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营制度：清代军制的中间形态

李志茗
[摘要] 不少学者认为勇营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应运而生的。其实不然，勇营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已出现。刚开始，它并无制度可言，战时募集，事毕解散，影响有限。直至曾国藩创建湘军、制订勇营制度，勇营才异军突起，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本文即从勇营的起源入手，考察勇营制度的创立及其影响，认为勇营制度是清代军制由八旗、绿营制度向新军制度转变的中间形态，对清末军制变革乃至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勇营；勇营制度；军制
清代的军队经历了一个由兵到勇、由勇到兵的发展历程。嘉道年间，清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可是其曾经以剽悍和勇武著称的经制之师——八旗、绿营却衰败了，无法担负起国防的重任，于是勇营异军突起，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戡平治乱的劲旅，维护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然而，勇营毕竟不是经制之兵，可暂不可久，待军务告竣、局势稳定之后，清政府便一方面整顿勇营，或裁撤，或留防，解决心头之患；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规复经制兵制，先是抽调绿营组建练军，进而则改弦更张，编练新军，走上了军队近代化道路。可见，勇营是清代军队嬗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勇营在清代的典章制度中没有专门的记载，刚开始也并无制度可言，它只不过是由清军统帅招募、随同八旗与绿营征战的附庸，战时募集，事毕解散。直至曾国藩创建湘军，才使勇营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并实际上成为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而曾国藩手订的湘军体制，也使晚清的勇营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对之后的清末军制变革乃至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学术界对勇营及其制度的研究比较重视，也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问世。[1]然而，仔细考察这些成果，仍能发现一些空白点和不足之处。首先，关于勇营的起源问题莫衷一是，多有矛盾和歧异；其次，对勇营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论述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展开探讨，发表一孔之见。
一 勇营的起源
有关勇营起源的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学者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的记述，认为勇营始出现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福康安镇压林爽文起义之役，[2]有学者则认为勇营“为应太平军之际会而形成”。[3]其实不然，勇营早在雍正年间就已出现，当时称做防军。防军是清初分布地方的、在八旗与绿营之外的非正规军队，兵员都是专征将帅临时招募的，数量多少不定，战时随清军出征，战后即撤。“若乾隆年台湾之役，乾、嘉间黔、楚征苗之役，嘉庆间川、陕教匪之役，道光年洋艘征抚之役，皆暂募勇营，事平旋撤。”[4]防军在清代的军事战争中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1}可见，防军在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度也是清军的主力之一，成为清政府仰赖的基本军事力量。然而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它就被废弃不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乡兵。
但乡兵一开始并不是勇营，这从其在各省的不同称呼便可见一斑，“各直省之乡兵，曰屯练，曰民壮，曰乡团，曰猎户，曰渔团，曰沙民。”{2}不难看出，乡兵其实就是团练，只不过各地的叫法不同而已。团练意为团集训练，始见于唐。宋代以后，它才成为地方民兵组织的专称。团练是保甲制度的产物。“夫团练必自保甲始。保甲者，所以辑和其人心而整齐其风俗也。”{3}清代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保设保长，牌、甲也分别设牌长、甲长。团练即由保甲中每户所出壮丁组成，平时训练，有事则保卫乡里，一般不远行征调。因而团练与勇营不同，团练成员皆为土著，来自本乡本土，主要担负保境安民、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一旦有警，就赴本乡、县境守卫，协助官兵作战；勇营成员系招募而来，鱼龙混杂，战时随清军出征打仗，人数视需要而定，多寡不一，也没有具体的编制。
乡兵虽然是团练，但因熟悉地方情况，有时也被清军用于辅助作战。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乡兵，对何路可通，何隘可守，皆烂熟于胸，更经常为清军所征用。他们为清军开路和断后，“有战事则搜剿山路，退兵则为殿后之用”，{4}可使清军免遭困顿。乡兵最早辅助清军作战是在雍正年间。雍正八年（1730），云贵总督鄂尔泰平定乌蒙土司叛乱，“调官兵万余人，乡兵半之，是为乡兵之始。”{5}此后，清政府在偏远地区有战事时，往往大量使用乡兵，因为调集清军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劳军伤财不说，还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乡兵都是土著，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动用他们更能够收到实效，所以“不如多用乡兵，人地相宜”。就这样，乡兵成为清军很得力的帮手，不可或缺。到了嘉庆初年，“苗疆事起，傅鼐以乡兵平苗，功冠诸将。”{6}这令嘉庆皇帝很吃惊，但他并不觉得乡兵有多能耐，而是认为傅鼐的练兵得法，遂命令各省督抚用傅鼐练乡兵之法练官兵。
