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辨 夏双刃

雌雄辨   作者：夏双刃
朝鲜人李百拂认为：“中日两国之立国风格迥乎不同，中华信乎为泱泱大邦，仅举一最小之事为证，已可见其对世界友国之诚挚态度，非浅薄险隘之日本所能及也。如中国根据译音名其邻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在中国文字中皆为懿词，均含褒义。若日本则适相反！名德国曰‘独’，意为独夫之国；名旧俄曰‘鲁’，意为愚鲁，经俄国抗议，才改作‘露’，但仍有薤露朝阳之意；名美国曰‘米’，看似无他，实际上有吞食的嘲谑之意。两者对比，一目了然！”日本人称美国为“米国”的不尊重态度，蒋介石亦曾在演说中谈及。
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是湖南浏阳人，为一时瑜亮。如今浏阳有才常路，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
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击毙广西巨盗陆某、梁某二人，注其血于杯中，请巡抚柯逢时共饮。柯失色不敢饮，岑却一饮而尽，柯为之咋舌良久。
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着回答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孙玉声和韩子云同船南下，互相展示新作。玉声有《海上繁华梦》，子云有《海上花列传》。玉声见《海上花列传》用吴地方言写成，担心读者不爱看，劝子云修改。子云很自负，终不肯改。结果各自出版后，《海上花列传》的销路远不如《海上繁华梦》。
徐锡麟刺死恩铭后，满族大臣俱如惊弓之鸟，谈虎色变，胥有戒心，而尤以端方为甚。一次，陈伯陶以事进谒，时天气燥热，陈俯身向靴囊取折扇，端方虎跃而起，狂呼：“你做什么？”陈抽扇出，愕然道：“取扇子乘凉而已，帅座何故惶恐如此？”
晚清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起义，多因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后，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痛感这一弊病，对接下来的广州起义进行了近一年的周密准备，定下了十路合围之计。结果邻近起事日期时，前线指挥官黄兴犹疑不定的性格暴露无遗，命令再三反复，参加起义的敢死队员反复进入和撤出广州好几次，以至于十路人马只剩下了四路，人数只剩下了八分之一。所以说，黄花岗起义的失败，黄兴是有很大责任的。后来的阳夏之战和赣宁之役进一步证实了黄兴并非将才，这使他的个人威望不断下降。
黎元洪是天津水师学堂的优等生，严复很欣赏他，称赞他“德胜于才”。一般人都认为严复的评语中不无贬义，实际上黎元洪的军事才华也是相当出众的。他曾参加过朝廷的两次秋操，并指挥南军两次取得南北对抗的胜利，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伏笔。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族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徐世昌虽与袁世凯订交很早，后来又互相提携，但仍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官爵也一度在袁世凯之上，因此不能以袁的部旧视之。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
王闿运进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王闿运任参议，评论参议院人才，其言曰：“五张，季直（张謇）人格最高；六李，柳溪（李家驹）的是可儿；二赵，均道德高尚；云门、叔海、相伯、又陵，各有所长；吾门杨皙子亦不弱，余则非吾所知也。”五张，指张謇、张凤台、张振勋、张镇芳、张元奇；六李，指李家驹、李经羲、李国杰、李国筠、李盛铎、李开（人）先；二赵，指赵尔巽、赵惟熙；云门，樊增祥字；叔海，江瀚字；相伯，马良字；又陵，严复字；皙子，杨度字。
袁世凯欲称帝，李经羲进谒，正色说：“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欲登九五之尊，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设此事易为，则先叔文忠公（李鸿章）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毁于一旦也。”袁世凯色变，只好说：“兹事重大，终当决诸全国国民。”
杨度组织筹安会，为拥袁世凯称帝，可谓不宜余力。但他忌惮梁启超对舆论的影响力，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之。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则在背地里商量道：“任公（梁启超）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他们二人一到天津，尚未开口，梁启超已拿出墨迹未干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文中不遗余力地抨击袁世凯，在蹇、汤的力劝之下，梁才勉强删除一些过于激烈的词句。梁并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见，梁启超之“另树一帜”远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
