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怀念胡绳

怀 念 胡 绳

杨  义

    胡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学者、文化战士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者。他学识渊博，才华精湛，文风坚实，在历史、思想文化和哲学方面，尤其是近代史和党史方面造诣精深，成果丰厚，在旧体诗歌的写作上，也是本色当行的高手。他1982年写诗道：“杜老草堂诗律细，征西陆子句如珠。我生频饮嘉陵水，分得才情一寸无？”可见他对杜甫、陆游的诗学格调风神是深有体会的。聂绀弩1984年写赠给他的诗中说：“著作等身光史学，江山到眼诵诗才。”把他的史学和诗才并列，给予崇高的评价。

    在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十几年间，我一直是文学研究所一个潜心学术的普通研究人员，先是潜心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后来转而研究古代文学史。其间有人提议我出来做行政工作，我托人在院长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向胡绳同志带话：“我的特长还是坐冷板凳。”胡绳同志也表示：让杨义这样的学者做行政工作，实在有些可惜。这使我得以潜心再做五年的学术研究，陆续写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以及最近出版的《李杜诗学》的大部分，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种新的规模和境界。在此同时，他以对学术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文学者成才之路的感同身受，在研究条件上为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地加以提携和帮助。他本人，以及当时的副院长丁伟志同志、朱锦昌局长，先后两次解决我的住房问题，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而且社科院从1985年启动职称晋升的破格制度，使我有机会连续破格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并成为1991年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那一年的特殊津贴，除了一些资深的博士生导师之外，有些所长也未获得，而40多岁的普通研究员中就有郑成思和我两个人，可见是非常注重学术标准的，而不是简单地以职位来区分学术的高低，这是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的。

    由于我多年潜心于学术研究，疏于交往，直接受到胡绳同志的指点和教诲不算很多。但他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关心和扶植，常常使我感到他在人文学术上具有独到的眼光，独到的学术思想，话不算多，但句句说到学术的奥妙深处。比如我研究生毕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第一个科研项目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由于初出茅庐，这个项目既不是国家级、院级和所级的重点项目，连我所在的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也排行老七。可见我这个项目之小，但位置非常边缘化。胡绳同志到文学所调查研究的时候，发现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仅在财务里报销20多块钱，就写出第1卷50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有些重大项目召集几十个、百余个学者一再地开协作会议，把几万元经费几乎花完，还没有写出一卷。胡绳同志就说，看来应该提倡个人著书，集体项目也应由一人主编，集合两三个学者去完成，不能搞人海战术。后来他还在院长会议上说，文学所有位年轻人搞了一个“地下工程”，出了大成果。这些陆陆续续传到我耳中的话，使我深刻地感受到胡绳院长具有体悟人文学术之道的大智慧，因为人文学术讲究原创性，讲究生命和智慧的深度投入，以个人之力贯通一个领域所达到的学术境界，不是简单地以1+1再+1的方式所能代替得了的。二十四史写得最好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前四史”，那都是司马迁、班固他们的个人著作。唐以后设立国史馆，靠众人力量也许在搜集资料上比较方便，但写出来的史书达不到“前四史”的境界。要搞集体著作就要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那样，有三个历史学家编出资料长编，然后由学识更高明和精深的司马光以19年时间一一改写定稿，以生命的灵性点醒史料的排比。当然那时候司马光在洛阳也有专门的两间大屋堆放资料和书卷。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还盛行集体修史的时候，胡绳同志的鼓励，对于我用10年工夫阅读近2000部现代文学原版书和原始报刊，写成3卷152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我还体会到，胡绳同志不仅非常器重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力作，而且对学术个性和学术著作的多样化也非常欣赏。钱锺书先生在日本爱知大学的演讲中也说：“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研究里也会出现这些派别，造成另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以博大的胸怀和广泛的趣味，容纳和欣赏多种多样的学术风格，是胡绳同志的书生本色和领导作风。1992年有一位日本教授来我这里进修中国现代文学，我提议和他合作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用原始报刊和原版书籍的插图装帧近600幅，换一种眼光来打量中国现代文学史。此书先在台湾出版，在日本、韩国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为此开过一次年会。后来在大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年间卖掉1.5万套。萧乾先生认为这是一本“旷世奇书”，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文学史写作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一个典型。该书109篇书话式的短文，有48篇是写文学报刊的。胡绳同志非常喜欢这部书，曾经三次到南方旅行都带上这部书，反复阅读，校正一些错别字，还做了不少眉批。因为他从17岁开始，就在上海聂绀弩编的《中华日报·动向》副刊、曹聚仁编的《芒种》杂志，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海柯灵、唐主编的《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思想文化评论、历史短论和时事政治评论，所以他读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对当时报刊的评述，很容易引起少年意气、戎马书生的青春回忆，大概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之感吧。

    后来我又送了一本《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的小册子给胡绳同志，据说他也津津有味地翻阅一过。这本书所论的京派和海派，在以后数年间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有西方学人认为，世界上有三个城市最值得研究：纽约，巴黎，上海。我用的是随笔体的信马由缰的笔墨写成。从慈禧太后的“伺候戏”谈到海派汪笑侬的戏剧大改良，从沈从文《边城》的祖父、孙女、黄狗谈到上海新感觉派的《夜总会的五个人》，从京派借鉴屈原《九歌》、陶渊明诗和英国的哈代、乔治·艾略特，谈到上海现代派借鉴日本新感觉派对现代都市的光色和风景线的感觉。总之是随意着墨，谈论的节奏充满跳跃、比喻、感受，是写得相当轻松的。是一本可以躺着读的书。胡绳同志读了之后，说我们的学者应该写一些这样生动活泼的书，除了做一些厚重、深奥的研究之外，不妨写一些随心所欲的文字练一练笔墨工夫。这些话和我主张学者应有两副文笔或多副文笔，能出之能入之，可典重可空灵，在对学术上洞幽察微，融会贯通的同时，又能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为读者喜闻乐见，其心是相通的。

    最后一次与胡绳同志见面，是1999年春节。我的《文存》在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不久，顺便给他带上一套。《胡绳全书》也在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他给我题名留念，里面排版时出现的错别字也一一改正了，可见这位学界前辈的严谨和认真。他询问我最近出任所长后，是否还有时间搞研究。可见他对一个学者当所长后能不放弃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视的。我告诉他，《李杜诗学》工程已经过半，《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在最近四五年也搜集图画近万种了，想借这个项目沟通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他就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与图画的关系，谈起他少年时代在家乡苏州、扬州所见所闻的父辈文化名人诗文应酬、书画交往和互赠条幅的往事。这一点刺激了我后来到苏州停留十几天，遍访苏州六个县的古代作家遗迹和文献，得到图画千余种，拍摄了八个胶卷，为我外出访画收获最丰的一次。胡绳同志还问起《诗经》的图画情况，我告诉他，宋朝马和之几乎给《诗经》每一篇都配了图，这些图的原件藏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的博物馆，有的还流散在海外。现在许多博物馆都对馆藏进行版权保护，给沟通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工作增加不少困难。另外，明朝周臣的《毛诗图》和程君房的《程氏墨苑》也有不少图可利用。接着，胡绳同志又谈到钱锺书先生的博阅强记，有一位朋友在文献上发现两句宋诗，请教钱先生，他不仅能说出作者名字，而且指出其中两个字可能有误，后来查阅该诗人的别集，果然如此。这是我与胡绳同志单独谈学问的惟一一次，他广博的文化视野、注重原版典籍的坚实作风，以及对一个后学晚辈平等相待的态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想起，一代哲人的风貌还宛然如昨。

2001年11月2日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