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劳动所得过低？

包海松 2010-06-24 09:26:53
我国当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这已是尽人皆知。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到底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劳动所得过低而资本所得过高？
国民与企业财富的增长源于国家财富的增长，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国民的劳动、对外贸易等。当然技术的进步作用巨大，这也是属于国民劳动的一部分。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属于全社会共同的财富，每个劳动者都理应拥有其中的一份。理论上一个人的收入最少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个人劳动所得及自己所占社会财富份额的增值部分（国家红利）。国家经济越发达、自然资源越丰富，红利所占比例就越大。
但是在中国，劳动者分为两个体系：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内系统与不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外系统。体制内的人员享受大量福利、享有较高的收入，支配着绝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体制外的普通大众几乎没有直接享受到任何国家财富增长的好处，只能靠劳动得到微薄收入。土地的升值给他们带来的是高房价；矿产的开采给他们带来的是无穷的污染。
与此同时，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被地方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资本方。资本方在各地、各级政府一个比一个更优惠的招商政策支持下廉价获得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并随着央行大量发钱，市场通货膨胀，资方由于拥有资源性产品，越来越变得富有，越有钱就越能拿到更多的土地等资源性产品。而普通劳动者由于在土地、矿产资源的获得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并不能从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中获得收益。且各级政府在土地、矿产资源等的出让上并没有考虑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普通民众的福利基本为零。
不但是土地资源，中国的信贷等金融政策也偏向资本方。普通民众靠劳动所得不多，但我们事实上的通货膨胀政策在一点点吞噬劳动大众的收入。一方面是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是不断调低的存贷款利率，这一正一反让资本方获得更大优势。
除了有形资源，看不见的资源——“政策”也是有利于资本方。各地为了招商引资提出种种优惠政策。有优惠就必然有让利，地方政府主动让出的并不是体制内人员的利益，而是普通劳动者应得的“利”。有中国特色的各地招商引资事业正在以“合理”的面目不合理地剥夺了普通百姓的福利，使资本方获得更大利益，而普通劳动者劳动所得越来越低。
由于没有得到国家财富分配机制的荫护，普通劳动者为生计被迫互相压价争夺工作，这又导致劳动所得越来越趋向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虽然没有在实际工资上体现出来，但在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体制内的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体制外的普通劳动者收入极其缓慢就是这一趋势的一种表现。劳动所得过低又制约了内需的增长，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作岗位与劳动收入的增加，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第三产业比重太低是造成劳动所得比例过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各地大力发展的是资本密集型第二产业，这样的产业产出的GDP很大，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政绩；但吸收的劳动力不会太多，劳动所得在GDP里所占份额自然不多。美国超过70%的从业人员在从事第三产业，中国比美国落后近30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落后近10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发展第三产业大有潜力。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吸收大部分劳动力，能极大地缓解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局面，将很大程度上扭转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增强劳动者加薪的谈判势力。
然而中国这么多年来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就在于分配制度不合理。少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财富，他们早已处于消费饱和状态；而大部分人只能拿到很低的报酬，且被排除在国家财富分配的系统外，没有福利保障、收入难有保障，自然不敢放心消费。所以要发展第三产业必须解决好分配问题，让百姓有个良好的稳定预期。
员工依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被限制也是造成员工收入过低的一个因素。由于地方政府的害怕，员工依法行使表达自己意愿的集会、罢工、游行等权利往往被限制。当工人方方面面的权利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时，就等同于把这些权利的显性价格压制到零。在现代大型企业的架构下，单个劳动者的谈价势力非常有限。要提高工人的谈判实力，关键是工人和其他员工必须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工会代表自己去与资方谈判。前段时间广州本田工人的罢工就是个很显著的例子，一直不愿加薪的资方在工人罢工抗争下同意加薪，而富士康十二跳后的加薪只能让人无限唏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清楚地知道：“造成资本所得过高，劳动所得过低”的实质原因是劳动者权益被漠视。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资本所得过高、劳动所得过低的问题必须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出发，真正落实普通劳动者参与国家财富分配、享受国家福利、依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基本权利。从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方面入手，改革这些基本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收益权。对土地、矿产资源等征收暴利税；停止不合理的过于偏袒资本方的招商引资政策。
无论是出于扩大内需，还是为了社会和谐，都到了必须改变劳动收入过低的时候了。只有改革分配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使国民收入与GDP的增长相适应，让劳动者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