其实皇帝的不明真相一方面是因为他并非当事人，易为表象所迷惑；另一方面是出于他的傲慢与偏见，看不到乡兵的优势。可是底下的统兵将领就不一样了，他们知道八旗、绿营已腐朽不可用，所以很重视乡兵，充分发挥乡兵的作用。“川、楚教匪之役，官兵征讨，而乡兵之功为多。”更有甚者，通过带领乡兵征战而建立战功，得到提拔重用。如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因带领乡兵镇压白莲教有功，最后官至四川按察使，而桂涵、罗思举本来都是不事生产、横行乡里的浪荡子弟，也同样因带领乡兵镇压白莲教有功，官至提督。《清史稿》对此津津乐道：“其勋绩最著者，文臣则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则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各统乡兵，分路剿寇，大小数百战，遂奏肤功。”{7}
正因为这样，乡兵的地位日益提高，也逐渐为清廷所倚重。嘉庆十七年（1812），因云南缅宁、腾越各隘皆瘴疠之地，难驻官兵，乃练乡兵1600人，其中一半驻守缅宁丙野山梁等处，另外一半驻守腾越蛮草山等处，可见这些乡兵扮演的是边防军的角色，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兵了。道光十五年（1835），清廷“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范以纪律”，开始注重培养乡兵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同年，“调大小金川乡兵千名，给以千人之粮，随营征战”，{8}则已经把乡兵当做勇营了。尤其是随着防军的裁撤，乡兵逐渐向勇营转化。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这个转化就更加速了。当时，太平军如猛虎出柙，发展迅猛，清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根本阻挡不住，清军各方将帅遂纷纷招募乡兵参战，造成了乡兵多于清军的局面，于是“号乡兵曰勇营，以别于绿营经制之兵。”{9}
由上可见，勇营是伴随着清军征战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出现于清初，先叫防军，后称乡兵，到了咸丰年间，才被正式命名为勇营。
[1]如论文有王尔敏先生的《清代勇营制度》，载其所著《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中；金普森、姚杏民的《清代军制的演变述评》，收入吴信忠、张云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中。专著有罗尔纲的《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 年版）和王尔敏的《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 年版）。
[2]张玉田、陈崇桥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3]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第2页。
[4]《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29页。
{1}《清史稿》，第3859页。
{2}《清史稿》，第3950页。
{3}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265页。
{4}《清史稿》，第3950页。
{5}《清史稿》，第3950页。
{6}《清史稿》，第3950页。
{7}《清史稿》，第3950页。
{8}《清史稿》，第3951页。
{9}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二 勇营制度的创立
虽然勇营存在的时间不短，也曾立过战功，偶尔露峥嵘，但它一直只是清军的附庸，“额数之多寡不齐，器械之良窳不一，饷章之增减不定，良以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1]勇营之有制度自曾国藩建立湘军始。
曾国藩自幼受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早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他在京师为官期间，就经常指陈军政败坏、民间疾苦等情状，要求咸丰帝痛加整顿，革除弊政，以纾民困。对于军事，他也有自己的研究，曾上《议汰兵疏》，批评绿营的斑斑劣迹：“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建议裁兵5万，“简练军实，以裕国用”。[2]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他认为太平军连清军都对付不了，团练更加没用，因为他“经过各省，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役，专守一城者”，[3]所以他阳奉阴违，决定撇开团练不谈，要改弦更张，以练兵为要务。
他要练的是什么兵呢？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上奏向清廷坦白说：“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4]可见他所练的兵就是勇营。照理说，勇营只有清朝的统兵将帅才有资格招募，曾国藩是在籍侍郎，根本没有资格，但他自说自话，也招募了勇营。这在当时是违制之举，只不过因处在非常时期，没人检举揭发，才使他蒙混过关。等到事后，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清廷也不便计较了。曾国藩创办的湘军虽然属于勇营，但与以往的勇营不一样。其本质的区别就是以往的勇营没有独立性，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勇丁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也未加以认真的训练，更没有统一的编制，所以面对太平军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强敌，就束手无策了。而湘军则是曾国藩针对清军积弊、采用戚继光“束伍”之法而建立起来的一支新型军队。它独自成军，又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所以战斗力很强，最终取代清军，成为扑灭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劲旅。对此，《清史稿》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侍郎曾国藩以衡、湘团练讨寇，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卒平巨憝。”[5]
