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工看得起病(中国青年报 200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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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大夫赵华琼卖掉自家房产，申请开了家民办非营利医院。她的口号是：“弱势群体进得来看得起病的医院”。来她这里求诊的，多数是民工。她的收费甚至不到其他医院的一半。即使面临严重财务危机，她仍独自扛着。她的经营理念是―――
让民工看得起病
2005年10月19日
本报记者 蒋韡薇
“你怎么把药开得这么贵？”一大早，杭州崇一医疗门诊部法人代表赵华琼怒气冲冲在办公室嚷开了。
她手里捏着的，是前几天诊所的收入账单。她把账单甩得“哗哗”作响，质问一位刚来几天的大夫：“为什么不按我的优惠标准开药？”
赵华琼定的规矩是：对民工，药价起码要比外面的零售价低60％～70％，而这位大夫只给优惠了50％。大夫一脸委屈，几十元的药费还算贵吗？换了我以前的医院，起码得几百元。
其他大夫过来打圆场，称这位大夫也是好心，想给医院减少点亏损。
赵华琼的嗓门反而更大了。她气呼呼地指着墙上的口号说，我们就是给民工服务的，要是开这么贵，民工哪里看得起病？
墙上，挂着赵华琼亲自拟定的标语：“民工朋友：您们为我们这个城市付出太多的了，让我们也为您们付出一点！您们的生活太艰苦了，一场疾病会使您立即进入贫困线，让我们也为您奉献一点！”
位于杭州城西城乡接合部的崇一医疗门诊部，是由赵华琼投资设立的民营医院，因为坚持低价为民工服务，被当地民工称为“民工医院”。在他们眼里，这个有9个科室、20多位医护人员，还有化验室和B超机的二层楼“医院”，远比老家镇上的医院大好多倍。
每天都有几十名民工来看病，多的时候，有一两百人。他们都是通过老乡口口相传知道这里的———看病不收诊疗费、挂号费；测血压、打针也不收钱；同样的药，价格比大医院起码便宜一半；甚至可以把整包的药拆开，只买几粒。
护士从国庆后的账簿里，随手抽出几张，最少的一笔西药费是1元，最贵的60元，大多数只有二三十元。最少的输液费只有20元。
10月15日，23岁的打工妹小赵走进崇一门诊部。她在这里看过病。病好后，还有一些药剩余。“我和赵院长说了一声，她就给我退了，有十几块钱呢。”
赵华琼说，对民工来说，几块钱都不是小钱。所以，每次有人提出退药，她都同意。当然，收回的药品也不会再卖出去，损失由诊所承担。
晚上10点，赵华琼仍在诊所值班。诊所最忙的时候就是晚上，民工白天不好请假，只能晚上出来看病。常常要加班到半夜。
一次，赵华琼上夜班，来了一对夫妻，女的得了阑尾炎，赵华琼让他们转院。男的哭诉说，清晨因崇一没开门，他们去了大医院，带去的100多元钱全交了化验费，因为没钱，一粒药没配就回家了。晚上实在熬不住，带着仅有的10元钱来找赵华琼。
赵华琼怕阑尾炎引起穿孔，赶紧拿出2000元，让他们去大医院。过了三天，那男子带着身份证又来了。“赵院长，你给的2000元不够，医生没给开刀，天天挂几百元的消炎针。我付不起药费也不能出院，你先借我点药费，让我们出院再来你这里治吧。我把身份证押你这里。”
赵又掏出1000元钱，说身份证就不必押了。半年了，这对夫妻一直没来还钱，赵也不去催，她甚至都没把这笔钱记到账上。这位信仰基督的诊所创办者说：“我一直觉得，左手做了好事，右手不应该知道。”
这几天，赵华琼正为被卫生局罚款的事儿苦恼。
前不久，诊所来了一个人，说孩子得心脏病做手术，花了5万元，家里实在没钱治疗了，请大夫给挂点药水营养一下。按规定，崇一没有儿科，不能给儿童看病。经不住病人苦苦哀求，曾在其他医院做过多年儿科医生的沈医生，给孩子输了液。恰巧区卫生局突击检查，当即要罚款1000元。
赵华琼恳求卫生局给整改机会，对方不许。她交罢罚款，回来偷偷哭了一场。
有救治能力却不能施救，是崇一经常要面对的难题。一次，一个民工被狗咬了，去防疫站打了第一针预防针后，买了针剂放在崇一的冰箱里，过几日再来崇一打针，因为这里为民工打针免费，而防疫站要收钱。民工把这当作好人好事告诉当地报社的记者。报道见报后，卫生局立即来检查，说崇一违反了有关规定，要处理。
“我们就是这样，在情与法之间犹豫。”赵华琼轻叹。她拉开抽屉，拿出几张公交车月票说，这都是给病患准备的。对许多民工来说，一元钱也是钱。可民工们丝毫不会想到，这个出手大方的赵院长，正面临沉重的财务危机。
崇一门诊部在杭州西湖区民政局登记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赵华琼对自己要求：医院不分红、不传代，假如破产了，全部上交国家。
