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生死劫 夏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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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劫 作者：夏双刃
甲午战争中，左宝贵守平壤，日军久不能克。但左终日穿黄马褂于城头督战，目标太过明显，卒为日军狙杀手射杀。北门因此被攻破，平壤失守。
马玉昆骁勇善战，世称“伏波将军”，这是用汉代的名将马援来比他。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进攻天津，马玉昆义愤填膺，誓与决一死战。直隶总督裕禄劝他说：“洋兵战术妙不可测，我军非其敌手，君若战必败无疑。”马玉昆不听，径自率所部移屯京津要道上的北仓。联军进攻十分凶猛，尤其日军锋头甚劲。马玉昆便一马当先，手刃日兵十数人，又冒险冲进敌阵，左臂中弹，犹指挥如故。虽然最终不支而退，但是外国人都非常佩服他，称他为中国的将才。时论认为，正是北仓之战，延缓了洋兵推进的步伐，使得慈禧和光绪有时间逃出京城。
辛亥革命时，成都革命党欲尽屠“满城”中的满人，尹昌衡力排众议，且单骑入满城，说得满将裕琨投降，一场屠杀于是幸免。
据传，应桂馨奉命刺杀的，非止宋教仁，还有黄兴。当时应桂馨将黄、宋二人并立的照片交给刺客武士英，说：“并击死者受上赏，击其中之一者受中赏，二者皆不中无赏。”当时虽然黄、宋都在车站，武士英却只刺死了宋。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袁世凯说自己取消帝制的原因：“吾昨观天象，见巨星陨地，谓吾生平所再见矣。第一次所见亦同，不弥月，李文忠公薨逝。今又再见，吾体力虽健，而抱恙未瘳。况吾家几世以来，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吾适逢此年，恐不久于人世矣！”因此万念俱灰，壮志全消，不久即病逝，未打破袁家“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的宿命。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曹锟后，第一件事是将曹的一个佞幸李彦青枪毙，实际上是为了夺取他的巨额财产。不久又要曹锐去见他，曹锐不愿受辱，马上服毒而死。
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后，姐姐陈玉莹也伤心而死，
林白水被杀为军阀戕害新闻自由的极端事件，但另有隐情。林办《社会报》，以大胆敢言闻名于世。然林不事私产，家中每曾断炊，便向权贵索要津助。稍不遂意，便丑诋于报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潘复正忙得焦头烂额，见林来乞讨，当面拒之，林拂袖而去。翌日，报端有论云：“鲁督张宗昌入都，潘侍之不离跬步，如肾囊之于睾丸，则潘复可呼为‘肾囊总理’。”张宗昌阅后大怒，即令捕杀之，无须任何审讯。薛大可闻讯急忙赶到，谏道：“公勋业正隆，奈何杀文士？”张宗昌不顾而唾，薛大可就长跪不起，张终于为之感动，打算赦免林白水，不料林已被处决。杜甫居蜀时，也每以衣食叨扰严武，常嗟呀抱怨。林白水之狷介之质有如杜甫，但张宗昌远没有严武的度量。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终其身，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一肾出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 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
飞机失事前一夜，徐志摩虽已购好飞机票，但竞夜与刘半农等聚饮，已是疲倦不堪，特地叮嘱旅店侍者道：“明早要睡懒觉，请勿打扰。”侍者说：“飞机甚早，如果不在七点前起身，将不及搭乘。”徐说：“无妨，就算赶不及，后日搭乘也一样的，一张飞机票能值几何！岂能因此使我不得酣睡？”侍者应允而退。但徐沉思有顷，又叫来侍者叮嘱道：“我回沪休息亦佳，明晨准于七时前唤我起床。”翌晨匆匆启行，竟遭大难。
黄侃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住在吴承仕的一处别院。不久黄的幼子病死，黄认为房子不吉，乃举家迁出，并在墙壁上写满了鬼字旁的汉字，几乎把《康熙字典》中所有相类的字写完，最后还在大门上大书“天下第一凶宅”。吴承仕非常生气，认为他实在太过分，黄却反唇相讥：“再说，需先赔我儿子来！”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张自忠将军殉国前，蒋介石梦见一狰狞恶鬼，以巨锤击打自己的右臂，醒来犹隐隐作痛。不一时噩耗传来。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死，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十天后他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手稿书籍无数。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
1957年，傅雷被划成右派。翌年，傅聪在波兰公派留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去了英国，被人称作“叛国分子”。文革中，傅雷自杀。傅聪在1980年说：“我在波兰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指傅雷被划成右派），那年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就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范长江于1936年访问了延安，并于1939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召见了他。可是他作为一名著名的红色新闻工作者，1949年后虽曾担任新华社总编、《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要职，却只是昙花一现，从1952开始，他就离开了新闻界。1970年，他死于河南确山五七干部干校的一口井中，尸身赤裸带伤，被宣布为自杀。1991年，国家有关部门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文革中，范烟桥恐祸及己，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饶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侮蔑文革，将其活活打死。周瘦鹃来吊唁，泣不能语，回家后便投井而死了。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很多，但如翦伯赞这样，在得到“宽大处理”——当作“反面教材”供养起来，却还要自杀以表示“不配合”的，却绝无仅有。大多数人非到忍无可忍，还是在苟活着。
1967年，叶笃仪去看潘光旦。潘说：“我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原则——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叶说：“那就继续投降，继续屈服，从而继续活命。”潘说：“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eccumb（灭亡）。”
1968年，李广田不堪批斗之苦，在昆明北门外的莲花池自杀，传说这也是吴三桂死后，美人陈圆圆自杀的地方。
王造时在五四运动时期曾两次入狱；193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遭到残酷迫害。刑讯人员声称：“王造时即使是钢，也要使他化为钢水。”于是，一个足有180镑的胖子，被折磨到皮包骨头。但是他仍然满怀歉意地对难友说：“我也有责任，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1971年，他死于上海的监狱中。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女儿海容则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被折磨而死。
文革中，沈从文非常坚强和洒脱，每天除了接受批斗，还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年纪大的老人比较放心）。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也做的非常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