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反帝反修”的历史困惑——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考察

1960年代，是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动，中国外交陷入到严重动荡和自我孤立境地的一段灾难性时期。

　　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从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36个；1970—197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66个，而从1960—1969年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6个。而且1966—1969年4年时间里，不仅没有与一个国家建交，反而还因为输出革命或激进宣传，致使总共53个建交国或半建交国中，近30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四五个国家还先后与中国断交。在此期间，中国与周边的印度和苏联，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出兵近30万人帮助越南进行抗美战争，鼓励和支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革命党实行或恢复武装斗争，还在中国境内设立军事学校帮助训练各国革命分子，资助他们回国组织暴力革命。

　　1960年代的中国外交为何会全面走向“反帝反修”，并最终走入死胡同？这一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向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是迄今为止未见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正面回答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众所周知，刚刚跨入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改变对外政策的讯号。这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定稿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的这三篇文章，公开揭起了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的政治旗帜，明确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观点没有过时，帝国主义依旧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和革命人民的死敌，帮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理当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公开发表，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高度戒备的结果；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在2月4日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国好战，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借着酒劲儿含沙射影地辱骂毛泽东一事做出的激烈反应。因此，当几天后，发现苏联当局因在其领空发现并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事，与美国发生了碰撞，赫鲁晓夫态度强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毛泽东又备感振奋，转而原谅了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明确指示要大造声势，支持赫鲁晓夫，抨击艾森豪威尔。随后，中国各地连续一周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地支持苏联反对美国的侵入行为，给人的印象是，中苏关系依旧牢不可破。

　　事实上，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曾经确定，对赫鲁晓夫仍以团结为主，以便对付美国。因此，新的形势显然适合于这一政策的继续实施。但是，一方面仍要争取保持缓和，争取和平建设时间；一方面又强硬地做出反帝革命的政治宣示，这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对外政策的表述出现了混乱的情况。

　　这个时候吴冷西听邓小平在书记处会上传达称，毛泽东得知美苏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的消息后，曾专门就对外政策再度进行过指示。毛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有过和平共处，多半是冷战共处，也就是双方始终剑拔弩张，有种种局部战争，但并没有打起世界大战来。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争取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是冷战共处也好，因为总比打大仗要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这个冷战共处的时期延长得越久越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显然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还分别与英国的蒙哥马利以及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谈到过同样的话题，意思却明显有所不同。在与前英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他的说法比较委婉些。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对于这位英国客人，他客气地表示，他并非不愿意看到“冷战共处”转化成“和平共处”，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局势越是紧张，就会有越多的人起来反对美国。在与同为共产党人，而且同样备受美国压迫的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当中，他的话就讲得直白多了。他明确讲：不要相信和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

　　既要表现出中国仍希望缓和，主张和平，因而口头上还不能放弃“和平共处”的说法，同时又要说明自己并不相信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强调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战争的必然性，这就使得中苏双方在6月初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理事会的会议上再度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恩来在会议召开第二天就公开表明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一方面仍旧提“和平共处”，一方面则强调：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大会上发言中对此解释得更明白。他说：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只有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成为热战。事实上，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因此，中国方面不能接受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

　　对于中方表述的这种名为“和平共处”，实为“冷战共处”的观点，敏感的苏联人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的报告讲得明白：中国人只是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瓦?格里申的非正式谈话当中的说法，即在中国方面看来，“有关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论断只能使美帝国主义高兴。”科兹洛夫相信，刘宁一的谈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中方这时其实根本就不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就连强调“和平共处”都认为可能会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各国共产党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明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到处强调只有“冷战共处”，同时在公开场合仍不根本放弃“和平共处”的提法呢？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旧对“大跃进”运动抱有期望。据吴冷西回忆，在这一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在讲：“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为此，他提出争取要“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而在随后的一些批示中，他也依旧坚持认为：“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显然，只要毛相信存在着可以利用一段和平发展时期继续推动大跃进运动，尽快赶上美国，从实用的角度，他就不打算完全放弃“和平共处”的公开宣传。

　　另一个原因则恐怕仍旧是来自于毛对对美关系的重视。急于赶美超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美国的轻视，在利益上不能忍受美国继续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然而，1960年间，恰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一向与中国为敌的共和党政府受到相对开明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显然对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抱有相当的期待。

　　还在1957年10月，当时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就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刊文认为：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1958年夏，肯尼迪就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对台政策与副总统尼克松发生辩论，再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当年11月，《纽约时报》公布了由肯尼迪等民主党参议员推动，并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权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简称康仑报告）。该报告突出强调了共产党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前所未有地承认：共产党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增长，“极可能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强国”。因此，报告断言：“对于美国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决定怎样的对华政策，其意义将是再重要也没有的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康仑报告》对中国的重视，显然让毛泽东十分受用。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毛泽东对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变动可能极度敏感。1960年1月初，注意到美国有削弱台湾在国际组织中代表资格的报道，颇感振奋的毛泽东当即批示：“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3年、5年、10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对于有关美国有迹象要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会利用华沙会谈做进一步试探的消息，毛泽东也一样坚持不急于求成。政治局常委据此讨论决定：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是：“谈而不破，谈而不速。”即是一方面要拉住美国与它谈判，不主动破裂；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求成，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建交。

　　随后，美国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表态更加直白。4月，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专文，呼吁“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肯尼迪也不断公开发表演说，批评共和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正视红色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受挫，反对过度帮助台湾，主张美国应通过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的会谈，谨慎地促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宣称只要中国放弃好战的敌视美国的政策，美国就应当与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同中国“和平相处”。肯尼迪的上述言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台湾当局的激烈抗议，因而也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某种好感与期待。10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约见美国友人斯诺，有意透过斯诺向美方承诺：对于台湾问题，“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破天荒地被要求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代表表示说，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在1960年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围绕着该不该与美国缓和、该不该奉行和平共处方针等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和中国最高决策层基于自身的利益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重视。事实上，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对苏联的强烈不满，根本上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换言之，毛泽东愤然于赫鲁晓夫者，最为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协助中国解决美国霸占台湾的问题，反而与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谋求缓和，甚至为此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对抗的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助长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态度，因而更加不利于中国与美国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基于对身为盟友的苏联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毛泽东所熟悉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观念罢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并不曾因为谴责苏联的阶级背叛，就放弃为自身利益而改善对美关系的努力。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对苏联的这种谴责，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自己的外交手脚。美台关系原本就是中美关系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再用对立的阶级关系来定义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背负起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无从解套。

