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贤愚经 夏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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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愚经
作者：夏双刃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乘坐骄子的是
光绪某年，日斯巴尼亚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依例呈报军机处，王文韶阅后怒道：“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外务部的章京忙说：“日斯巴尼亚是欧洲之西班牙国，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正色道：“安知彼非因作无厌之求，恐我不允，变称他名蒙混？诚如君言，则西班牙何以又称日斯巴尼亚？彼既可一国两名，日本又胡为不可？”
英日同盟约成时，光绪叹息道：“此非吾福也！”慈禧听到后训斥他说：“外交问题，不宜妄发议论，当心隔墙有耳。”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保密工作非常糟糕。往往是前夜刚刚议定一事，次日百官即已议论纷纷。因此后来有人为袁世凯辩解道：杨崇伊等人早已报告太后了。
贝勒载洵偕水师提督萨镇冰赴美考察海军，参观舰队和各制造厂毕，海军当局问道：“贵使有何意见发表？”载洵笑着说：“很好！”翻译周自齐觉得太不成体统，便译成：“贵国海军精良，足资敝国模范，毋任钦佩！”闻者大哗，都认为周自齐巧于掩饰。因为载洵仅一张口，断无可能有如此多话。
荣庆任学部尚书，与京师大学校监督刘廷琛讨论科学。荣庆说：“算学教员的薪水较国文教员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帐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廷琛说：“此言甚是！不过体操一科更该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非若士兵之临阵打仗，又非如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着力于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却受到荣禄、刚毅、鹿传霖等权贵的掣肘。他曾在丰台购买千亩土地，拟设七科大学，终因未获批准而失败。这块土地因此废置，在三十年代成为日军演习野战的场所。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见国会请愿团代表多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众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睿亲王魁斌不解革命党为何物，向人问曰：“革命党剪发辫，四处为乱，是否白莲教之化名？”某贝子笑答：“革命党者，革吾满人之生命也。某党多留学生，无一不牛山濯濯，倘遇之于途，有性命之忧！”魁斌拍案大呼：“反了，反了，他们难道没有王法吗？”
戊戌变法后，面对革命活动的日益猖獗，清朝官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使是当初的“后”党、守旧派，也将君主立宪视为力挽狂澜的不二法门。直到辛亥年间，阿勒精阿、冯国璋等人还组织了君主立宪会，并向总理大臣袁世凯申请立宪。
同盟会员佘英在四川嘉定起义后，因患疟疾不能指挥，终致不支而走，被清兵围困在豆沙关断蛇坡。由于“佘”、“蛇”谐音，佘英认为这是天意，竟然束手就擒。
光绪末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允许美国财团投资东北，日本人百般阻挠，徐世昌和唐绍仪均不为所动。日本人只好去运动北京，北京的军械大臣奕劻等人不理解这是外交策略，竟接受日人的唆示，淡化此事。美国使臣只好悻悻离去，此事被日人自诩为对美外交的一大胜利。
清亡后，徐世昌在青岛做寓公。青岛大学系德国人所建，德国提督常宴请诸遗老于此，徐常随地涕吐，大为洋人所鄙。某人写《桃园梦》小说，专门提及此事。
日本大正天皇登基后，在新年向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通电，各国元首亦复电同贺。唯有袁世凯没有收到贺电，又不便直接询问东京，正一筹莫展时，外交部新来的秘书顾维钧指出必定是收发有误。他于是奉命调查，果不其然，原来是总统府机要秘书不认识英文“Yoshihito”便是天皇的名字，故以“姓名地址不详”而批曰“免覆”。袁世凯很生气，便将毕业于哈佛的该秘书调离，替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
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时，将他在哥伦比亚的老师古德诺推荐给袁世凯作法律顾问。古德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全球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他忠人之事，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共
