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提高劳动所得是大势所趋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比重却节节上扬——
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杨宜勇认为，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尽管已出台最低工资制度，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工资增长机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宜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在实现企业信息公开化的基础上，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杨宜勇说。
杨宜勇提醒，垄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区别分析。“在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劳动付出不多，工资却不低，这就不属于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杨宜勇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本报记者 崔鹏
人民日报晒不同行业民众收入 吁完善分配政策
扩内需，促消费，关键在于钱袋子。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腰包究竟咋样？你的收入涨了还是降了？生活支出多了还是少了？日常生活质量是不是有所提高？对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又有啥期待？带着这些问号，本报记者深入基层，分头采访了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状况的普通人，请他们晒晒钱袋子，算算收支账。或许您能从中看到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子。真心期盼国家的有关政策更完善，大家的收入水平步步高。
——编者
淮北打工者王保献
企业好了，收入才能好
本报记者 朱磊
“算算收支账？家长里短的，您让俺怎么说得清啊？”听到记者的采访目的，王保献笑着说。
“那就说说您今年存了几个钱吧！”
老王眼睛一亮:“今年的结余要比去年多，到现在手上已留了8000元，比去年多了几千元！”
王保献是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人，去年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他辞工回到淮北，在老家附近的宝迪肉食品有限公司找了一份新工作。
“公司刚开始每月800元工资，但俺是熟练工，很快就转正，现在每月能拿1500元左右了。”王保献笑道，“跟在外面打工拿的钱是差不多的，可外面拿2000元不比在这里拿个1200元啊，家门口打工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天天回家，算算衣食住用行，哪样不省钱啊。”
交谈中，乐观的老王也有不少担心。
首先是物价。一提物价，老王就叹气，积蓄都得从牙缝里抠，为啥？“物价涨得太快！不说别的，咱淮北人爱吃的蒜苗，今年比去年涨了3倍，6元钱一斤，咬咬牙，俺们就不吃了。”
其次是教育。老王的儿子上高二了，对于未来，老王说:“大学的学费是一笔不小开支，就算砸锅卖铁俺也要支持他读书，不过说实话，家里就靠俺一人支撑，的确很辛苦。”
老王还有一个期盼，是早日将自家3间小平房变成小洋楼。老王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但手头积蓄还买不到城里的小半间房子，在家乡盖楼房，也差得很远。俺不能总挤在那几间小平房里不是？”
王保献最后说，“现在，工人就盼这企业增收，企业经营好了，俺们工作才能稳定，工资才能稳中有升。”
-富锦粮农孙圣海
让农民腰包有个“底儿”
本报记者 朱隽
33岁的孙圣海是黑龙江省富锦市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他们家5口人名下的土地只有5垧，但他“耕作”着的土地却有337垧。他一年的收支账，也要从这算起。
337垧地里，67垧是孙圣海从同村乡亲们那里转包的，种的是水稻；265垧是从附近的前锋农场承包的，种的是大豆。同样的两种作物，却让孙圣海的收入在两年间经历了从峰到谷的变化。
“主要是靠天吃饭，粮食收成没保障。”去年天帮忙，虽然水稻和大豆的价格都不算高，但土地的丰收给孙圣海带来了70多万元盈余。今年天公不作美，春天大旱和随后的连续阴雨让大豆产量只有去年的1/3，面对与去年持平的价格和5500元/垧的成本，一垧地孙圣海就要亏上2400多元。过低的价格让他不得不把打下来的大豆存在家里待价而沽。虽然今年的水稻实现了1200多斤亩产，又卖上了0.98元/斤的高价，扣除成本一垧地可收入6600多元。但是两相抵扣，孙圣海今年在种地上还是要亏将近20万元。
在孙圣海眼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可家里的支出逐年走高。吃穿花不了多少，一年家里5口人有个万把块钱足够了。但是住、行、孩子教育费用、人际关系的开销越来越大。小孙家去年买车，今年在市里买了房，油费、汽车的维护费、房贷、物业费一年下来得6万多元。小孙的儿子上五年级，学费、书本费都已不收，但补习费却看涨，一年也得将近七八千元。当然，今年有一项消费让小孙挺开心，就是享受家电下乡政策买的冰箱，2700多元的价格享受了13%的补贴，他觉得挺划算。
对将来的收入，孙圣海既有信心也有担心:大豆价格连年走低，最近不少农民都准备把种大豆的地改为种水稻，“希望国家对大豆也实行最低价收购，让农民的腰包有个‘底儿’。”他说，虽然近年农民种粮有各种补贴，看病有新农合，也有了养老险，但乡亲们还是觉得农业生产风险大，收入不稳定，后顾之忧还挺多。小孙希望国家能为农民建立更完备的保障网，让农民即使遇到天灾也能安稳地生活。
-重庆白领晓观
薪水单涨幅太少了
本报记者 侯露露
见到晓观，是一个工作日下午，他正和朋友在重庆南滨路的露天茶座喝茶。
26岁的晓观供职于重庆一家国际著名的金融公司，与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眼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去年9月雷曼破产，没多久就听说公司把原本已定好的员工薪水单重新做了。”公司每年10月会给员工发一份薪水单，列出当年员工的薪水以及下一年将拿到的薪水。“薪水单发下来一看，涨幅少了，按惯例我下一年的薪水应该是每月6000多元，但实际只有5000多元。”