　　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新政府一度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出某种松动的迹象。肯尼迪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希望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话，新组成的国务院明确指示美国参加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必要时可以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食品方面的帮助。新上任的国务卿腊斯克也公开宣布说：美国希望把中共纳入裁军谈判。

　　对于肯尼迪政府释放出来的这类信息，中国政府也在一定场合下做出了回应。如陈毅外长就利用出国访问之机公开表态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看不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新的改变，因为其近来的表现“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中美两国之间问题的要害，是美国霸占着中国的台湾，因此，要改善中美关系，关键“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看“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政府公开态度的感受，差不多也是相同的。如肯尼迪这时在与新西兰首相霍利亚克的会谈中就说：他对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开明的，始终希望与中共发展某种关系。但他就任后的事实证明，如同对待美国往届政府一样，中共对美国新政府仍然怀有强烈的敌意。这种情况说明，中共并不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因此，美国也很难立即承认中共政权。

　　显而易见，中美两国政府这时的对外政策都受到极大的牵制。因为要顾及到美国参众两院及其共和党人的看法，肯尼迪上台伊始，就不能不公开声称中国与苏联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而“共产党中国侵略的压力正威胁着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这一整个地区的安全”。因此，肯尼迪首次公开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就明确表示将会延续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政策，即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位置。同时，他先后下令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南中国海，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并且对同样毗邻中国的老挝进行军事干预。这些情况自然使中国方面很难对肯尼迪政府产生好感。

　　而因为公开打出了列宁主义大旗，并且直言批评苏联热衷于同美国搞缓和，中国政府不能不刻意站在坚决反帝的革命立场上，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周边国家的革命党及其武装斗争。自从1958年撤换了周恩来，用军人出身的陈毅去做外长之后，中国对外援助的经费数额就逐年增多。1958年还是2.76亿元人民币，1959年就增加到3.50亿元，1960年再增加到3.63亿元，1961年更增加到5.19亿元，1962年干脆猛增到8.54亿元，1963年又增到9.61亿元，1964年则增加到12.15亿元，这一年的外援数已几乎相当于1950—1955年6年外援数的总和了。而外援的逐年增多，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中国介入各国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除去继续支援中国长期的革命伙伴朝鲜和越南外，从1958年声援伊拉克革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到1959年推动越南劳动党和老挝爱国阵线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再到1960—1961年与越南秘密出兵老挝，通过南塔战役等大规模作战，帮助老挝人民革命党一举夺取了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南塔、乌多姆赛、丰沙里几省，中国决心直接介入东南亚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势显而易见。

　　但是，直到1961年，乃至1962年上半年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公开场合下也还是更倾向于缓和，而非革命的。对1960年7月苏联政府断然宣布撤退援华专家一事，中方明显地保持了克制的态度。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也因为中方主动参与81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和刘少奇访苏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包括对越南南方及老挝问题的介入，中国政府也都保持着某种限度。邓小平明确讲：中国的方针是支持他们打出一个局面，同时扩大统一战线，等条件成熟了，再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因此，当有关国家提议就老挝问题举行国际会议后，中国明确表态赞同，进而从1961年5月到1962年7月，中国与美、苏、英、法等14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专门会议，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在老挝组成了有左、中、右三方参加的临时民族团结政府。

　　之所以会存在着这种矛盾的现象，显然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1960年秋起，“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各地农村发生的严重饥荒，已经成为不可掩盖的事实。各地虽极力向上封锁消息，却还是有不少严重饿死人的消息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自知问题严重，一时间亦闷闷不乐，心情沉重。他因此开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痛斥“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做法，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和中央都受了地方的骗，说：“这几年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摸底，其原因就是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封锁了消息。”鉴于粮食、棉花、油料、生猪、食糖、卷烟以及各主要轻工业生产全部严重萎缩或减产，人民生活极其困难，1961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也破天荒地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重的急剧逆转滑坡，显然是毛泽东料想不到的。从1961年开始，毛不能不两次三番地在党内公开做自我批评，并且在1962年1月集中全国县以上干部7000余人到北京开会，让大家“出气”，以便为这些精神上备受打击的干部鼓劲儿和打气。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牵制他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

　　不过，对毛泽东这时更具牵制力的其实还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由于曾经一鼓作气打败了由美国武装和扶持的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创立了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又以弱对强成功地直接教训过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军人；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方面，10年时间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让毛泽东等人非常自豪。但另一方面，和苏联，特别是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及其经济的基础，又相差甚远，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中国还只是一个小指头，被人看不起。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自然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极其敏感。尤其是美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以及在外交承认和经济对策问题上，都采取着敌视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不仅无法完成其自身的统一大业，而且无法获得应有的国际承认和国际活动空间，这种情况只能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愈加感到屈辱和愤慨。

　　由此也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他们一方面极力表现出自己不在乎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不在乎进不进联合国的态度，甚至不惜为此公开与西方对抗，支持反帝革命。就是存在着与美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机会，他们也往往会因为强烈的自尊心而不愿示弱于人，故再三强调策略手法。比如陈毅这时就明确主张：“中美关系，保留一定距离比较好，现在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美国人确确实实完全输光，对他很不利了，不解决不行了，那时水到渠成，可以解决。”另一方面，他们又深知中国要想获得确实的国际地位，包括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非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与美国交往不可，因而又非常想要改善与美国等国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极为重视西方国家官方或民间舆论中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那些可能促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看法，进而导致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种种迹象。发生在1960—1961年间毛泽东与前英国陆军元帅，刚刚退休不久的蒙哥马利之间的交往，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蒙哥马利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欧洲的声望和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一般。蒙哥马利不仅在对德战争期间战绩辉煌，声名鹊起，而且在战后长期担任英国总参谋长、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等要职。1951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成立后，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最高司令部司令，蒙哥马利则就任最高副司令。在西方军事领袖当中，蒙哥马利也是力主东西方缓和的极少数将领之一。因此，请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不仅是旨在争取影响英国，乃至西欧国家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旨在影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种尝试。