溥仪在宫中好作画，外人多重金求之。冯国璋也曾托人代求一桢，十几天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裹好送给冯。冯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将此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二点的“冯”字，并有题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常对人言：“溥仪这孩子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作霖进京，著旧式衣冠觐见溥仪，偷目四觑，觉得皇家威仪不过尔尔。溥仪见他贼目兮兮，心中不悦，略致数语而退，对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臣下礼！”张作霖闻之大怒，对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臭架子！”当时，复辟派的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在张作霖的幕中，复辟之说甚嚣尘上，自此一觐后，此说顿息。
张勋复辟，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稽”不已。当时各省奉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已。
张勋复辟失败后，居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吴佩孚有副官某，倚仗吴的信赖，曾上书请任河南某县县长，结果吴批了四个字：“豫民何辜！”吴又有一旧同学王某，曾上书云：“愿提一旅之师，平定两广，将来班师回洛阳，解甲归田，种树自娱。”吴即批示云：“先种树再说！”
徐树铮访德，时传他将与德国签订卖国条约，在德留学生为此冲击了中国驻德使馆。公使陈箓只好签字画押：“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
汀泗桥之战后，蒋百里向吴佩孚请命去游说孙传芳出兵相助。孙传芳想坐观成败，含糊其辞。蒋百里知道吴佩孚必败，遂一去不返。吴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齿寒，孙传芳也马上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
刘显世督贵州，有留美工科硕士晋谒。刘问：“你会造牙粉果子露么？”答曰不会。刘后来对人说：“这也算工科硕士？还不如王和叔会造牙粉果子露呢！”
何健主政湖南，提倡读经，听说《论语》半月刊出版，即订购一千五百份，拟由教育厅分发各中小学教员。当时引为笑谈。（按：《论语》为一文化刊物，与四书之《论语》毫不相干。）
1929年中苏中东路之变，共产国际电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遂发布拥护苏联的通电。
张国焘说：“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我要组织农工党，为一独立自主的政党。”陈独秀反问道：“经费哪里来？”张国焘不能对。
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藏有二百种宋版珍籍。张元济慕名前往参观，主人陆树藩不允，而日本的岛田翰却两次登楼览盛。1906年，张元济听说陆树藩要出售皕宋楼图书，马上和夏瑞芳带了可以筹集到的八万银元赶去。陆要价十万，张元济就赶到北京游说军机大臣荣庆，说买回来可以充实京师图书馆。荣庆不答应，张元济只好四处求人。等到他好不容易筹足十万银元，赶到归安的时候，陆树藩竟已以十一万八千元的价格将这些稀世珍宝卖给了日本的岩崎小弥太男爵。书运到日本时，其全民振奋，犹如过节一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从此成为汉学重镇，堂内有十八种古籍名列日本“重要文化财”，皕宋楼的旧物占去其中的十六部。张元济十分痛苦，从此躬身访书，亲自走遍中州数省，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考察，才在静嘉堂看到了皕宋楼的旧藏。三年后，日本进犯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将建筑和机器设备毁烧殆尽，而新落成的东方图书馆幸免此劫。不料数日后，便有日本浪人潜入图书馆放火，遂使张元济等人辛苦收集的四十八万八千册藏书化为灰烬，其中包括二万二千余册的绝版方志。只有原藏涵芬楼的善本古籍五百种，因事先存在金城银行，得以幸免。商务印书馆为此停业半年整顿。
陈三立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周佛海自命为日本通，做汉奸而有得色。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吉冈文六问周佛海：“有许多财政，譬如国家银行，是靠做假做起来的，你将来的财政，也只有做假吧！”周说：“当然！”吉冈愕然，于是又揶揄他：“那么你的财政部，应该找伊东（一有名的经济骗棍）作顾问。”周马上拿出记事本，郑重其事地问：“伊东是何人？请见告！”吉冈急忙说：“瞎说，瞎说！”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党委负责制确立，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科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不设置这些科系，中国当然也照做。由于完全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我国许多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优势科目被扫荡殆尽。
张元济以涉园主人的名字发表诗章，有“民意不妨凭假造，传来心法袁项城”一句，直刺蒋介石。蒋叹息道：“共党的宣传方式，即运用对政治无深刻了解的社会名流，以号召各界对现实不满之人。尤以归于平淡之人，最怕寂寞，故极易中计，如张元济就是一例。”
三门峡工程拟建时，黄炎培的儿子——留美水工专家黄万里批评某些“专家”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常识，妄言黄河下游会变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之严重超出了黄万里的预期。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的三门峡改建方案，正是当初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此时黄已被划为右派分子好几年了。