杨度是洪宪帝制的始作俑者，他因组织筹安会而名声大噪。梁士诒非常羡慕，于是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诸如人力车夫、乞丐、妇女甚至妓女都列名其中，筹安会也赫然在列。事实上，梁士诒还是洪宪帝制的财政主管，若非他的努力，各种筹备工作是很难维持的。因此，时人认为杨度只是理论的帝制派，梁士诒才是实用的帝制派。
杨度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成名始于业师王闿运，称其“美于文章，妙于言语”。其后尝共康有为、梁启超游，盖一立宪党人。在东京时又与孙中山、黄兴订交，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洪宪帝制时，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党人。帝制失败时后披发入山修道，数年后复出，秘密为孙中山效力。国共交恶后，他在上海依附杜月笙，暗地里则拼力救助中共党员及家属，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真乃一代奇才！
德富苏峰在日本被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后，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康有为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分甲乙丙三类：甲类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类须不作官不作议员，丙类更须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沈尹默等都属甲类，但大多不能践行。如陈独秀就常流连八大胡同，并曾为友人嫖了自己专嫖的某妓女而前去“打场”，艳闻屡屡见诸报端，其丢掉北大文科学长与此不无关系。但李大钊却能信守不移。后来陈独秀曾叹息道：“世所谓南陈北李，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徐树铮和梁鸿志皆为林纾的弟子，或有人问林：“二门生如何孝敬？”林说：“我有一子，一门生教之做官，一门生教之嫖院而已。”前者指徐，后者指梁。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商务印书馆想聘请胡适主持编译所，胡适当时正意气风发，耐不得此等寂寞，当然加以拒绝，但他推荐了王云五。王云五来后，商务厉行改革，蒸蒸日上。事实证明，即便是胡适自己来，也未必比王云五做得更好。
胡适有数十个博士头衔，但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为北洋军先锋攻入湖南，张驻湘北，吴驻湘南，冯驻湘西；张荼毒湘人，吴、冯却甚得民望。吴善治军，且识时势，每有惊人之论，冯叹曰：“此君鹏程万里，必不久居人下也。”于是曲意交欢，事之如长。吴也重视冯的口碑，倾力提拔。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倒戈反吴，两人彻底破裂。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路过洛阳，看到吴佩孚的军队军容雄壮，不禁自惭形秽。回到湖北后，他便厉行改革，裁汰老弱，添练新兵，整饬军纪，不料激起士卒的哗变。湖北人深以为苦，竟愤起驱之，一如当初湖南驱张（敬尧）一样。
唐生智在长沙，公然挑衅兵临城下的吴佩孚说：“湖南非善地，湘人伢子岂可轻耶？吴佩孚是赫赫大将，我乃区区师长。彼有十万人马，我不过二万五千。彼可分兵三翼，我则不过一路。彼有海军大炮，我则别无其它。然彼来长沙，我则去武汉。彼胜我一师长不足喜，我胜彼则名扬天下。试问得失如何？”又拔抢自指曰：“彼不居租界，我亦不居租界，若败于彼，有此而已。”
张辉瓒是士官生，位仅至副师长，无太大成就，因毛泽东写了“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词句而驰名。但张辉瓒亦非学无所成之辈，围剿红军时，他奉令进剿东固，认为后援未至，不可深入。但中央督促甚急，说他顿兵不进，令赤势坐大，将成燎原之势云云；他的顶头上司鲁涤平更频频发电催促。他以密函申请缓进二日，并详述攻守策略，不料此件被红军截获。鲁涤平最后一次致电说：“中央切盼吾等解民倒悬，若再陈师不进，本军声誉坠地尽矣！”张辉瓒不得已而南进，于是被活捉。半个月后，赣江上漂下来一块木板，上载一颗首级，旁书“张辉瓒”。
1929年，杨度加入共产党，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世人于军阀因恨而诬，如曹锟、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韩复榘等，多给后人以大老粗的印象，实则他们纵非才华过人，也绝非单纯粗鲁之辈。譬如，世传曹锟不识字，给人题字，只会题一“虎”字，实则曹锟颇通才艺，犹善画梅。阎锡山是士官生，算是革命党中的精英人物，其独霸山西近四十年，为民国一代的奇迹。张作霖是草莽英雄，颇能礼贤下士，有治乱之才。张宗昌虽粗犷，然其精明之处，为文士所不及。韩复榘有清代循吏之风，喜欢微服出巡，了解民情；开庭审案，察察为明，不以为苦。其余亦然。
陈公博在《苦笑录》写道：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但每次他的代表来汉口，无不大嫖大抽。
溥仪做满洲国皇帝后，亲贵傅侗数斥其非，时人以傅侗为深明大义者。不料这根本就是满清皇室的内讧，汪伪成立后，傅侗即由褚民谊介绍附逆。
王明是第一个称陈独秀为“叛徒”的人，他曾说：“我党可联合任何人，惟托派为例外；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惟陈独秀为例外。”康生附和之，说陈独秀曾与日本人密约，故为汉奸无疑。陈独秀驳斥道：“你们一向不择手段，顺汝者为战士，逆汝者为汉奸。”