　　蒙哥马利于1960年5月下旬来华访问，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谈话。毛在谈话中着重谈的是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他解释了中美冲突所在，以及美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指出当今世界到处存在着紧张局势，实际上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但强调中国并不想用战争来解决中美两国间的问题。

　　蒙哥马利回国后，于6月12日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访华观感。他在文章中对中国颇多好评，以亲身经历证明新旧中国两重天，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称赞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说中国需要和平，以便从事长期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也并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共产主义思想。他断言，因为中国人民的勤劳能干，和新政权的统合能力极强，因此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据此，他建议：“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

　　新华社很快注意到蒙哥马利的这篇观感，并将它译成中文刊登在6月16日下午版的《参考资料》上，毛泽东读到此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批转其妻江青，称：“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因为蒙哥马利的这种态度让毛深感振奋，他马上又调阅了世界知识出版社3月就已翻译出版的蒙哥马利的一本谈论东西方关系问题的集子。尽管书中蒙哥马利很少谈到中国问题，但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应当把争取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作为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的说法，还是让毛十分欣赏。他马上批示要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读读此书，称此书“很有意思，（乃）必读之书”。

　　紧接着，外交部办公厅再报蒙哥马利9日在某公司宴会上的讲演内容。蒙哥马利在讲演中又一次公开称赞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力主西方应当设法与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存。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读后，再度深受触动。显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已经身为英国贵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蒙哥马利，何以会有如此开明的看法？他不能不怀疑，整个西方世界是否已经处在不得不承认新中国地位和作用的转折关头了。为此，他再度将此文批转江青，并特别写道：“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因为注意到蒙哥马利的亲华态度和对西方（包括对美国）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外交部在适当时机可再邀蒙哥马利来华。因此，1961年9月，蒙哥马利再度被请来中国。毛泽东这回破天荒地一连见了他三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毛泽东向蒙哥马利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从毛谈话的主旨看，他显然是在强调中国革命，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艰难与不易，用以说明新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很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国家的军队，但它与西方的差距还非常大，自身的问题还非常多。

　　蒙哥马利的两度来访，并没有对中美关系，哪怕是对中国与英国等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但联系到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从来习惯于透过他比较信任的外国友人，如埃德加?斯诺，来传达某种希望缓和的信息，毛泽东这时对蒙哥马利言论及其作用的高度重视，事实上反映出，即使在中国已经举起反帝革命大旗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其实也还是暗自期待着双方关系出现某种积极的变化，并尝试着发出某种讯号的。

　　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进入到1962年，中国对肯尼迪政府所寄予的期待可以说彻底破灭了。最让中国方面不可容忍的，是一直声称想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联合国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问题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当中，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哪怕是形式上的友善姿态，反而带头提出了一个明显是旨在刁难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的提案。该提案提出：任何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不能以简单多数通过，而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国表决同意方为有效。这一提案以61票同意、34票反对、7票弃权而被采纳。实际上，在得知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国友人的谈话当中怒不可遏地表示了他的愤懑。他宣称：“真正的马列主义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反对这个美国帝国主义，“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

　　而让中国方面进一步印证肯尼迪政府敌视中国更甚的，则是其接连表现出好战的特点。这突出地表现在1961年春夏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对社会主义古巴的武装偷袭行动，和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质疑，断然向越南南方派出特种部队，实施“特种战争”。尤其是针对毗邻中国边境的越南的这一军事行动，让中国方面深受刺激。

　　在此之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在与越南、老挝领导人的会谈与谈话当中，虽然极力鼓励和赞扬这两个国家开展的武装斗争行动，也下大力气给予直接的物资方面的，甚至是军事方面的支持，但是，他们始终在强调的一点是，打要打，一定不要把美国人引进来。特别是注意到美国开始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宣布将为南越军队提供后勤补给方面的支持后，中共中央更是颇为担心。为此，在1961年中共领导人与越南党领导人谈话当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看法。比如，11月中共领导人集体接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时，就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同黎笋同志谈到南越有几种前途，最好是南北统一，最坏是美国出兵，把南越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即使不能很快实现最好的前途，也一定要避免最坏的前途。周恩来说，美国出兵是个大问题，但目前美国国内对出兵问题还有争论。因此，“小打（如目前打游击战）、中打（即在国内大打）、大打（美国出兵），可考虑中打，一定不要大打。”胡志明则对中国领导人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关于美国出兵的可能性问题，我的看法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靠别人打仗”；“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死了很多”；“美国如果一定要派兵到南越增援，它会利用蒋介石军队和东南亚集团的军队”。对此，邓小平坚持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大意，“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庭艳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因为别的办法都来不及。”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明显地出乎中共中央的预料。虽然越南在南方并没有去攻打大城市，因为南越当局无力应付，美国还是以提供后勤保障为名，向越南南方派出了它的特种部队，并且直接卷入到作战行动中来了。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于是另一次朝鲜战争的危险又出现了。为了遏制战争进一步向北越扩展，出现中国不得不再度出兵的情况。中国政府在1962年夏天与越南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专门会议，共同分析了美国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后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政府破天荒地做出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越南的军事力量，抵御和牵制住美国。

　　与此同时，1962年元旦伊始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也极大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戒备。由于肯尼迪秘密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允许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小股袭击行动，蒋介石于元旦当天雄心勃勃地发表文告，号召“全民动员、迎接这一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随后陆续有情报显示，国民党方面确在加紧准备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据此，周恩来于6月初指示正在休假中的王炳南返回华沙，与美国代表接触，告诫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负责，不要玩火。毛泽东则于6月8日召集军方领导人，亲自部署备战。他明确指示：现在虽然西北有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在西南有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但是，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南，“这是我们的要害”，一定不能让国民党登陆，同时还要防止其空降军队占领一个中心城市。他据此提出了“备战动员”的方针，进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在军事方面补充了4个满员师，并动员了新兵25万余人，并向福建前线地区调集了7个师，十几万人。为了“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毛泽东还于6月1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专门给各级党委下发指示，要求各地要迅速将国民党准备进行军事冒险的意图告知全体民众。

