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刚起步(中国经济周刊 2009-10-26)

社科院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刚“起步”

民政部官员称：中国社会还没学会行善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

中国社科院10月18日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09）》指出，从2008年分析结果看，我国100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仍然较低，94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平均分为31.7分，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调查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此次评价的中国100强企业包括80家国有企业、11家民营企业和3家外资企业,其余几家为军工企业。国有企业平均得分33.1分，民营企业为29.6分，外资企业为2.7分。

在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与会政经界代表在给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现状打分（满分五分）时，纷纷给出了不高的评价：平均得分3.5分，无一超过4分，给出2分的也不在少数，整体表现刚刚跨过及格线。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此表示，中国不少大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良好，而许多中小企业表现还不及格、不断出现各种丑闻，使得社会降低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普遍评价。

与会者认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表现不佳且不平衡，一方面是责任动力不足，仍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有技术性原因，如缺乏制度的约束等。为改变现状，中国企业亟须践行“中国式责任”。

企业把污染甩给社会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频频爆出重金属污染事故，除对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损害之外，还间接暴露了企业与政府机构和当地群众之间的矛盾。“一个冶炼集团的老板由于造成企业周围数百儿童血铅超标而被司法机关逮捕，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说他知道污染会造成周边儿童血铅超标，而且他在很多地方都办过冶炼厂，但是他有一个准则，就是五年之后就搬家。因为如果不搬家，后面的污染问题就会显现。”杨朝飞说，“本来这个五年到来的时候他也想搬，但当地政府非常热情地挽留他，他也因为非常优惠的政策而没有搬，在第6、7年的时候发生了问题。”“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企业对污染有一定的认知，但企业家的责任几乎完全丧失。”杨朝飞告诉记者，“企业追求经济利益，降低成本是天经地义的。但降低成本是要靠技术的进步，而不应该把企业的成本外部化，该治理污染不治理污染，把污染甩给社会，伤害老百姓，最后政府还要出钱治理。”

安监总局法规司彭玉敬副司长同样指出，在工业化初期，事故是多发的，是快速上升的，到工业化中期事故达到一个顶点，而后工业化时代事故发生总量由高速发展到趋稳。“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躲不了这个规律，那么政府和企业就不一定有必要如此高调地、强势地、高压地采取措施。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既对中国不负责任，也对世界不负责任。只有企业自己真正把履行安全生产的责任重视起来，才会有根本好转的一天。”

中国企业行善太传统

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体得分不高，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认为 “整个社会还不善履行现代慈善的要求。”

“迈向现代慈善，和别的领域一样，是要善于用现代行为方式来考虑慈善的发展，考虑社会责任的履行。”王振耀强调企业要大大方方做慈善，“近些年来，在灾难面前我们的企业热情非常高，但大多都是传统性的慈善行为。更多的是从道德、良心、爱国热情出发来做慈善。因此，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慈善，特别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应该尽快地在汶川地震之后迈向现代化，应该快速地向现代慈善发展。”

王振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我的调查研究，整个社会不是不愿意行善，而是不会行善，这个‘不会’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挑战。我们很多企业捐款比国外企业多，但往往是用道德精神来论述慈善的事业，不像企业公民。企业公民就要大大方方谈社会效益，我捐给你了，你也要给我回馈信息，不回馈信息我就要批评，我捐给政府的钱，政府就要给我回馈。而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钱捐出去，却不好意思要回馈信息，而只停留在传统的理念上。”

“国外大中小企业都有公益部，有专职的公益人员，而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没有公益部。”王振耀说，“我们没有专业化的公司和队伍，这是现代慈善业务发展不起来的重要障碍。同时要履行好企业的责任，履行好‘中国式责任’必须联合行动，要在平等基础上做行业联合，产生1+1大于2甚至大于3的良好效果。”

“走出去企业”不仅仅援建“国会大厦”

在全球竞争的今天，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价值观与品牌形象的重要构成，已经成为企业“走出去”需要跨越的门槛。

“我们多数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已经开始注重承担社会责任。比如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建设项目上，同时修建了机场、道路、农业、灌溉和养殖，受益人口150万。联想、中兴在中亚国家、非洲国家给予了当地大量的援助。中国铁道和中兴公司在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建设中，给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示范，包括捐赠中小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还是有问题存在。”商务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姚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国内的相关企业习惯于将国内的做法带到国外，走“上层路线”，已导致在国外的某些项目受到国际组织的指责。”

“中国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建设时，更多的是在建体育馆和国会大厦，而日本企业是建设大量的学校。”姚坚说，“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人员、资本、技术、服务，甚至包括文化的全面输出；但由于我们的块头太大，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其它国家的关注，每个企业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劳资纠纷很普遍外，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当地的环境不重视。比如有的皮革染织厂，对当地造成了污染。”姚坚说，“违反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他提出几点建议：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包括NGO来共同推进；完善法律是当务之急；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包括在海外尽快地建立中资企业行业协会，通过自律和内部管理来减少恶性竞争、妥善处理企业与当地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过程中，要更多关注民生项目，对此前更多援建国会大厦的方式进行反思。

企业社会责任短板在政府

“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仅是企业，还不能够完全构建和谐社会。”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楚序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企业的责任动力仍然不足，尚需依靠外部推动，“目前32家央企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近日国资委也发布了2008年社会责任回顾，这是国资委发布的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也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发布的第一份责任报告，这是积极的方面。但中国社会责任的动力还在于外部监管的要求，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目前最需要改进的短板责任者是政府。”楚序平说，“首先政府要制定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创造好的、相融的激励体系和环境，包括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安全等制度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优质的企业可以自然壮大，劣质的企业可以自然淘汰。”

同样，面对不自律的企业，政府应该建立约束机制。“比如在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上，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制定我们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技术、价格、经济等一系列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战略，尤其重要的是银行系统要继续实施特色信贷和绿色信贷；实施绿色消费战略，鼓励居民、老百姓用绿色产品。”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唐元说：“加快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只是考察GDP，关键要考察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怎么样，以后碳排放的强度指标也提出来，考察企业做得怎么样，地方做得怎么样。”（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宋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