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告密文化”与“国民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6:19:13
告密是体制的产物。
回顾告密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狱史不绝书；极权政治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
在极权主义时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20世纪，当一种外来的威权文化被输入到中国后，个别地区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迅速实现了本土化。50年代推广到全中国以后，不断鼓励告密和背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极，不仅革命“触及灵魂深处”，而且文斗武斗并举，令全国陷入“红色恐怖”的活地狱。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早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威权时代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岗位，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是一个互害的体制及群体。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而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疮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也是人民的儿子，毛病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不需要彻底打破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他的错误，“大家有错”不是免责的理由，提出控诉者也是受害当事人，非你所指的道德审判者。请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你伤害了他人且天良未灭，难道连道歉的勇气都不具备吗？宽恕应以忏悔为前提，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
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中国人很少反思自己从权从众、助恶为虐的“国民性”。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作为个人是那么优秀，但作为群体又那么可悲。
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进行从历史到文化层面的反思，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扭曲人性的“低俗文化”，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但是，在信仰权力的狂热年代告密不断，在没有信仰的功利年代告密不绝，才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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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
2009年5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回顾告密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狱史不绝书；极权政治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
在极权主义时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20世纪，当一种外来的威权文化被输入到中国后，个别地区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迅速实现了本土化。50年代推广到全中国以后，不断鼓励告密和背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极，不仅革命“触及灵魂深处”，而且文斗武斗并举，令全国陷入“红色恐怖”的活地狱。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早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威权时代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岗位，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是一个互害的体制及群体。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而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疮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也是人民的儿子，毛病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不需要彻底打破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他的错误，“大家有错”不是免责的理由，提出控诉者也是受害当事人，非你所指的道德审判者。请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你伤害了他人且天良未灭，难道连道歉的勇气都不具备吗？宽恕应以忏悔为前提，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
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中国人很少反思自己从权从众、助恶为虐的“国民性”。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作为个人是那么优秀，但作为群体又那么可悲。
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进行从历史到文化层面的反思，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扭曲人性的“低俗文化”，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但是，在信仰权力的狂热年代告密不断，在没有信仰的功利年代告密不绝，才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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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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