曾国藩用来部勒湘军的“兵制”主要有：1、招募遣撤制度。清军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湘军则有严格的募勇裁勇制度。曾国藩规定招募湘军勇丁不得杂入一弁一卒，必须专程去偏僻地区挑选健壮、朴实的山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一概不要。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清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的统驭方针，这就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有鉴于此，曾国藩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其办法是：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6]
也就是说在军队内部，层层统属，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拥有。如果欲更换哪一级将领或哪一级将领离营，就必须将其军队解散，而令新将领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以确保全军的私属性。曾国藩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来组建湘军的，并且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书生的占多数，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曾国藩还制定了挑选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7]要求各级将领据此挑选下级军官。
2、组织体制。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几部分。据此可知湘军以营为战斗单位，每营505人，设营官1人，辖前、后、左、右4哨；每哨哨官、哨长各1名，共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分别为刀矛4队，小枪、抬枪各2队；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其抬枪队正勇12名，刀矛、小枪队正勇10名；营官自带亲兵6队，每队什长、伙勇各1名，亲兵10名。此外再配备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等任务。应该说这个编制比清军合理。清军虽也以营为单位，但营制混乱，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没能形成统一固定的编制，不适于野战。而湘军恰恰相反，编制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非常适合野战。而配备长夫（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工兵和辎重兵）又是个创举，可减轻勇丁的负担，保证他们的休息，有利于作战。
同清军相比，湘军的薪饷很丰厚。陆军营官每月50两，另加办公银150两，而哨官每月9两，哨长6两，什长4.8两，亲兵护勇4.5两，正勇4.2两，伙勇3.3两，长夫3两。可是，清军中的绿营兵平时每月薪饷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也仅1.5两，比湘军的长夫还少，分别只及湘军正勇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所以湘军的厚饷养兵，可使勇丁赡养家室，安心从军了。
湘军的领导机构就是营务处。营务处担负施号令、执军法的任务，不是湘军的首创。但曾国藩又赋予它新的功能，即还用它来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这人可以培养的，就把他放到营务处去，使他学习军务，做将来出任将帅的预备。”[8]李鸿章就曾奉曾国藩之命办理营务处，后来创建了淮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3、训练制度。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9]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他所谓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工作。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10]至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他所制订的营规包括招募之规、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行路之规、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稽查之规七部分。这些营规从军规军纪到招勇、扎营、行军和日常的训练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切合实际，抓住要点，而且易知易行，便于掌握，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11]
4、后勤制度。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其中，衡州造船厂和湘潭造船厂为湘军水师制造船只；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是中国第一个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军用企业；粮台由曾国藩委其幕僚办理，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八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