　　6月23日，新华社受命发出台湾国民党意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电讯稿。次日，《人民日报》公开刊发了这篇稿子。外交部长陈毅也同时发表声明，指出：我国正密切注视美国和国民党部队对中国沿海岛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一定要利用蒋介石匪帮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只有奉陪到底。”“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的全部责任。”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公开宣示，促使肯尼迪于6月27日公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就此做出反应。尽管他强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纯粹是防御性的，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在台海地区使用武力，但是，中国方面并不真的相信美国政府的说法。从中国方面这时大举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兵力，并且在内部发行的《内部参考》、《参考消息》等报刊不断报道的有关美蒋正就国民党“反攻”问题进行商谈之类的系列消息可以看出，它确实按照毛所要求的，把东南方向的威胁看成是重中之重，做着战争准备，并且认定了国民党此举有美国在幕后主使。

　　中国这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的饥荒造成靠近边界地区的民众大举外逃，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接连在毗邻中国南方边境地区的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甚至直接诉诸于武力挑衅的方式，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颠覆行动和严重的战争威胁。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少数民族集体向苏联逃亡事件，印度又在西藏边境地区制造麻烦，这些都极大地加剧了中共中央的危机感，也彻底破灭了毛泽东对争取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残存的幻想。

　　1962年7月，围绕着如何估计经济形势，在农村要不要由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暂时退到分田到户，或实行包产到户，以便恢复农业经济的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联系到现实的国际政治压力，毛泽东迅速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提出：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现在在国内形势估计以及农村发展政策问题上，已经出现右的苗头，在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出现了右的苗头。

　　由于毛泽东把形势估计问题视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问题，导致党内所有自1962年年初7000人大会以后形成的各种不同意见，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此前曾多次就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主张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对外援助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和乱开支票，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张不要泛泛地否定和平共处的提法，而应当相信通过同帝国主义反复的坚决的斗争，终能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同我国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出席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也较多地强调了和平的立场。毛泽东得知后，极为不满，甚至于尖锐地得出结论称：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

　　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周恩来则依据毛的这一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中的斗争策略问题。他明确归纳出了三大斗争任务，即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他说：“我们跟美帝的矛盾是个主要矛盾”；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始进入到“短兵相接”的阶段；我们对“反动民族主义”也必须坚决揭露，并敢于斗争。他并且用极具鼓动的口吻宣布道：“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的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实践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革命外交路线。基于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要把反美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方向的要求，中共中央这时对西北方向的新疆“伊塔事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而对西南方向上印度武装在边界地区接连不断地在双方有争议地区进行侵扰的行为，则毫不犹豫地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军事反击，一举消除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来自印度方面的边界威胁。结果，等到台湾国民党人准备停当，开始接连对大陆发起小规模突袭活动之时，中国方面以逸待劳，从10月至12月轻而易举地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9股台湾武装特务，计172人，缴获了一批美制通讯器材和枪支弹药。

　　因为确定了大力援助各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对外政策方针，中国自1962年起即大幅度增加援外支出，以便援助各种赞同进行反对美国和反对本国反动统治力量的革命政党和组织。除前述第二个五年计划前后援外款项逐年增加的情况，我们这里还可以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变动的情况，清楚地了解1962年这种援外支出额度变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

　　根据相关统计，1950—1955年这6年期间，中国用于援助外国党和外国组织的款项，占这几年国家财政支出的1.2%左右。1957年，一度达到1.73%。但进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援外支出的数量却大幅减少，1958年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257%，1959年占1.2%，1960年占0.7%。但十分明显的是，1961—1962年经济严重困难，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援外支出却仍在增加。1961年比1960年只增加了1900万元。1962年比1961年猛增了3.35亿元，占到了当年财政支出的2.79%。此后，1963年9.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84%，1964年为12.5亿元，占3.15%，1965年为18亿元，占3.95%，1970年占3.5%，1971年占5.1%、1972年占6.65%，1973年占7.2%、1974年占6.3%。这些援外支出数字的变化，最直接不过地显示出了中国对外政策从1962年开始迅速转趋激进的情况。

       　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在1963年毛泽东的各种谈话及指示当中，相比较于1962年，变化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他再也不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幻想，而是逐渐地开始强调备战问题，并把改变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希望，寄托在各国革命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前途上面去了。

　　如2月19日，在张国华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时，毛泽东在插话中特别提醒与会者：“你们要注意，你们都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要注意军事。只搞文化，不搞武化，是不行的。各省、各大区、中央的同志都要注意。”

　　如3月6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时明确讲：“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还告诉在座的客人，他已经把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告诉了那些仍然在走议会道路的各国共产党人，如印尼党、日本党等，请他们注意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建议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进行准备，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军事上也进行准备”。

　　4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进一步讲：要准备打仗，“你们要我们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我们出兵，我们出兵，要武器可以无代价供给，要财政援助我们尽可能地充分援助。对你们为什么要有代价呢？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这实际是援助我们，不是援助你们。你们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

　　据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受命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具体研究在美国进攻北越的情况下双方配合作战等问题。毛泽东当着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面承认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犯过错误，说：“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是正确的。”双方还共同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后老挝局势右转的情况，准备重新恢复对老挝寮国革命力量的实力援助。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老挝没有越南军队，富马还不是说有越南军队。我看不妨再来一个两个三个南塔战役，富马到时候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去，联合政府垮台也不要紧。”因为“老挝斗争不仅关系到老挝民族，也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被压迫民族”，总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行。“我看老挝问题闯不了什么大祸。”与此同时，按照《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建议》中亚、非、拉广大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区和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估计，中国政府已开始在国内秘密设立训练基地，邀请亚、非、拉各国共产党及各种革命团体派人来华学习从事武装斗争的理论、经验和军事技术，主张各国革命党人尽可能把领导中心搬到农村去，以便发展武装，展开革命。毛泽东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心反帝，我们就支持。”如果对他们的要求不热情，不给予满足，我们就不配称为国际主义者。根据这一精神，许多落后国家的革命分子辗转来到中国要求援助和接受培训。到年底时，已经有一些接受短期培训的人员完成了学习，并得到了相应的经费援助，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去了。

　　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转向援助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对以苏联为代表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展开公开的斗争。自1月27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重要文章。《再论》一文甚至长达10万字之多，全面批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之类的修正主义论调，系统阐述列宁主义的革命与战争的观点。尤其是3月30日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可谓拉开了中苏意识形态大辩论的序幕，引发了随后中苏两党之间长达两年之久的全面论战。

