之潜在成本与潜在收益的良好信息，我们的成本——收益分析将总是不完备的。
讨论题
1．为什么今天成本中的一美元比一年后的一美元值钱?为什么今天收益中的一美元比一年后的一美元更值钱?
2．列出在斯内克河上建设一座大坝所需的某些潜在成本。你是否认为这些成本都是较为容易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