薪水少了些，晓观并没太在意。真正让晓观感到危机的严重性，是在去年底，晓观所在的公司开始要求员工休无薪假，晓观的假期是15天，被平均分配到2009年的每个节日。同样开始执行的还有低薪长假制，员工可自行选择休1年到1个月不等，每月薪水为正常薪水的20%。
假期多了，是因为工作少了。晓观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两部分，一是给上市公司做常规年审，二是在公司上市过程中提供帮助，“以前两类业务量大概各占一半，近两年后者的业务量明显下降，而前者涉及的许多企业会因年景不好而要求降低年审费。”
今年10月，晓观收到了年度薪水单，“非常吃惊。”按惯例在公司工作第三年的员工如考核合格，月薪将升至1万元，但晓观的薪水单上只有8000多元。“大家都很沮丧，毕竟4位数和5位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尽管如此，晓观说他依然会留在公司努力干。晓观感觉一切在逐渐好转，“以后这样在工作日出来晒太阳的机会肯定少多了，但愿明年的薪水单涨幅不会像今年这样让人难接受。”
-沈阳工程学院老师田旭
希望工资改革更到位
本报记者 刘文波
“宝宝，慢点走，别着急。”35岁的田旭一边说一边赶紧伸手去扶蹒跚学步的孩子。
“累嘛，那是应该的。关键现在养个孩子，费用高着呢，自从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家长们都买进口奶粉，我家也不例外。一罐100多元，孩子一周就喝完了，还得添加各种辅食，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田旭说。
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东北，但身为沈阳工程学院技术经济系副教授的田旭，由于工作在事业单位，收入不高，但依然稳定。她每月收入平均在3000元左右，丈夫在市政规划设计单位工作，收入比她稍高一些。
“收入少，支出也就简单了”，田旭掰着指头算起账:衣食住行占总支出的90%左右。家住8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商品房，贷款买的，还要月供还贷2000元。
前些日子公婆在这儿帮着看小孩，70岁的老人了，照料日渐调皮好动的小孩有些吃力，可有什么办法呢？保姆不好请，就算请到了，每月要多支出大概1000元呢。田旭在读辽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家里家外连轴转，这一年忙得不可开交。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应急啊！”
对收入分配，田旭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应通过二次分配以多补少，千方百计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
“中央和地方开展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还没改到我们单位呢。”田旭期待着下一步的工资改革能合理调整工资结构，体现工作的强度、难度和知识技术的含量与价值，“希望工资能体现一线员工价值，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线员工承担的。”
-昆明企业主肖静
盼给经营者减点负担
本报记者 徐元锋
“普洱茶正处在回暖期，又遇上金融危机，市场调整时间会更长些。”坐在自家店里呷一口茶水，肖静淡定地说，虽然收入不稳，危机加重了经营困难，但也是一个优胜劣汰过程，“让我面对市场经营消费时更理性。”
肖静名片上印的是“云南茶马王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现有七八个人，作为大益公司经销商，分别在昆明两家茶城拥有两个铺面。2003年从昆钢内退后，她和亲友组建公司进入普洱茶市场，2004年销售额还不到20万元。今年她开店的总费用都过50万元了。
“这几年总体讲，经营成本更高了，而收入却很不固定。从成本上说:铺面租金从3万多元一年涨到7万元；给每个员工多花3000多元买养老、医疗保险；员工工资也从七八百元涨到一两千元。从收入上讲:2006年起，普洱茶经历炒作风潮，30公斤一件的茶叶被拉高到1.2万元左右，从2007年4月起又一路降到3000多元，现在恢复到六七千元。”
肖静说自己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公司，但公司账目是独立的。家庭开支基本固定:孩子已毕业在自家公司工作；家里养两部车每年花两三万；今年4月买下的一处房产要月供5000元；其他柴米油盐的花销若干。以前老羡慕人家开大排量的车，如今觉得还是经济实用的最好。
谈起收入分配政策，肖静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劳动者的保障要求不断提高，“以前一些人对员工的保险能拖就拖，现在要交了，”这是好事；但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困难时国家政策就要多拉一把，“比如加大对劳动者社保的投入力度，以及降低经营负担。解决就业的大问题终究还要靠千千万万中小企业。”
发改委上报收入分配调节方案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收入分配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钱包，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在争议中走走停停。
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这轮改革再次起步。
今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指导意见》)。