　　对于这场论战的意义，刘少奇在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有过明确的说法，就是：“这次斗争关系到整个世界革命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毛插话：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世界革命还要不要搞，还要不要继续革命，人类到底是解放还是让资产阶级永世压迫下去，是这么个问题。”“我们的方针有这么几句话：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国内政治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也开始迅速左转。中共中央自2月起即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并很快在党内传达贯彻。“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贯彻“前十条”指导思想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和思想路线。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年里，中共中央在实际政策上还是处在一种摇摆不定的过渡状态。

　　比如，在反帝问题上，毛泽东仍旧强调“美国有很多困难，国际国内到处碰钉子。”借用美国人文章中的说法，称“美国好比一棵被虫吃空了的树一样，外面枝叶茂盛，内部空虚”。因此，他明确肯定1961年在越南问题上要小打不大打的方针，说“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的方针，是对的。

　　比如，在反修问题上，刘少奇也特别说明：“和某些修正主义党可以搞统一战线式的联合，不公开的完全破裂，实际上各搞各的。因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矛盾不可能消除的。估计苏中打不起来。”

　　再比如，在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问题上，中国方面这时也未四面出击。恰恰相反，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亲华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府，依旧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政策。刘少奇于4～5月间特地以国家主席身份，前往缅甸、印尼、柬埔寨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缅甸奈温政府因为搞社会主义，国际、国内很孤立，毛特别指示要让奈温多维持几年。故奈温6月提出无条件地与缅甸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北京方面特意敦促在北京的缅甸共产党领导人德钦巴登顶等回国直接参加谈判。毛泽东在与德钦巴登顶的谈话中还明确讲：要争取谈成，要“做奈温的工作，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只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和买办资产阶级”。

　　从毛泽东这时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上，也可以看出，他这时总体上也还是重视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比如，他在9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重提其“中间地带”的观点，讲：“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言外之意，对亚、非、拉大多数国家，以及对欧洲、日本、加拿大和东欧各国，还是要当做与美苏有矛盾、因而具有争取利用可能的“中间地带”来看待，不能一味视同敌人。

　　影响到国内问题上，毛泽东直到1963年夏还明确认为，经济调整的方针还应继续，说1963年、1964年、1965年仍应作为调整的年份。换言之，虽然中共中央1963年在国内开始全面推动阶级斗争，在国际继高举反帝大旗之后，又开始全面发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且暗中开始大力援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但是，中国外交政策还延续着此前的惯性，没有发生急剧的转变。由此也就不难了解，何以1962年中国援外支出大幅上扬到占当年财政支出2.79%之后，1963年的援外支出只增加了1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较1962年只增加了0.05%。

　　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召见了在中国的几名外国友人，即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敦白和爱泼斯坦，以及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柯弗兰和刚刚来华定居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乐等人。谈话伊始，毛照例先客气地与客人们闲谈片刻，聊聊所见所闻及各自经历。但十分钟后，毛即直言相告：“现在，（我们）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斯特朗明确表示自己是外行，但认为美国目前恐怕主要还是想要保住它已经取得的东西。除非它占有很大的优势，否则它不会同苏联打仗的。

　　李敦白认为柯弗兰更有资格谈这个话题，而柯也认为，美国现在在全世界各处都处于守势中，对苏联、东欧虽有攻势，但只是政治攻势而已。

　　爱泼斯坦则介绍了美国报纸一般的说法：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也讲了他自己的看法，说：“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而苏联是一个工业大国，是两大原子弹强国之一。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攻势，不可能不受到抵抗，美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他也承认，“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大战如此，第二次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

　　在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一职，美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如何认识今后几年的国际形势，以便决定相应对策，成为毛泽东面临的一个难题。作为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毛始终坚定地相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他又曾不止一次地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过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隔了二十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间，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同样多的和平时间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呢？在1956年初毛泽东讲这个话的时候，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10年时间了，因此他当时期望还能有11～12年的和平时间。而如今，又过去了将近9年时间，如果按照21年和平时间的算法，距离新的世界战争的到来，则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了。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只看到美苏妥协，却看不到大规模战争迹象的毛泽东，不能不感到相当的困惑。故尽管在中国的这几个美国人对美国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并无研究，毛泽东还是专门把他们找来，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见解。结果，他发现，他们和他一样，也看不出美国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迹象，而且相信美国短时间内也不会把中国当成自己的主要敌人。

　　但是，总参谋部作战部4月25日向副总长杨成武提交了一份报告，杨5月9日上报给罗瑞卿，罗当天分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报告中称：“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的72.7%，舰艇制造业的77.8%，无线电工业的59%，兵器制造工业的44%）。（二）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0个50万人至1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防，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时一起遭到破坏。同时，这些交通要点，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我国现有容量达到1亿~350亿立方米的大水库232个，其中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有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此外，尚有不少中、小型水库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置……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早在一年前，毛泽东就在强调备战问题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这份报告，正是基于毛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而调查起草的。它的结论又再度触动了毛泽东对战争可能很快到来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显然，如果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平年代的时限来看，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就在几年之内。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随后即对中央计划小组汇报的“三五”计划提出了疑问，对李富春等按照他此前继续调整的方针制定的以农、轻、重为序着重恢复农业生产和人民经济生活的计划方案，表示不大赞成。说：“（甘肃）酒泉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到了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说法就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决了。他明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说沿海边疆地区是第一线，京广线沿线中部地区，包括包钢、武钢、湘潭钢铁厂等都属于第二线，西南西北腹地是第三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应当放到第三线上来。毛解释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知道帝国主义哪天会发动战争，但不能再拖了，我们必须马上作准备。“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罗瑞卿讲到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内容时，毛泽东特别插话称：“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有攀枝花嘛！”刘少奇和邓小平随后都补充说，这是因为“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二线。”因为北面出了大修正主义，西北的概念变了。到时候我们也要学蒋介石那样，靠西南吃饭，往西南钻。

　　6月8日、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谈到战备问题。他重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但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

　　16日，毛泽东在对各大区书记的讲话中又谈到三线建设的问题，称：几年前我们计划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从南边先开始。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我们计划北顶南放，如果南边放美国不进来，北边顶又顶不住怎么办？会不会来一个中间突破？比如美国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总而言之，要准备打。”“我还是说中国人多得很，你打死一半，我还有一半。”但各地要赶快趁和平时期搞点枪，等到打起来割断了，就搞不成了。