建诊所前，她卖掉儿子的婚房，又拿自己的房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总共投入200万元。每月支出总计8万元左右，而诊所每天收入仅两三千元。据她本人粗略统计，自2004年12月开张以来，已经赔了30万元。
旁人很难理解她的选择。她却坚持，帮助别人比得到帮助本身更有意义。“我们这个社会，尤其在杭州这样的城市，并不缺少贵族医院，缺的就是贫民医院。不是平民的‘平’，而是贫困的‘贫’。”
《正派社会》的作者马格利特认为：在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里，政府存在的合法、合理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某些羞辱的作用。这包括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等。对此，赵华琼深以为然。她说：“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但他们既享受不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益处，又被排除在城市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赵华琼曾看到一份资料：77％的民工家庭每年的医药费用不超过500元，14％的民工反映医院是他们受到歧视最多的地方。她质问：“如果这么多人的健康问题不能解决，我们还空谈什么和谐社会？”
赵华琼想通过崇一的实践，为改变民工看不起病的现状做一点尝试。她为诊所制定的口号是：弱势群体进得来看得起病的医院。
原本，每个月15日是崇一员工发薪水的日子。但本月直到17日，仍凑不齐工资总数。赵华琼只得把每天两三千元的门诊收入作为工资，每天付给一个员工。18日，要偿还银行利息1．5万元。再到下个月，还要交好几万元房租……
能借到钱的亲戚那里，她都去找过了，一无所获。她想把自己居住的一套房子卖掉，并打起了儿子赖以谋生的网吧的主意。如果这两处产业出手，她将可以暂时渡过眼前的危机。
赵华琼其实并非不懂经营。她从杭州一家制鞋厂医务室退休后，曾做过药品生意，且获利不菲。房价上涨前，她贷款买了几处房产，升值也颇为可观。但照她现在的经营理念，崇一门诊部无疑就是个无底洞。同事们私下评价，她不是在经营医院，而是在做慈善事业。
继崇一诊所之后，杭州下城区又成立了一家政府扶持的“民工医院”。据当地媒体报道，优惠仅限于在下城区领取过优惠卡的民工。每月减免的费用总额，不过两三千元。
“如果不是有100万元银行贷款要还，即便照目前实行的低药价，也能维持医院的基本运转。”赵华琼曾销售过一段医药，她形容其中的利润“高得可怕”。出厂价三五元的药品，到病人手中就成了三五十元。她觉得这样赚钱于心有愧，很快辞职不干了。她说，还是行医救人更合适我。
诊所一边是售价过万的高尚住宅小区，另一边却是破烂的工棚。赵华琼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很贫穷。
来她这里求诊的大多是附近的民工，卫生习惯不好，有时在诊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赵华琼也从不责怪，只是自己一遍遍清理。当年从医科大学毕业时，为响应国家号召，她曾到浙江台州农村医院工作了7年。走的时候，一个村庄的人把她送出30里路。“现在想想，和农民的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护士袁文敏刚到杭州时，一连换了四五家诊所，最后在崇一落脚。她对赵华琼说，以前那几家诊所特别“黑”，随便看什么病，只要一进门，至少要花三四百元。诊所里整天都有“医托儿”骗病人。
小袁发现，这个和蔼的院长阿姨，天天在亏本，对待病人却那么和善。“可能全国也找不出这样的诊所和医生了。我宁可少赚点钱，也要在这里工作。”
崇一开张后，赵华琼经常接到各种骚扰电话，有的恶声恶气威胁，说要她好看。“我自己分析，一是我的诊所冲击了周围的游医生意，再一个，就是我的低价暴露了药价虚高的现实。有人不高兴了。”
儿子尽管担心母亲的安全，却非常支持她的工作。犹豫之后，他答应把网吧卖了。他最痛心的是有人毫无节制地利用母亲的好心。有人不带一分钱来看病，治好了，连句感谢也不说就走了。他有时也劝母亲，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帮。母亲一笑了之。
看病间隙，赵华琼抱出一堆印有“崇一民工门诊”字样的塑料袋，拿把尺子，小心刮去上面的“民工”二字。“卫生局来检查过了，不许我们用民工两字，怕我们以民工的名义赚钱。”她说，“我做事不求别的，只求对得起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