据报道，10月21日，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相关权威人士透露说，诸项改革可能于今年内陆续出台。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过低和过高都不正常。过低意味着极度平均，过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一般来说，基尼系数0.3为正常。我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指导意见》重点考虑薪资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将出的《指导意见》主要是理顺国家、企业、老百姓三部分的分配结构关系，同时也包括二次分配中财政收支中拿出多少用于社保、教育等问题，甚至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业也都涉及到了。”苏海南表示，《指导意见》实际上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大政方针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一个全局性的宏观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就是按照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怎么做实，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指导意见》在今年5月份上报国务院之前的征求意见稿，曾征求过国家发改委社会学所所长杨宜勇的意见。作为研究社会学的资深专家，杨宜勇感同身受。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这次《指导意见》出台的重点。《指导意见》将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杨宜勇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调整是双方面的，高的要往低处调，低的往高处调，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杨宜勇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垄断行业高收入、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离退休人员工资以及低保等方方面面在《指导意见》中都会得以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指导意见》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是采用分类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
然而，《指导意见》提交国务院已近半年，之前有消息说今年有望出台，到现在仍未有音讯，个中原因引发诸多猜测。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非常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失的背景下，出台会更为谨慎。”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杨宜勇认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在研究过程中达成共识的方案陆续出台了。
例如，9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分三步走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到2010年1月1日起，事业单位将全面实行绩效工资制。
再如，9月16日，由人保部牵头制定的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规范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意味着，一直以来备受瞩目、饱受争议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有望尽快得到进一步约束和规范。
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始于1980年代。1985年国务院发文规定实行“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收入分配制度。
业内人士据此认为，今年展开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收入分配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影响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这并非危言耸听，日前中国社科院针对252名青年经济学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8.4%的受调查的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引起各类社会问题，最终还将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直在关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呈倒丁字形，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分配改革最基本的还是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就业率。如果过剩的劳动力太多，真正失业的人也就会多，劳动的参与率就低，分配能力就下降。
“在国家、资本和劳动三个分配结构中，国家是用权力分配的，企业是用资本分配的，劳动者主要是用劳动力来分配的。如果劳动者失业了，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可能是用权力和资本进行分配了，因此，必须提高就业率。而要提高就业率，就应该鼓励更多的老百姓去创业投资，要有更多的小老板。”周天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要对中小企业创业实施减税、减费措施，让大量的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
周天勇强调说，“要缩小贫富差距，还要从产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我国40%的劳动力还在农业，而我国服务业就业比例目前可能只有33%，与我国人均GDP相同水平国家一般在60%左右。所以，要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尽快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加大劳动者参与国民经济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