1958年，北大师生批判马寅初：“你是谁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马老口口声声说自己和马尔萨斯不同，可是马老在《新人口论》里确实传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的基本论点触目惊心地贯穿着马老的全部论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老自己说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而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新中国开设的一家马尔萨斯的马家黑店。”
北京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阵亡的赵登禹将军的，可是就这样一个名字，在文革中也被红卫兵改了名字，文革后才恢复。对于那些红卫兵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海瑞罢官》上演后，胡梯维马上写了题材雷同的《兴唐鉴》，演魏征谏争事。不久，吴晗获罪，胡梯维自知不免，夫妻相对悬梁而死。
文化大革命最可怕的地方，是儿童的心灵都受到了污染。翦伯赞被迫从燕东园的独家小院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因为没有厨房，他只好在门口支了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听说他是“黑帮”、“牛鬼蛇神”，常常来起哄，还往锅里吐唾沫，丢脏东西。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
纳西古乐的传人宣科被国民党政府囚禁了两年零七个月，出狱后坚决“革命”，五十年代被囚禁，渡过了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
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被严重束缚，人格被严重限制，审美被严重扭曲。八十年代初，李谷一演唱《乡恋》，但就是这样一首旋律简单、风格质朴的“准流行歌曲”，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口诛笔伐。白桦的《苦恋》被拍成电影后，也被批判、讨论、争吵得不可开交，好像中国人就只会斗争一样。1982年，大连歌曲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的举动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写了很多内参。《辽宁日报》为此事专门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说：“对这个瓦那他，马克思是怎样讲的？……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补充：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乘坐骄子的是
光绪某年，日斯巴尼亚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依例呈报军机处，王文韶阅后怒道：“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外务部的章京忙说：“日斯巴尼亚是欧洲之西班牙国，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正色道：“安知彼非因作无厌之求，恐我不允，变称他名蒙混？诚如君言，则西班牙何以又称日斯巴尼亚？彼既可一国两名，日本又胡为不可？”
英日同盟约成时，光绪叹息道：“此非吾福也！”慈禧听到后训斥他说：“外交问题，不宜妄发议论，当心隔墙有耳。”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保密工作非常糟糕。往往是前夜刚刚议定一事，次日百官即已议论纷纷。因此后来有人为袁世凯辩解道：杨崇伊等人早已报告太后了。
贝勒载洵偕水师提督萨镇冰赴美考察海军，参观舰队和各制造厂毕，海军当局问道：“贵使有何意见发表？”载洵笑着说：“很好！”翻译周自齐觉得太不成体统，便译成：“贵国海军精良，足资敝国模范，毋任钦佩！”闻者大哗，都认为周自齐巧于掩饰。因为载洵仅一张口，断无可能有如此多话。
荣庆任学部尚书，与京师大学校监督刘廷琛讨论科学。荣庆说：“算学教员的薪水较国文教员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账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廷琛说：“此言甚是！不过体操一科更该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非若士兵之临阵打仗，又非如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着力于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却受到荣禄、刚毅、鹿传霖等权贵的掣肘。他曾在丰台购买千亩土地，拟设七科大学，终因未获批准而失败。这块土地因此废置，在三十年代成为日军演习野战的场所。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见国会请愿团代表多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众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睿亲王魁斌不解革命党为何物，向人问曰：“革命党剪发辫，四处为乱，是否白莲教之化名？”某贝子笑答：“革命党者，革吾满人之生命也。某党多留学生，无一不牛山濯濯，倘遇之于途，有性命之忧！”魁斌拍案大呼：“反了，反了，他们难道没有王法吗？”