　　进入到7月间，毛泽东已经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他之所以要在攀枝花建钢铁基地的原因。他在政治局会上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

　　但是，毛泽东这时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更多的还是基于历史经验，在时间上所作的计算。因此，8月初爆发东京湾事件，毛也并不感到意外。他得知消息后，仍旧认为自己的判断不错。他当即下令改变原定去黄河沿岸考察的计划，批示道：“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按照毛泽东年初对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精神，中国党从今以后对外要实行“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因此，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多次向越南方面作过承诺，并且通过中越老三方会议的形式，具体商量过在必要条件下出兵援越的问题。按照三方会商的结果，中方曾明确表示：“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就在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几天前，毛泽东还亲自对越南党的领导人表态说：“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

　　但是，毛泽东真的希望直接与美国交战吗？非也。毛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及高度戒备，说到底还是笃信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其反复计算战争爆发的时间，并不是盼望战争早来，而是在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早有预防和准备罢了。注意到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方公开解释说事发突然，上面并不知情，似无扩大事态的态度，毛马上不提打仗的事了。他转而开始劝说越南方面“不去惹美国”。他明确讲：“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最好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对于越南党领导人关于“东南亚如果发生战争，会起很大变化。这个地区共产党都有基础，搞革命一定胜利”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说：“整个形势的变动，要经过艰苦斗争。国际形势没有大变动，泰国和缅甸不能完全解决，但南越和老挝问题可能基本上解决。”因此，他表示：“很赞成越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

　　当然，毛泽东仍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美国不想扩大战争的任何蛛丝马迹，并且基于历史的经验，怀疑美国会基于社会制度的对立而发动对中国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并不是想要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比如，当年德国就并不是先打苏联，而是先打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没有去打苏联，而是去打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

　　另一方面，美国轰炸越南北方，还是多少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因此，在东京湾事件发生两周后，毛又两度发出指示称：“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中共中央也因此作出决定：（1）一切新建项目，均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也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只不过，在1964年夏天过后，毛泽东对战争方向的担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因为，毛泽东在7月间曾一度公开声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是100年前从中国清朝手里强占去的，“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毛的这段谈话披露后，引起苏方强烈反弹，不仅公开抗议，而且马上开始向中苏边界调兵遣将。如此一来，南大门来自美国的威胁尚未减弱，北面苏联这边又大兵压境，这种情况不能不一度又使毛泽东紧张起来了。10月上旬，他曾几度对外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没有可能？”等等。足以见毛对这一新的形势亦颇感意外。

　　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一成功毫无疑问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是，早在10年前就盼望着自己拥有原子弹的毛泽东，这时却感觉不到拥有原子弹后的威慑力和安全感，反而更加担心来自美苏的核打击。因此，仅仅几天后，他就再度尖锐地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毛泽东再三强调战备，反复强调要立足于战争，准备打仗，其实恰恰说明了他内心里对战争危险高度焦虑，不想打仗。因此，眼看南北战争威胁加剧，他不得不重施故伎，再度把斯诺请来，于1965年1月9日向他大谈了一通国际形势，中心在于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想与美国打仗，也没有向中越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希望他能够让美国政府知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们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

　　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把中国政府再度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年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成功地袭击了波莱古美军基地，击毁、击伤美国飞机20架，击毙、击伤美军100多名。美国方面大为震惊，约翰逊总统下令实施早已制订好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轰炸。而为了彻底破坏北越对南方武装斗争的援助，美国方面又进一步实施了“滚雷计划”，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的战略轰炸，试图毁灭其北方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不仅如此，因为不满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约翰逊总统还正式批准美海军陆战队3500人于3月初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投入对越南南方游击队的作战行动。仅几个月时间，美国派至越南的军队数量，就超过了10万人。至此，越南战争全面升级。

　　毫无疑问，美军的大举介入和对北越的轰炸，使中国方面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情况，尤其是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中共中央迅速于4月2日通过周恩来转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方面转达中方的信息。因为没有得到回应，又进一步于5月28日和30日通过周恩来和陈毅，分别转请印尼第一副总理和英国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中国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直接交战的态度。随后，6月8日，8月20日，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再度委托该两国首脑向美方转达中方信息。其原则与1950年10月初中国政府准备出兵前向美方转达的信息几乎毫无二致。这就是：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二、中国说话算数，朝鲜战争可以证明。三、中国作了准备，目前全国都在动员。四、只要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换言之，中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关系转达信息就是想要告诉美方，只要美国不轰炸中国，中国就不会出兵越南主动对美作战。

　　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方面这一时期战争的危机感异常强烈。从3月到7月，毛泽东曾数度强调，“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美国人来打……美国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大门口”来了。不仅如此，他对苏联的趁火打劫也相当警惕。他为此不止一次地询问外国友人：“可不可能美国和苏联共同对中国开战呢？……你们看，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怎么样？”注意到毛泽东随后几度以半肯定的口吻谈道：“苏修可能在陆上对我们来个大包抄，置你的工事于无用；也可能再从海上来一路，在山东登陆，苏修配合美帝打进来，不是以长江为界，而是以淮河为界。”不难发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非常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

　　不过，一向承诺全力援助越南的中共中央，面对越南遭受美国大举侵略的形势，要想不出兵也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情况确实让中共中央有些为难。在4月12日讨论援越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讲：要坚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将备战与长期计划相结合。包括“援越抗美”的口号，周也主张暂时先不要提，说是因为与抗美援朝不一样，那时是以我为主，“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刘少奇也讲：现在确实很难，我们地面部队一赴越，战争就难免会被引到中国来。但是，难道越南请我们去我们还不去？过去表示过，要我们去就去，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现在退缩不得。

　　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从1965年2月至3月，中国方面就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如发表声明，举行群众性集会示威等。4月初，越南党领导人黎笋率团来华，具体提出了请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研究后，同意派遣志愿飞行人员和士兵，以及公路、桥梁修造人员等赴越，同时准备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越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后，总参谋部即下达命令，正式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赴越执行抢修、改建铁路，构筑国防工程和修筑机场等项任务。人大常委会这时也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做好充分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时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战斗。考虑到战争危险，中共中央则以中发（65）第208号文件将加强备战指示稿下发至县团级党委。指示稿中明确写道：“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我们对于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一方面，毛泽东十分担心大战到来，因而高度重视战备，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尤其要避免两面作战；另一方面，他这时仍旧格外看重世界革命，极力想要通过周边国家的革命和反抗来牵制美国，从而巩固自身的安全。因此，还在1964年，他就在全面推动国内的各种战备工作的同时，继续扮演着推动周边国家，乃至于拉美各国武装斗争的重要角色。毛泽东明确讲：“最好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因此，他对越南南方的抗美战争非常满意，多次表扬，并希望把这种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推广到周边更多国家中去。