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陈独秀懵腾大睡，彭述之十分羡慕。晨起，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陈泰然自若地说：“不如大辟爽快！”
1932年，胡适回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与当年的蔡元培、陈独秀不同的是，胡适对旧派学者相当排斥，他首先解除了马幼渔的中文系主任职务，由自己兼任，又解聘了林公铎、许之衡等人。林公铎被解聘的一大原因，是他经常在课堂上辱骂校长蒋梦麟、傅斯年和胡适自己。胡适的雅量，不要说不如蔡元培，即便比陈独秀也是大有不如。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
有人问蒋梦麟“文人与武人孰重”，蒋说：“不晓得武人们怎么看，不过，我想在他们眼里，文人只能写布告。”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黄侃好胜。他与吴梅不睦，有一次吴的学生去看他，他便说：“你不要以为只有瞿安（吴梅字）才会教曲子，我也会！”接着竟大声背诵了一大段《桃花扇》。
金岳霖和梁思成住前后院，他制作了一幅对联恭维梁氏夫妇：“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是建筑学家，用“梁上君子”作比十分贴切，梁也十分高兴。林徽因却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金岳霖鼓掌赞成。
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时，曾在课堂上说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都是脑满肠肥、满脸横肉的大胖子。白白胖胖的梁实秋即针锋相对地说，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跟猴子一样……以此调侃老舍。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孙凤鸣刺中汪精卫，拟再举枪射击时，张继突然冲上来从后面环抱其腰，张学良飞起一脚将其手枪踢飞。当时张继已六十多岁，时人都认为小张不足奇，奇在老张。
汪精卫风采照人，眉宇间有无穷气质，就连敌人都为他倾倒。清末的革命刺客层出不穷，事成之后，大多惨死，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连心肝都被行刑的士兵吃掉了……但汪精卫在行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后，在自认必死、题壁绝命的情况下，居然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翩翩风度，令主持审讯的肃亲王善耆折服不已，最终脱罪而去，且声名鹊起。实在令人惊叹！唐德刚说：汪精卫即使一错再错，中国人民也可以一次次地原谅他，可是他最终还是犯了中国人民不能原谅的大错。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即撰文诋之曰：“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而汪精卫在投日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之喻。
五四时，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但是抗战期间，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曹、陆、章却并无明显的叛国迹象，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成为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领袖中不惟毛泽东能诗，蒋介石亦能。他十二岁时有《咏竹》诗云：“四万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陈垣和陈寅恪并称“二陈”，但生平旨趣大相径庭，陈垣热衷于政治，而陈寅恪避之犹恐不及。1954年，中国科学院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力辞，并推荐陈垣。严耕望认为陈垣的治学轨迹是“钱、顾、全、毛”，钱即钱大昕的考据之学，顾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全即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毛即毛泽东思想。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老北派四大家之一宫白羽已很久不写武侠，读后不觉技痒，便写了《绿林豪侠传》作为回应，但反响远不及《龙虎斗京华》。旧派武侠遂亡。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唐德刚总结道：我国军界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有“无华不成校”的现象。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李敖敢扒蒋介石的皮，余杰只敢扒钱穆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