戊戌变法后，面对革命活动的日益猖獗，清朝官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使是当初的“后”党、守旧派，也将君主立宪视为力挽狂澜的不二法门。直到辛亥年间，阿勒精阿、冯国璋等人还组织了君主立宪会，并向总理大臣袁世凯申请立宪。
同盟会员畲英在四川嘉定起义后，因患疟疾不能指挥，终致不支而走，被清兵围困在豆沙关断蛇坡。由于“畲”、“蛇”谐音，畲英认为这是天意，竟然束手就擒。
光绪末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允许美国财团投资东北，日本人百般阻挠，徐世昌和唐绍仪均不为所动。日本人只好去运动北京，北京的军械大臣奕劻等人不理解这是外交策略，竟接受日人的唆示，淡化此事。美国使臣只好悻悻离去，此事被日人自诩为对美外交的一大胜利。
清亡后，徐世昌在青岛做寓公。青岛大学系德国人所建，德国提督常宴请诸遗老于此，徐常随地涕吐，大为洋人所鄙。某人写《桃园梦》小说，专门提及此事。
日本大正天皇登基后，在新年向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通电，各国元首亦复电同贺。唯有袁世凯没有收到贺电，又不便直接询问东京，正一筹莫展时，外交部新来的秘书顾维钧指出必定是收发有误。他于是奉命调查，果不其然，原来是总统府机要秘书不认识英文“Yoshihito”便是天皇的名字，故以“姓名地址不详”而批曰“免覆”。袁世凯很生气，便将毕业于哈佛的该秘书调离，替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
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时，将他在哥伦比亚的老师古德诺推荐给袁世凯作法律顾问。古德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全球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他忠人之事，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共
溥仪在宫中好作画，外人多重金求之。冯国璋也曾托人代求一桢，十几天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裹好送给冯。冯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将此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二点的“冯”字，并有题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常对人言：“溥仪这孩子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作霖进京，着旧式衣冠觐见溥仪，偷目四觑，觉得皇家威仪不过尔尔。溥仪见他贼目兮兮，心中不悦，略致数语而退，对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臣下礼！”张作霖闻之大怒，对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臭架子！”当时，复辟派的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在张作霖的幕中，复辟之说甚嚣尘上，自此一觐后，此说顿息。
张勋复辟，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稽”不已。当时各省奉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已。
张勋复辟失败后，居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吴佩孚有副官某，倚仗吴的信赖，曾上书请任河南某县县长，结果吴批了四个字：“豫民何辜！”吴又有一旧同学王某，曾上书云：“愿提一旅之师，平定两广，将来班师回洛阳，解甲归田，种树自娱。”吴即批示云：“先种树再说！”
徐树铮访德，时传他将与德国签订卖国条约，在德留学生为此冲击了中国驻德使馆。公使陈箓只好签字画押：“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
汀泗桥之战后，蒋百里向吴佩孚请命去游说孙传芳出兵相助。孙传芳想坐观成败，含糊其辞。蒋百里知道吴佩孚必败，遂一去不返。吴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齿寒，孙传芳也马上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
刘显世督贵州，有留美工科硕士晋谒。刘问：“你会造牙粉果子露么？”答曰不会。刘后来对人说：“这也算工科硕士？还不如王和叔会造牙粉果子露呢！”
何健主政湖南，提倡读经，听说《论语》半月刊出版，即订购一千五百份，拟由教育厅分发各中小学教员。当时引为笑谈。（按：《论语》为一文化刊物，与四书之《论语》毫不相干。）
1929年中苏中东路之变，共产国际电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遂发布拥护苏联的通电。
张国焘说：“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我要组织农工党，为一独立自主的政党。”陈独秀反问道：“经费哪里来？”张国焘不能对。
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藏有二百种宋版珍籍。张元济慕名前往参观，主人陆树藩不允，而日本的岛田翰却两次登楼览盛。1906年，张元济听说陆树藩要出售皕宋楼图书，马上和夏瑞芳带了可以筹集到的八万银元赶去。陆要价十万，张元济就赶到北京游说军机大臣荣庆，说买回来可以充实京师图书馆。荣庆不答应，张元济只好四处求人。等到他好不容易筹足十万银元，赶到归安的时候，陆树藩竟已以十一万八千元的价格将这些稀世珍宝卖给了日本的岩崎小弥太男爵。书运到日本时，其全民振奋，犹如过节一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从此成为汉学重镇，堂内有十八种古籍名列日本“重要文化财”，皕宋楼的旧物占去其中的十六部。张元济十分痛苦，从此躬身访书，亲自走遍中州数省，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考察，才在静嘉堂看到了皕宋楼的旧藏。三年后，日本进犯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将建筑和机器设备毁烧殆尽，而新落成的东方图书馆幸免此劫。不料数日后，便有日本浪人潜入图书馆放火，遂使张元济等人辛苦收集的四十八万八千册藏书化为灰烬，其中包括二万二千余册的绝版方志。只有原藏涵芬楼的善本古籍五百种，因事先存在金城银行，得以幸免。商务印书馆为此停业半年整顿。