　　比如，鉴于老挝右派和中派的力量始终占据着优势，左派力量发展不起来，毛泽东一直很不满意。在同越南党领导人商量办法时他特别谈到这一点，称：“老挝打的仗也怪，这个国家有二百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总得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不然战争永远不能结束。”因此，他明确赞同越南出兵帮助老挝革命。对于越南希望中国方面也出兵帮助的问题，他也并不反对，只是表示要以越南为主。而他对出兵问题的基本意见是：“如果出兵，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真正能够做到帮助老挝打歼灭战，歼灭敌人数千名，狠狠地打击老挝反革命，并且协助老挝同志做好群众工作。”

　　又如，毛泽东对美国总是能够利用泰国作为其控制东南亚的跳板和基地一点，非常不安，明确主张应当在泰国发动武装革命。他为此特别提出：“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对泰国很值得注意，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

　　在1965年，毛泽东一面积极避免与美苏发生大规模战争，一面还是坚持鼓动各国革命。他坚称：“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各国反动派也好，都是可以打倒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不管有多少个赫鲁晓夫，不管古巴领导人怎么样，不管印尼右派怎么样猖狂，要想把人民革命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人民的胜利也许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就是了。”

　　如何引导人民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这时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到农村去。在与巴西和印尼共产党人的谈话当中，毛泽东再三说明了他的这一观点。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林彪于9月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一文。文称：“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林彪的文章，以及与政府和平共处十几年的印尼共产党一朝倾覆，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武装夺取政权，特别是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极端必要性。还在8月初，在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曾直截了当地鼓动他们：“印尼右派是有决心夺取政权的，你们有没有决心？”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当即表示了很强的敢于夺权的信心。然而，一个多月后，因为过分相信军队中的左派力量，同时党又集中在城市中，印尼共产党刚刚开始作夺权的准备，就招来了印尼军方的血腥报复和镇压，有数百万党员很快便土崩瓦解了。毛泽东因此明确批评印尼共产党称：印尼党的失败，就在于它没有真正重视农村和农民，没有到农村去。但是，他仍旧对印尼共产党的革命寄予期望，称：这次失败也未必就是坏事，就像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时没有一点精神准备，被蒋介石杀了以后，造反了，就好了。现在印尼（反动派）要杀到一百万（共产党员）就好了”。“印尼（党）现在有三百多万，近四百万党员，杀一百万就搞成功了。”想当年我们被蒋介石国民党害得只剩下几千人，如今“印尼剩下五十万就好了。我们就是几千人搞成功的嘛！”

　　由上不难了解，中国这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点是，既要尽一切可能避免中国与美苏直接发生战争，又要尽一切可能推动各国人民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革命战争。

　　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1966年，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社会顿时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由于“文革”把所谓的阶级斗争推向了最极端的形式，从而造成一切对外工作也都被视同为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一度完全被对外宣传中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鼓吹和煽动世界革命的方针所取代。就连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公开告诫外交官们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成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还有敌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在向我们进攻。” 搞好使领馆工作，就是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这时更是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文章，大谈世界革命伟大时代已经到来，宣称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毛泽东也公开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当然，他也同样十分推崇林彪的说法，即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毛特别指示应当将林的这个讲话录音播放给全军人员和全体红卫兵听。据此，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这篇讲话。

　　带着这样一种狂热，中国的红卫兵冲击国际列车，在外国列车上张贴标语和毛泽东画像、散发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的小册子；参加外国艺术节演出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演出过程中每演一个节目都念“毛主席语录”，或高呼反帝口号，与外国观众对着干；中国驻外人员，从外交官到新闻记者，不顾所驻国政府反对，到处发送宣传品和毛泽东像章，并参加当地华人华侨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煽动革命造反；香港发生劳资纠纷，左派支持罢工，与香港当局冲突，学红卫兵到处张贴大字报，受到港英当局压制，中共港澳工委及中国外交部均出面支持“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号召港九同胞组织起来“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最终导致北京的造反派们围攻并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把革命与外交混为一谈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7年间围绕着是支持马来亚共产党，还是给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外交承认的问题，毛泽东所作的选择。当时，中国外交部已经有意承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表示了这样的意愿。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对毛表示了异议，毛泽东当即表态：“匆匆忙忙干什么。你承认他，他不承认你。同外交部谈一谈，这样的事情应该事先同他们（马共）商量。”相反，当陈平提出希望中国以较大的力量来援助东南亚革命，争取同时在几个国家大搞，以便牵制美国的提议时，毛泽东当场表示赞同陈平的意见。他明确讲：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为了帮助马共扩大政治宣传和影响，他对陈平提出的请中国方面帮助建立对马来亚民众进行革命宣传的马语广播电台的要求，也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认可。

　　同样，一直表示希望帮助缅甸奈温军人政府存在下去的中共中央，“文革”开始后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先是缅共中一些人跟着中国在缅甸也搞“文化大革命”，中国使馆与新华社驻仰光分社人员一起卷入其中，在缅甸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毛泽东像章等，导致缅甸政府下令禁止，进而引发华侨及留学生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对抗，缅甸迅速出现反华骚乱。中国方面随即表态支持缅甸华人，事态愈演愈烈。华侨学校、新华社分社、中国武官处、经济参赞处及使馆本部，均遭冲击。中方因此又是照会，又是抗议，又是数十万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双方斗争不断升级。毛泽东还批准提出“打倒奈温”的口号，《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斥责缅甸政府是反革命法西斯。于是“打倒奈温”、“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口号一时响彻北京街头，上百万群众包围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中共中央还批准缅甸共产党在华领导人公开活动，新华社也广播了缅甸共产党发表的声明。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根本改变了对建交国缅甸政府的政策，决定支持其反对党推翻其政府了。

　　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批准并协助已来华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甚至明确地告诉老挝人民党和缅共的领导人说：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和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通过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的办法，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