其次，就地筹饷，开拓饷源。湘军本来应由清政府提供粮饷，但因国库空虚，无款可拨，曾国藩只好自己就地筹款。刚开始，他在湖南士绅中劝捐助饷。捐输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据曾国藩奏称，自己在衡州练兵时每月需饷银近8万两，就“专恃劝捐一途”。[12]可是，随着需饷的增多，捐输者越来越不踊跃，仅靠捐输已难以维系了，曾国藩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饷源，先是增加了饷盐和厘金，通过在所在地课盐、办厘筹措粮饷，之后索性占用公款，将当地本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丁、漕粮、协饷、关税等赋税也移作湘军军费。这一度遭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抵制，双方为争用江西漕折、关税和厘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纷争。可见，为了军需问题，曾国藩是锱铢必较，丝毫不让。
再次，健全转运机构，确保粮道畅通。湘军在湖南时仅设粮台为后勤总机关，条综众务。出征后，粮台遂有后路粮台和行营粮台之分，前者仍设在湖南，后者则随军出征。随着湘军的东下，战事越来越激烈，粮饷供应线也越来越长，曾国藩所设的粮台也越来越多，除了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外，又增设了转运粮台和钱粮支应所，居间呼应传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畅通，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水师强于太平军，且又沿长江而下的优势，以水师兼任军需物资运输任务。这样，粮道不易为太平军所切断，可保证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有利于湘军的连续持久作战，因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说来，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个大因素。”[13]
由上不难看出，湘军制度是曾国藩针对清代军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和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量体裁衣，度身定制，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各地纷纷索取。曾国藩刊刻了多次，仍供不应求，“乃广为刊刻，于是湘军营制、营规，东南各省处处传遍，即北京也有流布，凡招募勇营的都奉为法式。”[14]可见，随着湘军制度的面世，勇营制度也得以创立。
[1]《清史稿》，第3950页。
[2]《曾国藩全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3]《曾国藩全集》，第681页。
[4]《曾国藩全集》，第681页。
[5]《清史稿》，第3949页。
[6]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8页。
[7]《曾国藩全集》，第5199页。
[8]罗尔纲：《湘军兵志》，第99页。
[9]《曾国藩全集》，第5236页。
[10]《曾国藩全集》，第7734页。
[11]《曾国藩全集》，第6484页。
[12]《曾国藩全集》，第199页。
[13]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01页。
[14]罗尔纲：《湘军兵志》，第205页。
三 勇营制度的影响
勇营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一战功成，遂名著于时，“各处俱设有乡勇名目”。[1]因而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勇营即大量出现。咸丰三年（1853），向荣所统“兵勇二万”中，就有张国樑之捷勇、福兴之广勇以及广西胜勇、湖南彪勇、四川义勇等勇营万余人，[2]人数超过清军。而这在当时还是算少的，据曾国藩说：“军兴十余年，惟向荣、和春两大营用兵稍多，其余皆倚勇丁以集事。”[3]可见，勇营的数量远多于清军。但是为什么在湘军崛起之前，那么多的勇营在同太平军的争战中，与清军一样碌碌无为呢？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自觉地套用了清军的军制，“平日之领饷拨缺请奖等事，皆由衙门主政，至临阵之际，则另派武员统领，率之打仗，致指麾不克如意，……不能得士卒之死力。而江楚诸省幸获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统领，……临阵往来指挥号令进退之人，即系平日发饷挑缺、主持赏罚之人，士卒之耳目有专属、心志无疑贰，是以所向有功。”[4]由此可以看出，军制对一支军队来说，作用巨大。勇营制度创立后，勇营不复是以前的勇营了，而是以湘军为代表的新勇营了，“是以所向有功”。诚如薛福成所言，曾国藩“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制也。”[5]实际上，曾国藩“扩勇营之制”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只是其最直接、最切近的影响，而其间接的或更深远的影响则有下列几方面：