陈三立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物件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周佛海自命为日本通，做汉奸而有得色。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吉冈文六问周佛海：“有许多财政，譬如国家银行，是靠做假做起来的，你将来的财政，也只有做假吧！”周说：“当然！”吉冈愕然，于是又揶揄他：“那么你的财政部，应该找伊东（一有名的经济骗棍）作顾问。”周马上拿出记事本，郑重其事地问：“伊东是何人？请见告！”吉冈急忙说：“瞎说，瞎说！”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党委负责制确立，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科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它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不设置这些科系，中国当然也照做。由于完全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我国许多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优势科目被扫荡殆尽。
张元济以涉园主人的名字发表诗章，有“民意不妨凭假造，传来心法袁项城”一句，直刺蒋介石。蒋叹息道：“共党的宣传方式，即运用对政治无深刻了解的社会名流，以号召各界对现实不满之人。尤以归于平淡之人，最怕寂寞，故极易中计，如张元济就是一例。”
三门峡工程拟建时，黄炎培的儿子——留美水工专家黄万里批评某些“专家”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常识，妄言黄河下游会变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之严重超出了黄万里的预期。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的三门峡改建方案，正是当初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此时黄已被划为右派分子好几年了。
1958年，北大师生批判马寅初：“你是谁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马老口口声声说自己和马尔萨斯不同，可是马老在《新人口论》里确实传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的基本论点触目惊心地贯穿着马老的全部论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老自己说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而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新中国开设的一家马尔萨斯的马家黑店。”
北京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阵亡的赵登禹将军的，可是就这样一个名字，在文革中也被红卫兵改了名字，文革后才恢复。对于那些红卫兵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海瑞罢官》上演后，胡梯维马上写了题材雷同的《兴唐鉴》，演魏征谏争事。不久，吴晗获罪，胡梯维自知不免，夫妻相对悬梁而死。
文化大革命最可怕的地方，是儿童的心灵都受到了污染。翦伯赞被迫从燕东园的独家小院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因为没有厨房，他只好在门口支了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听说他是“黑帮”、“牛鬼蛇神”，常常来起哄，还往锅里吐唾沫，丢脏东西。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
纳西古乐的传人宣科被国民党政府囚禁了两年零七个月，出狱后坚决“革命”，五十年代被囚禁，渡过了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
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被严重束缚，人格被严重限制，审美被严重扭曲。八十年代初，李谷一演唱《乡恋》，但就是这样一首旋律简单、风格质朴的“准流行歌曲”，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口诛笔伐。同样的还有白桦的《苦恋》，拍成电影后，被翻过来倒过去地讨论、批判，好像中国人就只会斗争一样！1982年，大连歌曲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的举动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写了很多内参。《辽宁日报》为此事专门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说：“对这个瓦那他，马克思是怎样讲的？……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