　　这时大批派人来华学习军事的还有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和革命者。如印共左派到1967年就已派出三批学员来华秘密学习游击战争的方法。他们都是通过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找到中国大使馆，由大使馆派向导按指定路线进入中国，学成后再到西藏进行武装实习，然后再回到印度去。毛泽东还特别约见了印共左派第二批学习代表团的成员。毛明确批评印共搞合法斗争，跟政府搞妥协，对人民进行欺骗，说“和平过渡，将来搞社会主义，那是一些假话”。他断言，“印度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印度人民要把这一套统统搞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关”，“你们从推翻地方政权，夺取地方政权机构，夺取土地这样的方式开始”是对的。毛泽东还许诺说：“将来印度革命人民建立了政府，就和你们订一个条约，把这条线（中印边界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那些地方都给你们，但现在我们一寸土地都不让。”

　　由于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均已陷入低谷，而对中国的直接战争威胁反而不甚严重，因此中国方面这时明显不再重视外交工作，而是一心一意地想要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了。毛泽东这时甚至想要把武装斗争推广到有着美军基地的泰国去。为此他多次要求老挝党帮助泰国人建立武装。说现在泰国境内发展游击战争很重要，最好把解放区扩大到泰国去。因为主要的敌后地区在泰国，不在你们本国。你们把泰国赤化了，这个地方它就走不掉了。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他说：“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你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呀？谁让美国飞机以泰国为基地起飞轰炸老挝的解放区呢。当他得知在中国的帮助下，泰共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小块的根据地时，他高兴地告诉泰国共产党人：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他还多次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泰国共产党搞得好，很有前途，很有希望。

　　很显然，眼看越南战争对美国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也陆续开始展开了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宣称：“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

　　仅仅两三年时间，中国因为“文革”所掀起的狂热革命浪潮，不顾一切向外输出革命思想，导致同本来就不多的建交国或半建交国接连发生外交纠纷和冲突，甚至造成双方断交。1966～1967年中国先后与建交或半建交的总共40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发生了严重外交纠纷。其中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法国、英国、瑞典、瑞士、阿尔及利亚、也门、突尼斯、刚果、肯尼亚、马里、蒙古、印度、尼泊尔、锡兰、缅甸、柬埔寨等。不少国家则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了其驻华使馆，有的干脆中断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期间先后与中国断交的国家就有4个，即印尼、加纳、中非、贝宁。而因为坚持以反帝必反修来衡量敌我友，还导致中共先后同仅剩的几个“兄弟党”，如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共产党，也发生了纠纷甚或冲突。由此影响到经济贸易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全面萎缩，国际交往也越来越少，中国由此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其实也很清楚。他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但他显然还并不想对外交政策作出新的调整，因为通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他注意到：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且“凡是乱得彻底的地方，形势就好”。而且，他一直认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即台湾问题也不能真正得到解决。换言之，援助各国人民革命，实际上是援助我们自己，“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

　　“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不过，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8年，已经过去了23年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1年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两年，却还是丝毫也看不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子，这件事情还是让毛泽东想不明白。1968年8月20日，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得中共中央紧张了一下，但欧美世界对此并无太大的反响，一切很快又平静下来。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许多地方的紧张形势，迄今为止也始终只是局限在局部的范围之内，总也不能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与战争，难道是列宁主义的理论不灵了？

　　在1968年底，毛泽东感到自己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越发看不明白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就是战争”这样的论断，是不是“不灵了”？

　　11月28日，毛泽东特意找到来访的对欧美国家比较熟悉的澳共（马列）总书记希尔，与他进行了长篇谈话。这是他第一次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讨论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会打？

　　希尔认为，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性，但是它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困难，一时还没有力量发动世界规模的战争。

　　毛泽东随后谈了他的困惑所在，即：就实力而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是有条件打的，其次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战败国也有打的条件。但英国和法国看来是不大想打的。就是日本和西德，现在也看不出它们想打仗。因为它们本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西德想统一德国，日本想收回冲绳，取得真正的独立。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也与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第二次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这就和第一次大战后的情况不同。再比如，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美国这个国家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会参战。而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20万部队，在越南有50万，在朝鲜还有7万多。另外在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泰国也都驻有军队。这就是说，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打些小仗还可以，要打大仗就困难了。

　　但是，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长期不打仗，资本家就不高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都应该是要打仗了。但为什么看不出来呢？毛泽东很坦率地表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

　　当然，毛泽东表示：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对于工人运动和对于学生，以及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来说，我们并不希望马上打仗，能够“再有五年的（和平）时间，就会比较好了”。问题是：“日本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年了，再有五年，就是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不打仗吗？”这好像有点说不通。因为，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们是离不开战争的。会不会因为有了原子弹的关系呢？因为“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的理论是原子弹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战胜者。美国也这么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人数相等，美国现在在越南就感到兵力困难，真正要打大仗它们更会感到人力不足。“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它们怕消灭本国的人口。”毕竟它们希望靠自己国的人来统一这个世界。

　　毛泽东最后表示：“我只出这么个题目，我也作，请你也作”，我们都考虑一下：“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从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论断的毛泽东，从内心里极度渴望战争与革命的到来，对于既不打仗又不革命的现状，颇感难耐，因而十分困惑。但是，尽管他对列宁主义的这一论断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他却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思路和逻辑，依旧渴望新的变局很快出现：或者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爆发大规模的革命。

　　因此，当1969年3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依旧坚持了列宁主义的这一观点。报告宣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结语

　　综上所述，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确实在持续激进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转变，到“文革”期间几乎达到顶点。但是，这种激进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即一方面，它始终是处于一种渐进的状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对中国自身利益影响最大的中美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另一方面，其咄咄逼人的政策转变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自身利益的强烈诉求在起作用。因此，除了“文革”中短时间的混乱情况以外，其政策的激进程度自然也不能不以它对中国自身的利害关系为转移。毫无疑问，由于毛泽东和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特点及其思维惯性的作用，中国对外关系的渐趋激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注意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自身利益的关切程度及其诉求的强烈程度，我们也不难发觉，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牵制作用也是巨大的。换言之，如果美国不是采取过分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的对外政策走向，在相当程度上未必不会有所改变。同样，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把中国自身的利益放在其对外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才会有197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调整与修正。

　　（相关简介：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