首先，主导晚清军制及其变革。勇营制度创立后，虽因各地勇营纷纷采纳，甚为流行，但由于不为清军所接受，所以未能成为当时军制的主流。有趣的是，它对清军的渗透却正是在清廷努力改变“勇涨兵消”局面的过程中实现的。早在咸丰末年，鉴于勇营的不断壮大、绿营的日渐疲弱，清廷就“屡令统兵大臣以勇补兵额”，[6]企图通过以勇补兵达到削弱勇营、扩充绿营的目的。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廷也意识到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绿营的疲弱问题，欲自强，必先练兵，于是决定“以直隶额兵酌改练军”。同治四年（1865），“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六军，始定练军之名。各省练军乃踵行之。练军虽在额设制兵内选择，而营哨饷章，悉准湘、淮军制。”[7]也就是说，练军是从绿营中抽选兵丁训练而成的军队，先建成于直隶，再推行到全国；作为经制军，练军所用的军制是勇营制度。在编练练军的同时，因勇营镇压捻军的军务告竣，清廷不得不考虑其去留。清廷的本意是全部遣撤，但因绿营形同虚设，练军又未练成，而勇营“诚为劲旅”，清廷不得已在裁撤之余，保留了一部分，“于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营屯驻，遂有防军之称。”[8]据《清史稿》记载：练军“屯聚于通都重镇”，“重在屯防要地，其用亦与防军同”。可见，防军与练军一起构成了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其后绿营兵屡加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于防、练军。光绪中叶后，防、练军改为巡防队。……至宣统三年，各省巡防队犹未裁尽也。”[9]上述史料表明防、练军是清末清军的主力，而它们的军制又都是勇营制度，所以勇营制度实际上成为晚清军制的主流。在此期间，清政府曾推行军制改革，用西方近代化的军事制度编练新军。但新军的军制仍受到勇营制度的影响，表现在其营制、饷章有参酌勇营制度之处；勇营的兵为将有特性也为新军所继承，造成后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可见，勇营制度对晚清军制的影响很大，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它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也使清代军制经历了一个由八旗绿营制度而勇营制度、而新军制度的嬗变历程。
其次，造成督抚专权局面。这发端于湘军。湘军是由书生典兵。在战争中，他们因叙功而保举，陆续出任疆吏，遂形成军政合一的局面。这就使得他们与一般“手中腹中无兵无将”的督抚不同，可以借“身在干戈之际”，向清廷索取许多额外的权力。而清廷为自己的安危存亡计，不得不一一依允。于是，湘军集团的督抚不仅拥有私兵，执掌军权，而且设局捐输，遍立厘卡，就地筹饷，甚至大开保案，自行奏请任命地方级官吏，以笼络人心。这样，原属中央的军权、财权、用人权便落入他们手中。此例一开，其他督抚也纷纷仿效，乘乱扩展权力。“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10]本来，布政使、按察使两司由朝廷直管，与督抚并肩而立，共治地方，现在却被贬为督抚属员，随便更换，如此一来，行省政事遂悉归督抚所有，造成督抚专权的局面。不仅如此，他们还与闻国是，渐惯立论，“遂使国家的兴作常常由疆吏的奏请发端，并经疆吏的群议而演为朝廷之策。”[11]可见，督抚通过议政，成为清廷权力的中枢，由此清王朝大权旁落、外重内轻之局面亦可窥一斑了。
再次，推动晚清的变法与改革。嘉道以降，清王朝已经陷入衰败的泥潭，朝廷弊政比比皆是，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却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每有兴革变易之举，往往需要多方的反复推动。晚清的两次重大改革——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与防军、练军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惨败有关。防军和练军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原因就出在勇营制度的弊端上。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勇营制度是针对清代军制的缺陷、勇营本身的特性和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以湘军为代表的勇营在当时用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可以，但是如果用于对付已经采用近代军制的日军和八国联军，则无异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事实也是如此，在战争中，防军和练军虽然也使用了近代的新式武器，但因兵员素质、部队编制、战略战术、后勤保障、临敌指挥等军制方面的落伍，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进展，结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惨败告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这个严酷现实，清政府痛定思痛，不得不力图振作，先后进行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相率而为改弦更张之计。可见，勇营制度的陈腐落伍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迫使清政府进行改革自救的主要推动力。尤其在军制方面，他们的反思更加深刻，深切地认识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12]所以在军制改革上颇有成效，确立了新军制度，使晚清军制完成了从勇营制度向新军制度的转变，实现了军制近代化。
[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497页。
[2]据向荣奏称，因“各项壮勇所过地方，骚扰不堪”，而裁撤6700人，但其所部尚有勇5000余名，可见其军中勇营达到1万多人，超过半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132页。
[3]《曾国藩全集》，第1129页。
[4]《曾国藩全集》，第1495页。
[5]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308页。
[6]《清史稿》，第3930页。
[7]《清史稿》，第3930页。
[8]《清史稿》，第3930页。
[9]《清史稿》，第3931页。
[10]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页。
[11]杨国强：《百年嬗变》，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6页。
[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