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胡风不告密”？

吴永平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原载《南方都市报》11月8日评论周刊
李辉在一篇题为《胡风不告密》文章中对“告密”作过分析，他写道：“‘告密’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的告密’，告密者往往被体制洗了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出自某个崇高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一个伟大的目标。既然目的是一切，那么什么手段就不重要了；另一类是‘无耻的告密’，告密者出于卑劣的动机，向体制献媚取宠，于是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造谣加诬陷，残害无辜。”
如上分析似乎很得当，却没有界定“告密”的特征：“告密”亦称“密告”，指人们通过隐秘的方式（书面或口头）向权威部门传递某种不欲为公众所知的信息。建国初期人们通常把这种行为称为“打小报告”，描摹得相当准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舒芜与胡风的争执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但谁曾“告密”，谁未“告密”，迄今意见纷纭。
据笔者所知，舒芜没有“告密”的行为。他脱离“胡风派”后所写的两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给路翎的公开信》），或许每一个字都说错了，但却是投寄给媒体的，面对的是公众，称不上“告密”。另一篇对于“胡风案”定性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则是在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的授意下被迫写的，所传达的是上面的意旨，当然也称不上“告密”。
反观胡风和路翎等当年的行为，则近于“告密”。
1952年9月初，路翎曾向中宣部文艺处递交过一份“小报告”，题为《和舒芜关系的报告》。该报告蕴酿于当年6月初，写成于9月初，目的是揭露舒芜的“政治历史问题”，以阻止《给路翎的公开信》在《文艺报》公开发表。
该“密告”的蕴酿及写成经过非常曲折——
1952年5月25日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长江日报》发表，6月8日该文被《人民日报》转载，“编者按”中提到：“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
尽管当年“胡风派”广为人知，但被中央报刊点名称为“小集团”还是第一次。胡风非常紧张，于6月9日和13日两次致信路翎，嘱咐他写个“小报告”以撇清“胡风派”与舒芜及《论主观》的关系，并提示可从八个方面着笔：
“第一、我们长期以来对舒芜的书生气和“虚无”气颇为不满，称其为“五四遗老”。
第二、我们长期以来对舒芜学究式地谈论马列主义甚为反感，时有争论。
第三、我们当年并不同意舒芜《论主观》的观点，发表它是为了引起讨论。
第四、我们曾劝舒芜不要弄文艺批评，认为他不懂现实斗争，也不懂文艺。
第五、1947年舒芜在故乡不参军而跑出来当教授，我们曾给予过不客气的批评。
第六、解放后我们劝他安心地在南宁工作，他却老想出来，向上爬。
第七、1950年舒芜曾来北京开会，谈到老干部时满口冷嘲，大家都厌恶他。
第八、我们不知道什么“小集团”。向来个人投稿，不用者甚多。从未开过会。”
路翎是舒芜的老朋友，1943年初他因打架丢了饭碗，承舒芜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两人共事一年半，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在同一盏灯下写作，他的《财主的儿女们》和舒芜的《论主观》都创作于此时，彼此相知甚深。由于有这层关系，路翎对于“揭露”舒芜事有点犹豫，他于6月15日复信道：“暂不揭他吧，也没有时间。今天翻了一翻重庆那时他给我的一些信和旧诗，就觉得事情当然会如此，并也能想到他现在在怎么想。”路翎既如此说，胡风也没有办法。
6月底，胡风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获知舒芜的《给路翎的公开信》已寄到《人民日报》，便又于6月30日和7月3日两次致信路翎，信中闪烁其辞地写道：“无耻（指舒芜）已寄一篇二万字的致某青年小说家的公开信到《人民日报》。当会在那个报上发表的罢。以广见闻，不知道能打听其中的大意否?某小说家当准备作答罢。”路翎于7月6日复信，写道：“XX文（指舒芜文），昨日曾问放兄（指徐放，《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言兄（指阎有泰，中国作协工作人员)，均不知道。看能了解一下否。我想主要的当是攻击《儿女们》及诬告。”路翎未见“公开信”原文，不知如何“作答”，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9月6日中宣部文艺处主持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前给参会人员发放了一批“打印稿”，胡风的《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和舒芜的《给路翎的公开信》也在其中。路翎也是参会人员，得以窥得“公开信”的全貌。这次，他没有再犹豫，按照胡风提示的要点，参看舒芜给他的“信和旧诗”，一气呵成“小报告”，并直接送交林默涵，期望能收釜底抽薪之效。
然而，出乎胡风和路翎的意料，林默涵并不重视这份“小报告”，也不在意他们对舒芜的“揭发”，《给路翎的公开信》仍于9月25日在《文艺报》第18期发表。
路翎的“密告”没有奏效，胡风只得亲自出马了。
首先是口头“密告”，目的是给林默涵施压——
9月25日，就在《给路翎的公开信》面世的当天，胡风与林默涵中山公园长谈了一个下午。他质问林：“为什么看了路翎的报告以后还是发表了舒芜的这公开信?”林答曰：“广西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情急之下，胡风“鼓起最大的勇气” 向林揭露舒芜的又一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他说路翎曾透露“（舒芜抗战时期）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并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以上引文出自胡风万言书）林沉吟了片刻，说：“舒芜的问题，是要他回去交代呢，还是在这里交代？”胡风答曰：“我想组织上是会照原则办的。”（以上引文出自胡风家书）
接着是书面“密告”，目的是阻止舒芜出席“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与林默涵长谈后的第二天，胡风开始续写关于舒芜的书面材料，题为《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该材料曾三易其稿，第一稿起笔于7月6日，12日完成；第二稿起笔于9月27日，29日改讫。第三稿9月30日起笔，10月3日改定。10月6日，胡风把这份材料寄送中宣部文艺处。
这份“密告”之所以写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胡风始终难以下定“密告”的决心，此事毕竟不光彩；二是“密告”的 材料主要摘自舒芜的来信，筛选颇费时日；三是舒芜文章的措辞一篇比一篇厉害，胡风的揭露也相应地要增加份量。胡风撰写第一稿时尚在上海，已经查阅了一遍舒 芜给他的私人书信。撰写第二稿前，他又让梅志把舒芜的全部信件（一百四十余封）挂号寄到北京。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舒芜在文章中摘引胡风书信事发生在1955年，而胡风在“小报告”中摘引舒芜书信事却发生在1952年，足足早了三年。
根据胡风回忆，该报告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叙述与舒芜结识、交往的过程，认为舒芜接近他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证明《论主观》这篇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是舒芜独立完成的，并未受过他人的启示。并承认当时没有看穿舒芜的本质，愿意承担发表的责任；
第三、解放前经常批评舒芜，证实与舒芜的思想并没有共同点；
第四、解放初曾写信劝舒芜好好向老干部学习，但舒芜置若罔闻；
第五、现在才明白，舒芜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他是反动阶级派进革命队伍的破坏者。”
如果胡风的“密吿”奏效，舒芜将不仅不能出席“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很可能还会吃牢饭。
遗憾的是，这些“密告”仍未被当权者所采信。11月26日，中宣部文艺处主持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从南宁赶来的舒芜赫然在座，并作了《向错误告别》的重点发言。
翻捡这段被烟尘遮蔽的史实，人们或可对上一代文化人的尴尬处境有所了解：在“思想改造”的时代压力下，独善其身难于上青天，无论是出于“崇高的目的”或出于“卑劣的动机”，心志稍许不坚，都有可能做出一些有悖于知识分子良知的事情。当然，后人应以同情的理解来审视前人，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谁说“胡风不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